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相比这个象征性的姿态，德国在增强奥斯曼军队实力方面所扮演的角色更为重要。诚然，更多仿效俄国哥萨克部队而非普鲁士军队的库尔德哈米迪耶兵团在土耳其东部与亚美尼亚游击队员的作战表现难以和保加利亚的切尔克斯人相提并论，但是他们此时替代了“巴施巴祖克”——后者曾是欧洲人给向平民残忍施暴的非正规军起的诨号。这支德国改造过的正规军很快拥有了一次证明自身价值的机会。1897年1月至2月，克里特岛上发生一起希腊基督徒暴动事件。尽管同亚美尼亚祸乱一样，这起暴动事件源于充满争议性的民族宗教冲突，但是克里特岛的造反者还通过民族主义者帮会民族之花（Ethnike Hetairia）与希腊内陆保持十分密切的联系。随后，约1万名希腊志愿者从萨拉米斯（Salamis）和比雷埃夫斯（Piraeus）乘船前往克里特岛为自己的同胞战斗。1897年2月2日，一名希腊上校蒂莫莱翁·瓦索斯（Timoleon Vassos）代表岛民讲话，宣称“Eunosis”，或者说克里特岛与希腊合并。（希腊内陆民族主义者）不甘落后。3月，大约2 600名希腊本土的游击队员穿过边境进入奥斯曼马其顿地区，意图发动一起常规性的骚乱以反抗苏丹。4月10日，希腊皇储康斯坦丁（Constantine）率领一支正规军穿过土耳其边境，向约阿尼纳（Janina）进发。1897年4月17日，战斗正在克里特岛和马其顿地区如火如荼进行之时，奥斯曼帝国向希腊正式宣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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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耳其已经准备就绪。在马歇尔·易卜拉欣·埃特海姆帕夏（Marshal Ibrahim Ethem Pasha）指挥下，马其顿军队进行了德国式的有条不紊的军事动员，每个训练有素的步兵小组还配备了无烟连发毛瑟步枪——远胜希腊的法式单发格拉斯型号步枪。在约阿尼纳和麦卢纳（Melluna）关口击退希腊人后，猜测到希腊人会退至特尔诺沃（Tirnovo）和拉里萨［Larissa，Yenişehir（耶尼谢希尔）］，埃特海姆帕夏便指挥主力军在其到达之前进入塞萨利（Thessaly），进行阻拦。希腊军队在上校康斯坦丁诺斯·斯摩棱斯克斯（Konstantinos Smolenskis）带领下，重新召集了大约4万名希腊人来抵抗4.5万之众的奥斯曼军队，以保卫塞萨利的枢纽多莫科斯（Domokos）。激战之后，斯摩棱斯克斯再次撤退，并在传奇性的塞莫皮莱（Thermopylae）海岸关口同奥斯曼军队展开背水一战［虽然人数上比设法抵御薛西斯（Xerxes）的斯巴达三百勇士还多得多］。在最后一刻胜负到来之前，俄国人——又一次按照“正面我赢，反面你输”的逻辑——介入双方战争，并最终强迫奥斯曼在1897年5月19日签订停战协议。这次“三十日战争”（即第一次希土战争）短暂、猛烈——最终土方获胜。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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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光火石间，阿卜杜勒·哈米德便已驱散开笼罩着奥斯曼帝国的厄运之乌云。仅仅数月前，列强已经在准备召开另一个会议，意图借亚美尼亚大屠杀分割奥斯曼帝国；而现在，他们却请求苏丹在胜利时能网开一面。扭转1877—1878年的军事耻辱之后，阿卜杜勒·哈米德知道，这一次最好在俄国人出手干预之前休战——他明白没有必要再做多余的冒险了。虽然向希腊索要了一笔战争赔偿金，但除了并入大约20个村庄以使双方边境线更加合理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并没有再要求占领希腊的塞萨利。此外，克里特岛取得了和保加利亚相似的自治权，处于奥斯曼的宗主国管辖之下，并由俄国、英国、法国和意大利军队共同派遣军队占领，以维持穆斯林和大多数希腊基督徒之间的和平。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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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领土得失而言，这场战争或许不够成功，但奥斯曼人——以及阿卜杜勒·哈米德自身——却赢得了更为珍贵和有益的声誉。似乎是为了帮这位处于困境的苏丹提升声望，德皇威廉二世甚至在1898年10月对奥斯曼进行了国事访问。这次访问场面浮夸而盛大，并于他在大马士革（Damascus）的萨拉丁（Saladin）陵墓前臭名远扬的致悼词中达到高潮。“愿苏丹［的威严］ ，”威廉演说道，“和尊崇他为哈里发的3亿穆斯林遍布全球，请放心，德皇将永远是他们的朋友。”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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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皇的虚假浮夸尽人皆知，但是他对阿卜杜勒·哈米德的盛赞却绝非辞藻华丽这么简单。德国的新任大使马沙尔·冯·比贝尔施泰因（Marschall von Bieberstein）男爵上任之后，借助在苏丹的影响力挟势弄权——很快便以“博斯普鲁斯巨人”的称号闻名于世。尽管德国—奥斯曼从未签订过正式的同盟关系，但是双方在1898—1899年达成了一系列等同于战略合作关系的交易。苏丹要求柏林方面分享威胁其政权的革命政敌的情报；作为回报，他批准了柏林—巴格达铁路的修建特许权。德国人就此获得了在陆地上开凿铁路山洞的权利，其中包括挖掘到的历史文物和开采到的铜和煤等矿产资源的所有权。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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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铁路的特许权签署于1899年12月23日，它意味着德国将要向德皇的好朋友投资一笔巨款。然而这个交易被大部分欧洲政府曲解为奥斯曼帝国对柏林方面的一种抵押凭证，他们认为这些条款是苏丹为使自己的权威能够深入其广袤松散的疆域（远达东南部的库尔德人地区和亚美尼亚地区，以及贝多因人和土匪控制的叙利亚和美索不达米亚的广阔沙漠地区）而量身定做的。同时，德国通过德意志银行机构进行融资——向奥斯曼国库存放了一笔20万土耳其里拉的保证金作为担保——并保证在8年之内完成建设。同时，阿卜杜勒·哈米德亲自参与协商了一条款项，规定奥斯曼政府保留“收购从科尼亚（Konya）到巴格达和巴士拉（Basra）间铁路线的权利，且不限制时间”。在补充谈判中，德国巴格达铁路公司进一步承诺将在整条铁路沿线每隔65米处建造一根电线杆，以帮助奥斯曼省去在附近地区修建军事设施的400万法郎的花费，而且一旦战争爆发，德国将同意苏丹自由使用这条铁路的“所有车厢，或者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用来运输军官和士兵、海军、警察、宪兵队以及所有设备”。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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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德国人最终发现这项工程异常困难和昂贵，其程度超出了任何人想象，但事实上，他们却不得不修建这条铁路。德国银行的资本化程度远不及英法银行，而且后者依然掌控着奥斯曼的商业贸易——对土耳其宫廷来说，在法国人掌控的国债管理处的监管之下为德国铁路债券支付现金是极为有害的，该管理处控制着帝国绝大多数公共收入。位于安纳托利亚东南部的托鲁斯山脉（Taurus range）是物流运输作业上的一个难题，它要求大面积和昂贵的爆破；在工程最后，还需要再凿通三打隧道。项目进程在一开始就遭到中断；1905年，奥斯曼政府再次耗尽财政，甚至还没到达托鲁斯山脉的时候便出现了完全停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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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德国人对阿卜杜勒·哈米德及其政权的投资是经过深思熟虑的，因而难以轻易放弃。正当巴格达铁路工程深陷财务困境时，另一个由德国主导的铁路项目却取得了巨大进展，这在某种程度上是因为它在欧洲债券市场中是独立融资的。1901年，在首席工程师海因里希·奥古斯特·迈斯纳帕夏（Heinrich August Meissner Pasha）率领下，建设项目始于从大马士革通往麦地那的一条汉志铁路（Hejaz railway）。这条线路是设计来给麦加朝圣的行程提速的，它由普通穆斯林募捐并几乎支付了全部费用，共计7 500万法郎。到1908年，铁路线抵达麦地那，并计划继续延伸至麦加。这样，它就可以使穆斯林朝圣经由奥斯曼港口，而完全无须途经从埃及穿越红海的另一条由英国掌控着的路线。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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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某种意义上，汉志铁路的修建象征着德奥合作关系比柏林—巴格达项目时期前进了一步，毕竟，德皇曾宣称自己是苏丹—哈里发及其穆斯林“永远的朋友”。同时，汉志铁路也得以将德皇的政治意图贯彻实施。在奥斯曼这边，阿卜杜勒·哈米德开始推动泛伊斯兰教主义，以巩固帝国统治。他免费印发了上千本《古兰经》给奥斯曼的穆斯林，并要求官员称呼他为“哈里发的庇护者”（Hilâfetpenâh）；他还从“个人钱袋”里掏钱修复清真寺，郑重庆祝伊斯兰宗教节日，并且提拔了更多的阿拉伯穆斯林担任帝国高级职位——他的所作所为超越了几个世纪以来的任何一位苏丹。此外，除了礼拜五在附近的哈米迪耶清真寺做祷告之外，阿卜杜勒·哈米德几乎寸步不离耶尔德兹宫，后者逐渐成为所谓的“穆斯林梵蒂冈”，日益受到全世界逊尼派乌玛（umma）的膜拜。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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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穆斯林的人数在帝国和君士坦丁堡的比重稳步增长时，当奥斯曼的权力和影响力在帝国边境逐渐式微时，一场浩大的人口回流运动正在进行中。尽管泛伊斯兰教主义浪潮开始在巴尔干半岛地区上扬，但在高加索地区和俄国南部边地，越来越多的基督教民族却对此予以坚决抵制。19世纪的每一场战争都加快了此进程。克里米亚战争之后，大约30万名克里米亚的鞑靼穆斯林逃至安纳托利亚；不久之后，在60年代便有超过100万名切尔克斯人和阿布哈兹人从高加索北部尾随而至［这股迟一点儿的浪潮也反映在1859年，阿瓦尔人的“达吉斯坦之狮”，伊玛目·沙米尔（Imam Shamil）的门徒战士帮奥斯曼人抗击俄国时遭到的失败——尽管一直到1862年仍有很多车臣人和阿布哈兹人在坚持抵抗］。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以及随后在柏林会议上的领土分割，导致了一场被迫迁移，造成约9万名土耳其人和4万名拉兹人穆斯林从割给俄国的高加索地区迁移回了土耳其，而2万名亚美尼亚基督徒则从土耳其逃到了俄国。在更远的西部地区，人口流动数量还要更大：15万名克里米亚鞑靼人离开俄国前往土耳其，12万名波斯尼亚人（波斯尼亚的穆斯林）逃离家乡，大约60万名土耳其穆斯林离开了“罗马尼亚”公国，还有近20万名保加利亚基督徒离开土耳其，来到了刚刚获准独立的保加利亚的小国。很自然地，在奥斯曼帝国第一次开展的人口普查（开始于1881年，到1893年结束）中，这个著名的多教派帝国开始呈现出向伊斯兰教倾斜的严重态势。在总人口为1 740万的情况下，穆斯林就有1 250万之众，或者说占了72%。1900年后，这种趋势得以持续。到1906年，穆斯林在整个帝国的人口占比中几乎达到了75%，而此时总人口为2 100万人。至于君士坦丁堡，在世纪中期坦齐马特全盛时闪现而过的基督徒占多数的现象也一去不复返，到1897年又重新变成一座穆斯林人数占优的城市，并延续至今——在当代，穆斯林人数占优的情况更为极端。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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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欧洲的正派观点对哈米迪耶方面支持的泛伊斯兰教主义相当不满——这种不满同样波及对其不加甄别认可的德皇威廉二世。很多西方自由主义者以及阿卜杜勒的反对者——现在大部分处于流亡之中——严厉指责他为“该死的阿卜杜勒”。然而，这种反对声越强烈，越多密谋废黜他的计划被他和德国的间谍揭露出来——苏丹也愈发开始将个人存亡和奥斯曼帝国的命运连为一体。阿卜杜勒·哈米德对被暗杀近乎偏执的忧虑是出了名的。据说他总是随身携带一把枪，并且不允许军队训练的时候使用真枪实弹——这个时期毕竟处于无政府主义的高潮阶段（七位国家元首，包括俄国沙皇和美国总统，在1881—1908年都曾遭到刺杀）。到20世纪早期，耶尔德兹已经成为一个活命主义者的场所，原先杂乱蔓延的土地被利用为农田、畜舍和车间。而“穆斯林梵蒂冈”则被固定的围墙环绕，由普列文的英雄——加齐·奥斯曼帕夏率领7 000名近卫军守护。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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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西方的感情来说，阿卜杜勒·哈米德政权毫无吸引力，但是在他治下，奥斯曼帝国的战略地位可以说比过去几十年更为有利。铁路、电报以及平铺的全天候道路改善了各省之间的联系，强力刺激了国内商业，正开始将帝国联系在一起。到20世纪之交，每年有超过800千米的新路得以建设，另外还有450千米的旧路得到修复。尽管帝国在制造品方面仍与欧洲存在巨大的贸易逆差，但是奥斯曼的出口品，诸如食物、棉织品、丝绸、毯子、瓷砖、玻璃、煤炭，以及战略金属如铬、硼砂和锰，却得到了急剧增长。尽管有着推行愚民主义的名声，阿卜杜勒·哈米德（一个会说法语的人，而且自身还是意大利歌剧的爱好者）私下里却支持将欧式教育推广至整个帝国。他在任期内新建立了18所职业院校，教授课程包括法语、作文、地理、统计、经济以及贸易、民事和国际法。阿卜杜勒·哈米德还特意免去了一项从1883年起由时任苏丹新征收的援助附加税，由财政收入提供资金，在全国新建立了几百所公立学校和公共图书馆，供日益增长的下层识字民众进行阅读，这使得在中学进行长期性课程学习的学生人数比19世纪最后30年多了一倍。这暗示着哈米迪耶时期更多代表的是“坦齐马特的极盛时期”，而非割裂。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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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时，尽管列强不停窥探奥斯曼的民族事务，阿卜杜勒·哈米德却借助他的德国保护者以及自己的外交手段，摧毁了列强一次又一次的分割计划。苏丹极其善于玩弄权术；在他的挑拨下，巴尔干半岛各国出现了相互纷争的局面。自治后的保加利亚在1885年与东部的鲁米利亚合并后，恃强凌弱；马其顿地区更是首当其冲——保加利亚的马其顿—阿德里安堡革命委员会（BMARC）于1893年成立于此区，要求民族统一（这个委员会之后发展成为更加有名的国际马其顿革命组织，或者叫IMRO，虽然本质上仍是保加利亚事务，但是通过更名将此意图隐藏得更好）。阿卜杜勒·哈米德不动声色地默许希腊人在此省进行造反活动，以图削弱保加利亚势力。此外，高门政府还和希腊、塞尔维亚、罗马尼亚协议组成了一个全面的反保加利亚联盟。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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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西方媒体还不断怂恿成为他们众矢之的的苏丹同德皇及他的德国顾问组成同盟。1892年俾斯麦体系倒塌之后，德国便开始面临法俄军事同盟的威胁。英法在1904年就非洲殖民问题达成了一项“友好协议”。在法国支持下，伦敦和圣彼得堡在1907年签署《英俄条约》，在波斯、阿富汗和中国西藏地区各自划分了势力范围，使双方在“大博弈”中的紧张状态一去不再。这个三方协议对奥斯曼形成了带有威慑性质的包围圈。在此刺激之下，马歇尔大使和阿卜杜勒·哈米德在1908年春重新协定了一份距离更远的铁路项目合同，并承诺为德国爆破托鲁斯山脉提供新的经费来源。奥斯曼与德国的合作关系由此得到飞速发展，而海达帕夏车站（Haydarpasha Station）则无疑代表着这一时期的物质体现——作为巴格达铁路上德国造的旗舰车站，海达帕夏车站屹立于博斯普鲁斯海峡的亚洲沿岸，即将竣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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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拥有了一个强大的同盟后，这位欧洲病夫在阿卜杜勒·哈米德30年统治之肇始便告别了死亡，开始全面康复。然而，在耶尔德兹宫森严的城墙之外，其他对痊愈并不抱信心的人正在打磨他们的手术刀。和其他置于手术刀之下的病人一样，奥斯曼帝国只能期盼痊愈好转，绝非再度感染患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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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诚然，一直到1878年，“罗马尼亚”的公国瓦拉几亚（Wallachia）和摩尔达维亚（Moldavia）依然是奥斯曼的附属国，但它们其实早在1829年的《阿德里安堡（埃迪尔内）条约》中就被吸纳为俄国的保护国。奥斯曼帝国同俄国真正意义上的欧洲边境线正是多瑙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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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可以预见到，其中最冷淡的是格莱斯顿。听到这个消息后，他在日记中讽刺地写道：“土耳其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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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诚然，同两年之后的柏林会议一样，俄国人渴求的“大保加利亚”在会议上遭到了一分为二的处理结果。但是这更多应该归功于一般欧洲国家，尤其是奥地利的反对，而非索尔兹伯里的功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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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俄国人之后在圣斯特凡诺建造了一座纪念性的教堂（Aya Stefanos）以纪念此次挺进马尔马拉海的英勇壮举，同时埋葬在这场战役中牺牲的将士。1898年12月18日，大公尼古拉斯和希腊东正教教皇在此举行了宗教仪式，但是在“一战”中俄国对奥斯曼宣战之后，这个教堂被土军在1914年11月摧毁殆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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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面临内阁的强烈反对，迪斯累里在收到俄国关于奥斯曼海峡和平协议的有利消息之后（这在后来被证明是错误的），被迫暂时撤回了向舰队下发的命令。然而，当舰队调头回撤之时，俄国人却已获悉舰队进发的消息，这显然将迪斯累里的撤销令变成了废纸一张。2月8日，英国舰队又一次穿过达达尼尔海峡——这一次，他们留了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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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实际上，“沙文主义”正是出自这一场危机［by jingo if we do（但是上帝啊，如果你想打，我们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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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月30日，沙皇提出要对君士坦丁堡进行“保护”，以防英国人占领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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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最初，亚美尼亚人的诉求是由英国驻埃尔祖鲁姆领事传递出去的，他称有多达1万名沙逊地区平民惨遭屠戮。但他随后又将此数字降至900。一个联合调查委员会赶赴沙逊地区进行调查，这个委员会包括5名奥斯曼官员，以及法国、英国和俄国领事，最终认定死亡人数为263，另外还有12名孩童失去了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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