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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一个奇迹国家的诞生 第十二章 政治、和平与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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纳哈尔奥兹基布兹（Kibbutz Nahal Oz），由纳哈尔旅前成员于1953年建立，位于加沙地带边境，建立以来便遭到巴勒斯坦近邻的入侵和袭击。加沙地带遍布了阿拉伯难民，包括一些被基布兹占领村庄所造成的难民。1956年4月29日，该基布兹成员，同时也是加沙边境指挥官的罗伊·罗斯伯格（Ro’i Rothberg）在骑马巡视时被袭击致死。那是个春天的早晨，罗斯伯格看到一群阿拉伯人正在基布兹地区盗割小麦，就像往常一样骑马把他们赶走。但这些收割者们突然跑得无影无踪，转而冒出一批阿拉伯武装人员，他们向罗斯伯格开枪射击，击碎了他的脑袋，并把他的尸体拖到了加沙地带。当联合国观察员将他的尸体交还给以色列时，很明显尸体遭到了虐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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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总参谋长摩西·达扬出席了罗斯伯格的葬礼并在墓碑旁致悼词，以塑造以色列人对国家的认同，至少在六日战争之前的认同。在对巴勒斯坦难民恨犹太人移民表示理解，甚至对他们表示同情的同时，达扬强调了犹太复国主义定居点进退两难的境地。“对于我们这一代人来说，没有钢盔和大炮，我们种不了一棵树，建不了我们的家园，这是我们这代人的责任，”达扬声称，“这也是我们这代人的命运，是我们生活的选择——抱着坚定和坚强的决心，时刻武装和备战，以免敌人的刀剑削弱我们的拳头，夺走我们的生命。”他将罗斯伯格描述为年轻的追求和平的理想主义者，并总结说：“他被内心的光明蒙蔽了双眼，没能看到锐利的剑光。对和平的渴望遮住了他的耳朵，而没能让他听到谋杀者埋伏的声音。”达扬以《圣经》里的英雄参孙为隐喻，评价罗斯伯格说：“加沙的大门对他的肩膀太过沉重，最终压垮了他。”[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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罗斯伯格的故事浓缩了以色列前10年的政治和安全问题。独立战争后，以色列与埃及、外约旦、叙利亚和黎巴嫩签署了停战协定，这些暂时性的停战协定一度被认为可以导致和平条约的最终签署。为此，联合国在1949年召开了洛桑会议，但是在美国居中调停的谈判与磋商中，显示出各方之间巨大的鸿沟，很显然，在不久的将来，是不可能达到和平局面的。一向认为犹太人是虚弱而可怜的阿拉伯人，却被犹太人所完败，这令他们非常震惊。这在他们自己和整个世界看来，都觉得十分丢脸，同时也暴露了自身存在的弱点，但失败并没有改变该地区的力量平衡。犹太人在中东仍然是少数民族，而阿拉伯人仍统治着广袤的领土，其所拥有的石油和人口都远远超过以色列。对他们来说，接受一个非穆斯林实体对巴勒斯坦部分地区的控制是不可想象的，尤其是这个实体在非洲和亚洲阿拉伯国家之间造成了实质的分裂。他们把这次失败看作暂时的挫折，是阿拉伯社会结构性弱点的结果，要通过推翻阿拉伯国家的反动政权来加以纠正，从而使他们准备好从中东地图上抹去具有侵略性的外国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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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媒体和官方的言论集中在“第二回合”——能够消除1948年耻辱的另一场战争。他们认为，停战协定不是和平的序幕，甚至不是战争状态的结束（这是按国际法要求的），而是一种临时安排，以阻止以色列的侵略，直到最后算总账的时刻到来。与此同时，他们觉得自己有权尽其所能，在不发动战争的情况下让以色列人的生活变得悲惨，但他们仍然觉得无法打赢战争。阿拉伯联盟宣布了对以色列的经济抵制，这阻止了许多西方公司与以色列的贸易，以免阿拉伯人对它们施加类似的抵制。埃及公然违反国际法，禁止以色列船只通过苏伊士运河，还随即禁止载有包括石油在内的“战略物资”到以色列的船只通过蒂朗海峡。国际社会提出抗议，但最终接受了这种状况。阿拉伯解释停战协定是暂时的，这意味着，阿拉伯难民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持久的权利，而同时，以色列所占有的土地和水都是非法的。阿拉伯人解释停战线只是暂时的，这意味着阿拉伯难民对他们的土地拥有无可争辩的持久权利，以色列正在非法使用它所占领的土地和水权。阿拉伯人还声称，根据停战协定，巴勒斯坦人保留反抗剥夺他们财产的权利，阿拉伯国家会一直支持巴勒斯坦人。而以色列方面认为，停战线是根据国际社会批准的停战协定划定的合法边界，该边界线规定了以色列国家的版图。在这些边界内，以色列有权采取任何它认为合适的行动——这意味着它可以在巴勒斯坦人拥有的土地上建立定居点和安置犹太人。以色列人还声称，停战协定规定阿拉伯国家必须阻止它们的军队，不论是正规军队还是非正规军队，对有权在其境内和平生活的以色列采取敌对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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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认知上的差异表现在几个方面。阿拉伯国家认为自己没有义务阻止其居民侵入以色列领土。在与埃及和叙利亚签订的停战协定中，以色列同意在有争议地区建立非军事区，但在边界两边对“非军事化”的解释各有不同。以色列认为这些地区是自己的，其附带条款是禁止部署军队。与此同时，阿拉伯人反对以色列在非军事区内原为阿拉伯人所拥有的土地上耕作。以色列人竭尽全力将其主权扩展至边界，尽管这导致与叙利亚和埃及军队的冲突。正是在这样的边界冲突中，罗伊·罗斯伯格遭遇了杀死他的凶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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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拉伯国家尚未准备好进行和平谈判，但停战局势对以色列也是很有利的，因为任何和平谈判可能涉及要求以色列做出广泛让步。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和其助手在洛桑会议上讨论以色列策略的时候谈道：“与阿拉伯国家的和平并不是至关重要的。”他补充说：“当然我们也希望和平，但是不能迅速推进，要慢慢来。”[2]以色列政府在广泛的公众舆论的支持下，有几条原则是不会让步的：不会从1949年已经确认的边界——绿线撤出；阿拉伯难民不准返回；西耶路撒冷仍然是以色列的首都。这些要求反映了以色列在1948年漫长而艰苦的战争中所获得的地理和人口优势，而以色列决定不惜一切代价保有这些优势。而对于阿拉伯国家来说，他们根本不打算承认以色列，甚至也不承认1947年的边界（联合国分治计划），并且继续要求彻底消灭以色列。以色列人认为，他们做出的任何让步只会成为要求进一步让步的前奏。事实上，以色列一度同意吸收特定数量的阿拉伯难民。但如预期的那样，谈判无果而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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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0年，在罗得岛停战谈判期间，甚至在洛桑会议上，以色列政府对和平协议可能取得进展的乐观情绪已经消失，被悲观主义取代。以色列必须学会与对自己抱有持久性敌意的阿拉伯人共处，不再奢望和平谈判，而是通过增加国家人口，增强经济实力，壮大军事力量，用强有力的手段来解决与阿拉伯人之间的矛盾。换句话说，停战协定使人们可能把注意力从军事转移到民用领域，这对建立以色列的长期实力至关重要。达扬在罗伊·罗斯伯格的葬礼上的悼词表达了一种冷酷而清醒的事实，即为了生存，以色列国家至少有一代人被迫生活在枕戈待旦之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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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各方都在谈论“第二轮”战争，但直到1955年，没有任何迹象表明阿拉伯国家正计划对以色列开战。1952年，自由军官运动在埃及发动了一场政变，新政府参与了一场反殖民斗争，试图将英国从该国赶走。约旦国王阿卜杜拉也曾试图与以色列达成和平协议，但谈判一再失败，要么是因为以色列在一些小细节上不妥协，要么是因为国王觉得自己无力见证如此令人瞩目的一步，因为约旦有一半人口是巴勒斯坦人。1951年，因为与以色列的谈判，他遭到暗杀，这使得和平协议退出议事日程。叙利亚也发生了数次内部斗争和政权更迭，自从胡斯尼·扎伊姆（Husni Zaim）被暗杀以来，没有愿意和平谈判的新统治者，但也没有显示出任何好战。20世纪50年代初，以色列国防军的备战和警戒状况有所下降，这几年阿拉伯世界的威胁与其说是实际的威胁，不如说更多是口头上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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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紧迫的问题是所谓的“日常安全”，每天晚上都有阿拉伯难民秘密潜入以色列。起初，他们是顾恋他们留下的田地和房子，去收集被遗忘的财产，去收割庄稼。边境附近的莫沙夫居民害怕这些夜间“访客”，他们很快就开始偷窃农业设备、牲畜或农作物。在最初的几年里，边境定居点比较少，只是零星地建立起来，军队巡逻并不能阻止偷渡，很快偷渡行为像瘟疫一样扩散开来。1949—1951年，每年都有约一万次偷渡，于是以色列国防军开始实行铁腕政策。这两年政策相对激进，允许士兵晚上可以向任何可疑物体开火，数千偷渡分子被杀。他们开始武装起来组织还击，从那时起，主要目标是抢劫和偷盗的暴力入侵只是眼前的家常小事，更糟的是，他们并不忌讳杀害平民，并且成群结队地威胁恐吓以色列定居者。通常，夜晚来临时，莫沙夫的居民都会在一处中心建筑物附近聚集，以期会更安全。另外，经过一天艰苦工作后，他们不得不轮流夜间警戒。由于对偷渡者的恐惧，还有些莫沙夫被完全抛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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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4年3月，马阿勒阿卡拉比姆（Ma‘ale Akrabim，蝎子形通道）屠杀使得边境定居点的安全形势变得非常严峻。一辆庆祝完征服埃拉特5周年的公交车在沿阿拉瓦公路（Arava road）回程的路上遭遇马阿勒阿卡拉比姆偷渡者的伏击。袭击者不仅向公交车射击，还登上车并射杀了每个看起来尚有一丝气息的人。三名幸存者讲述了这一事件。这次为了谋杀而谋杀的行动危及了通往内格夫定居点主要公路的交通安全。1949—1956年，有超过300名以色列人被偷渡者杀害，几千人受伤，造成数以百万计的财产损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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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政府认为偷渡分子所在国家有责任制止偷渡行为。约旦政府似乎认真努力地减少本国偷渡分子的数量，但是边境线太长，军队力量有限。况且当地的居民认为以色列人是仇敌，并同情那些偷渡者。1956年以后，阿拉伯军队中的英国军官被解雇后，约旦军队纪律变得极为松懈，阿拉伯军队甚至与偷渡分子进行合作。加沙地带的埃及军队不仅与偷渡分子合作，而且开始参与偷渡行为。于是以色列国防军越过边境线进行报复。然而，识别袭击者并不容易，所以，以色列的反击针对的是所谓的“恐怖分子的村庄”，但经常性的情况是，报复袭击事件造成的伤亡并不是那些应当承担罪责的犯罪团伙。这种“无差别”的打击和惩罚和平居民的做法，引起了公愤，很多人认为这种做法只能增强民众对施暴者的同情，并不能阻止渗透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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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3年阿里埃勒·沙龙指挥的以色列国防军特种部队101部队袭击了约旦河西岸科比亚村，造成了藏在屋子里的数十名村民丧生，包括妇女和儿童。即便沙龙声称他的人不知道村民藏在房屋里面是真实的，但也不能抹去对平民造成严重伤害的事实。这一行为在世界范围内引起了公愤，在以色列也引发激烈争论。科比亚行动之后，以色列国防军的报复行动转而针对敌方的军事或警察目标，而避免袭击平民。在与约旦的边界，这些报复造成的影响相对缓和。但在与埃及的边界，当局鼓励渗透和破坏，有意识地骚扰以色列，防止停战线转变为永久性边界。对以色列在加沙地带报复的反应加剧了双方的相互攻击和紧张态势的不断升级，并最终导致了1956年西奈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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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复性行动也导致以色列领导层出现激烈的辩论。一方面，以本-古里安、达扬、佩雷斯等人为首的激进派认为，报复性行动不仅是阻止渗透者的一个策略，还要阻止偷渡者不断破坏1949年边界以及在边界内削弱以色列主权的行为。他们还认为报复性行动能够有效防止以色列国防军失去威慑力，抑制偷渡者“第二轮偷渡”的念头。停战协定签署后的头几年，独立战争司令部的最佳指挥官离开了以色列国防军。因此，军队经历了一段混乱和虚弱的时期，这种混乱和虚弱显现为军事行动所遭遇的困难，诸如在加利利湖附近的特尔穆提拉战斗中，以色列军队进行了一场艰苦但并不成功的战斗，虽然摧毁了一支占据非军事区内的叙利亚部队，却造成许多以色列士兵伤亡。1953年12月，达扬被任命为国防军参谋长，他开始努力提高国防军的战斗力和士气，并培养特种部队作为全军的模范，例如101部队、伞兵和空降兵纳哈尔部队。报复行动考验了国防军的作战能力，同时也向阿拉伯国家展示其军事能力。此外，当时的以色列还是一个移民国家，凝聚力不强，而偷渡者的暴行点燃了国内舆论。因此，报复行动的开展也意味着安抚国内前线舆论，以防止民众对领导层和军队保护公民与提振公众士气的信心遭到削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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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是由外交部长摩西·夏里特为首的温和派。他与本-古里安就主要问题达成共识：以色列不得放弃绿线边界；反对巴勒斯坦难民返回；西耶路撒冷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以色列首都。夏里特也明白与阿拉伯国家不太可能很快实现和平，但是他还是不同意本-古里安的报复行为。他认为，即使阿拉伯的敌意仍在继续，目前没有和平的机会，但以色列必须避免可能煽动仇恨的行动。他认为冲突不会结束，而是通过谨慎地避免挑衅的政策来降低冲突的烈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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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里特对国际社会抱有信心，试图依靠联合国或西方国家的帮助来反对阿拉伯国家的侵略。例如提到1947年联合国分治决议，本-古里安嘲讽地称之为“乌苏姆”（Um-Shmum，Um是联合国希伯来文缩写的发音），但夏里特作为外交部长，更清楚地认识到这是赋予以色列建国以国际合法性的一项重要决议，他比本-古里安更了解以色列的国际地位，也更希望继续依靠国际机构。看到以色列的报复行为招致了许多国际谴责，是加强以色列国际地位的障碍，他希望能够停止报复行动。然而，夏里特在1953—1955年担任总理期间，为了应对以色列公民所受的伤害，也批准了几次他认为不可避免的报复袭击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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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2月，在加沙地带，以色列国防军对埃及军队的一次复仇行动演变为较大规模的冲突，几十名埃及士兵丧生。研究人员对该历史事件的影响持有不同观点。有人认为这促使埃及总统纳赛尔对埃以冲突的看法发生至关重要的改变。他们认为，在这个事件之前，埃及军队和情报机构在以色列所鼓动的破坏行为只是有限的局部性的举措。但纳赛尔将军队在加沙行动中的失败看成是国家的耻辱，其作用是促使该地带的暴力升级。从这时开始，纳赛尔开始组织训练阿拉伯突击队（具有牺牲精神的阿拉伯人）——游击队和恐怖战士，并且在以色列领土内开始活动：屠杀平民，毁坏设施，破坏以色列边境线内外的安全。根据这些学者的说法，加沙事件使纳赛尔通过与捷克斯洛伐克签署大宗武器交易加强了埃及军队的力量。他们还认为，以色列的军事领导层已经决定对埃及进行预防性战争，其挑衅行动是为了引诱埃及攻击以色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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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学者则认为，纳赛尔在以色列战线上的活动，是由与英国人撤离埃及和苏伊士运河的谈判结果促发的，这场谈判使他得以提升自己在泛阿拉伯运动中的领导地位。以色列的挑衅行为使纳赛尔把自己看成巴勒斯坦人的保护者。接近东方集团的决定，以及从捷克斯洛伐克进口军火，已经清楚地显现出他的动机是成为泛阿拉伯运动的领导人。埃及很快就在叙利亚和约旦煽动骚乱，以破坏这些国家政权的稳定，并使纳赛尔主义者掌权。持这种观点的研究者认为，即使在加沙事件发生的时候，一个埃及军事代表团就在苏联。据他们说，纳赛尔利用加沙事件为他向靠近东方集团提供借口，这是一项根本的战略转变，在近20年里对中东有着深远影响。总之，1955年是停战协定后状况最不稳定的一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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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建国以后，直到西奈战役，那些大国都认为以色列的存在只是暂时的，也认为1949年的边界并不是固定的。随着一波又一波移民涌入这个国家，现实情况在发生改变，在权力领域展开的争论为中东地图发生戏剧性变化提供了可能性。前期苏联支持以色列建国，甚至在以色列独立战争中通过捷克斯洛伐克给予武器支援。而到了1949年年底，苏联恢复了传统的反犹太复国主义路线。其原因很复杂，但相当重要的是，苏联犹太人对新国家表现出的热情和民族认同的情感，这在果尔达·梅厄作为以色列特使访问莫斯科时表现得很明显。最初，以色列力图在冷战中保持东方和西方之间的中立政策。以色列希望能够保持苏联的善意，首先是因为它希望保持东方集团对犹太人移民的开放。苏联本身禁止犹太人离开，因为允许他们移民到以色列等于承认人们背叛天堂般的苏联。但是波兰、捷克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匈牙利和罗马尼亚，或是由于内部政策（新的反犹太主义的爆发），或是以色列政府为争取移民支付外汇，这些国家时不时地允许犹太人移民到以色列。无论如何，以色列的中立政策是短暂的。1950年，以色列转向西方阵营，投票支持派联合国部队参加朝鲜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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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拒绝“暴虐”的苏联政权，本-古里安还需要美国的援助，援助的形式有粮食供应、财政援助以及对美国犹太人向以色列捐款免税。但除了这些物质援助之外，他还希望美国成为以色列的一个战略盟友。他对英国充满了不信任。与此同时，以色列领导人高度尊重美国，希望通过签署共同防御协定或者在全球范围冲突爆发时允许美国利用以色列的经济和工业基础设施，来发展同美国的战略关系。不过，以色列的密集求爱没有得到对方的回应。艾森豪威尔政府从一开始就着手在中东建立联盟体系，以遏制苏联的影响。这使得美国认为，与以色列结成任何类型的联盟都会破坏与阿拉伯人的合作，从而会把它们推向苏联的怀抱。西方对纳赛尔的示好并没有得到回应，但是美国和英国继续寻求以和平动机来安抚要让以色列付出代价的阿拉伯人，它们希望以此消除它们与阿拉伯人的关系中这一让人恼火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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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国际孤立中寻找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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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的一系列事件证明了以色列在国际上的孤立，以及它在寻找战略盟友方面的持续失败。在这一年，土耳其、伊拉克、巴基斯坦和英国之间的《巴格达条约》签署了，而以色列并没有被邀请参加，这是可以理解的。非洲和亚洲国家的万隆会议通过了一些恶意性的反以决议。纳赛尔是这次会议的主角之一，而以色列也没有收到邀请。与这种国际冷遇同时发生的还有，英国和美国提出了一项完全基于以色列让步的新和平倡议。这项名为“阿尔法行动”（Operation Alpha）的计划是在一项英美协议中产生的，目的是为了让以色列放弃大部分内格夫领土并让给埃及和约旦，以便在两个阿拉伯国家之间创建一座陆桥。自1947年分治计划将整个内格夫划分给以色列以来，以建立阿拉伯走廊来切割内格夫一直是英国的目标。除此之外，纳赛尔还得到提供适当的经济和军事援助的承诺。这一计划还要求以色列允许大量的阿拉伯难民返回并向其余难民支付赔偿。对于这些让步，以色列人所能得到的回报是“非交战的协议”。以色列得到模糊的保证，即西方国家将捍卫其存在，并且阿拉伯人的联合抵制将会结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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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色列并不是这个阴谋的参与者，这个计划只是简单地提供了一个受到西方大国压力的既成事实。本-古里安和纳赛尔都拒绝了这个计划。与此同时，在1955年夏天，加沙地带边境的战斗愈演愈烈，而在9月，埃及宣布了与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交易。阿尔法行动计划虽然失败了，但它并没有完全消失。1955年11月，在传统的市政厅演讲中，英国首相安东尼·艾登（Anthony Eden）呼吁以色列同意某种介于1947—1949年的边界。以色列把这次演讲作为英国试图破坏其国家存在的企图。它表明，以色列仍然被视为中东地图上的一段短暂插曲，或者至少是一个没有固定边界的不稳固实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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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明显，埃及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军火交易破坏了中东地区的力量平衡，因为突然间一个主要阿拉伯国家拥有了在质量上几乎与以色列相当的武器。以色列人认为这种情形对国家的存在构成威胁。在此之前，“第二轮进攻”似乎纯粹是理论上的，但现在已成为一种明显的威胁，以色列迫切地寻求先进武器的来源。对苏联三心二意的请求被彻底拒绝了，而对美国的请求也没有什么进展。在经历了几个月的拖延之后，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和英国人的回应一样，即只有当以色列人同意让步（以阿尔法行动计划的形式，或者情况更加糟糕）实现与阿拉伯人和平共处时，他们才能得到武器。最终帮助以色列的是法国。法国援助以色列是因为当时法国在其北非殖民地与纳赛尔支持的民族解放力量进行斗争。纳赛尔协助阿尔及利亚起义军，激怒了法国。因此，法国对以色列的援助意在击败它们共同的敌人。1956年夏天，法国的飞机和坦克抵达以色列后才恢复了力量的平衡。现在以色列可能具有优势，因为以色列人能够比埃及人部署苏联武器的速度更快地部署新式武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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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955年年初，以色列-埃及边境紧张局势持续升级，纳赛尔的国际地位日益上升，以及他对以色列开展武装斗争的承诺，都让以色列人感到对埃及的预防性战争是不可避免的。这一场战争将导致以色列控制加沙地带，打通蒂朗海峡，甚至可能使以色列控制通往海峡的埃拉特海湾沿海地带。预防性战争的想法是基于以色列的军事脆弱性。因为以色列如此之小，敌人的一次入侵可能会将这个国土狭窄的国家拦腰分成两半，或者让敌人的装甲部队推进到距特拉维夫只有几十千米的范围内。因此，以色列国防军的原则是任何战争都必须在敌方领土上进行。但如何保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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