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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登尼奇此时亮出了自己的王牌。在判断到克普吕柯伊防线上的最弱一环位于沿着恰基尔·巴巴桥散布的中翼和右翼的交会处后，这位俄军参谋总长将自己最强大的兵力集合于此处，以对抗奥斯曼第三十三师和第三十四师。这群集合起来的强大兵力总共大约3.5万人，由42个营组成，包含整个高加索第十四、十五和十六步兵师，并配备有26门野战炮和8门榴弹炮。尤登尼奇将其计划在第五天发动突击进攻的意图掩饰得如此之好，以至于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第四天还命其数量胜过对方的第三十三师（1916年1月13日）对敌方发动了袭击，但他没意识到自己正在将士兵送往尤登尼奇的集结部队的口中。因此，土军的中间位置在第五天的主攻之前就已经被俄军的防御火力大大削弱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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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6年1月14日破晓时分，正值俄国的东正教新年，俄军对奥斯曼位于卡尔辛与卡伦德尔的中间位置发动了“集中炮轰”。到上午11点，俄军拿下了土耳其在马斯拉哈特（Maslahat）的主要战壕，而被击败的奥斯曼第三十三师和第十八师则被迫撤退。到了下午，俄军又越过科兹钱（Koziçan，现普路莫斯，Pülümür）与西利居尔（Cilligül）高地之间的深谷，攻占了关键性交叉点希萨尔·代雷（Hisar Dere）——从而开辟了一条通往南部克普吕柯伊土军司令部的绝佳道路。在更南边，俄军的左翼在继续朝阿拉斯河流域发动的进攻中取得了更多进展，并迫使敌军撤到了中部。1月15日，俄军攻占了恰基尔·巴巴桥段，将中部和北部战区分隔开来，在约尔峰（上个冬季冻死了很多土耳其士兵）开辟了一块漫长地域。由于拥有毡靴、皮衣和皮帽，俄国人在这个冬季即使暴露在山脊外，也没遇到比土军更多的麻烦。在并不引人注目的稳步推进下，到了第七天——1916年1月16日——俄国人在阿拉斯河包抄了土军的右翼，并将其与克普吕柯伊司令部的联系切断。土军大败在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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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并非全军覆没。正如恩维尔在萨勒卡默什时意识到的，即使是最严密的战争计划，在大自然的不可抗力之下也会束手无策，尤其是在深冬季节。尤登尼奇的主力部队为高加索军队，再加上一支西伯利亚哥萨克师，而且他们为过冬进行的悉心准备也差不多达到了20世纪早期任何一位士兵所能期望的最高标准，看起来已经坚不可摧。然而，他们仍然是肉体凡胎，即使是最强壮的人，也无法在大雪厚堆的山区快速行军。在嗅到胜利的气息后，尤登尼奇在1月16—17日夜晚令纵队朝南行进，以图切断土军从阿拉斯河的撤退路线。当天早些时候就意识到已经失去了这场战役之后，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在几个小时以前就令军队在尤登尼奇的命令生效之前进行全面撤退——即使那时俄军的追击速度由于过慢而无法切断土军。当尤登尼奇的西伯利亚哥萨克军队在第九天——1916年1月18日——到达哈珊卡尔堡后，这座城市几乎毫不设防，仅仅有4个营被留下掩护撤退。这正是哥萨克士兵盼望的那种战役——他们面对的是一支被截断的、孤立无援的部队。在哈珊卡尔堡的土耳其部队遭到了彻底歼灭，死亡1 000人，被俘1 500人，还损失了仅有的4门大炮。而俄军则洞穿了克普吕柯伊防线，拿下了克普吕柯伊城。但是，多亏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敏锐思维，土耳其主力军才避免被俄军拦截，并退回到由高山构成坚固防线的安全的埃尔祖鲁姆。土耳其人再一次躲过了战斗。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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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克普吕柯伊之战很明显是属于俄军的一次胜利，同时，它也是高加索战场上规模最为宏大、最值得注意的一场战役。奥斯曼第三集团军自萨勒卡默什战役溃败之后，又损失了另外2.2万名士兵，包括5 000名左右战俘和相等数量的逃兵，另有1万名左右伤亡者，以及在冬天被冻死的士兵。这支集团军中的第十一兵团损失将近70%兵力。诚然，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的及时撤退挽救了近4万名士兵，这些士兵还能继续参与到接下来相对安全的埃尔祖鲁姆战役中来。而且他还被敌方俘获了二三十门大炮，这个数字非常惊人，但是这对一支仍然可以撤回防御要塞的军队来说也算不上特别严重。所有这些都不假，但是同样真实的是，尤登尼奇却在敌对双方势均力敌的情况下将土耳其人彻底击溃。俄军在边路过度积极的佯攻掩饰下，避开了奥斯曼的两翼优势，使己方中部位置的策略优势成为可能。尤登尼奇的胜利归功于战略锐气和出色的参谋工作。正如土军在事后分析中得出的结论，尽管壕沟中的土耳其守军在“一战”中这一部分的优势显著，但是俄军伤亡人数——大约1万——低于土军的原因在于出色的后勤工作：“自从俄军为过冬做好准备之后，他们的伤亡数就低于土耳其人了。”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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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登尼奇此时想要在埃尔祖鲁姆继续他的出色表现。在未能快速追上土军以包围或切断它在克普吕柯伊的分遣队后，这位俄军参谋长并不想给敌军时间以恢复实力和士气。被俘的土耳其士兵和军官愤怒地抱怨着他们无能的指挥官，这更使他相信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已经支离破碎，而他们的士气也早已消散在大雪之中。哥萨克巡察队、亚美尼亚支持者以及空中侦察兵（俄军在战区有大约20架飞机）都报告称，撤退的土军已经完全丢弃了埃尔祖鲁姆的要塞工事，并一直撤至城内的堡垒和战壕中，似乎决意做最后一搏。所有的迹象都表明这一支意志消沉的军队对敌方的正面进攻已无任何招架之力。如果不是尤登尼奇将问题抛给最高统帅部的话（大公担心他的弹药储备会在下一轮攻击中耗尽），这至少是他向大公尼古拉斯提出的论断。阿列克谢耶夫和沙皇也感动于他们终于找到了一位称职的野战司令，遂全力支持尤登尼奇组织新的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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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迅速攻下埃尔祖鲁姆绝非易事。在整个奥斯曼帝国的城市里，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是数一数二的（阿德里安堡的防御工事最为坚固）：它共有16座要塞，并由3条牢固的要塞防线拱卫，封锁住了从东部哈珊卡尔堡延伸而来的谷地流域，2座以上的要塞“侧翼群”封锁住了以北12千米（7.5英里），以及以南5千米（3英里）的区域。这座城市的防御工事在1877—1878年的俄土战争之后由一组英国工程师进行了改良，随后，在19世纪90年代，另一群德国技术顾问又对其进行了进一步完善改造，并在帕兰德肯山的顶点处建造了几座南部堡垒（土耳其如今进行登山滑雪的最佳胜地）。对任何侵略者而言，这座山同时形成了另一个难以逾越的障碍，另一方面，高度为2 500米（8 202英尺）的代韦—博云（Deve-Boyun，意为骆驼脖子）山脉控制着进入城市的中部和东北入口，使得山脉下的射界被完全置于堡垒的掌控下。城市以北的杜姆卢山脉也有2 963米（9 721英尺）之高。总之，尽管此时缩减至大约只有4万名生力军，第三集团军在埃尔祖鲁姆却拥有235门半固定式大炮，足以从控制着城市入口的山顶堡垒上向四周发射炮弹，而狭窄的隘口之上的大炮固定点也将使尤登尼奇的行进部队在大雪纷飞的天气下举步维艰；此外，土军还有另外112门移动加农炮，能够移动至任何脆弱点进行增援。如果土军能在这场严酷的考验下存活下来，俄军将不得不在同心环形的战壕与绕着城市的线形战场上同敌军进行最终较量。而在这里，巧妙隐蔽起来的步兵与机关枪也早已准备好向俄军开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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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土耳其的防线看起来固若金汤，但其中实际上存在着巨大的漏洞。第三集团军存放在埃尔祖鲁姆的大炮主要固定在要塞内部，而且这些炮都并非现代最大口径——没有一门超过150毫米，而大于150毫米的也寥寥无几。这些炮主要为87毫米、80毫米及75毫米口径的野战炮，此外，还有大约40架90毫米口径克虏伯速射炮。土军的几十挺机关枪被丢弃在了克普吕柯伊，大约只有39挺放在埃尔祖鲁姆。第三集团军的兵力已经缩减至4万名有生力量，而且没有一个分队还保存着完整实力。尤其是第十一兵团，甚至不到1万人，连一个师的兵力都难以达到。土耳其的“营部”此时只有约350人，与俄军1 000人的营部形成了对比。实际上，这意味着阿卜杜勒·卡里姆帕夏即使有心，也无力保护整条防线。即便许多山岭及隘口由堡垒和野战炮守卫，俄军在1916年1月27—28日夜晚进行一次简单的侦察探测时，还是发现在哥尔内斯（Kornes）村附近的一些关口仍毫无防备。一些讲土耳其语的俄军士兵几乎在没遭到阻拦的情况下就越过了敌军阵线。于是，他们“抓获了第三十八步兵师的指挥官及8名军官、随军兽医、炮兵部队的指挥官及其3名参谋”。更为这次大胆无畏的胜利画上圆满句号的是，在返回途中，他们又俘获了3门大炮及200名战俘。尤登尼奇从这次事件中得出判断，“前线还存在着极为巨大的缺口”。如果他能够找到这些缺口，并且投入足够士兵的话，许多奥斯曼的防御阵地就能够从后面被攻克了。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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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克普吕柯伊之战相似，尤登尼奇猛攻埃尔祖鲁姆的计划包含相当严肃的佯攻，并集结主力军向敌军弱点发动猛攻。不过，这一次事件进展得更快，在俄军几乎同步进行的一系列“瀑布”般猛攻下，土军意图调派兵力支援这个关键性防区的希望终得以落空。在一个稍有不同的转折中，俄军向位于中间位置的代韦—博云山脉发动了主要佯攻：他们派一小股辅助性部队袭击了帕兰德肯山更东北角落的乌尊艾哈迈德（Uzunahmet），而在右翼将无大型佯攻。不过，尤登尼奇再一次试图突破奥斯曼防线中部与右侧防区之间的关键枢纽位置，穿过仅仅由卡拉格贝克（Karagöbek，位于土耳其前线）和塔费特（Tafet，靠近城市大门）的堡垒守备的居尔居—博加兹（Gürcü-Boğaz）峡谷。如果在这个防卫（相对）脆弱的缺口插入三支完整的步兵师，尤登尼奇将能够包抄所有位于南部代韦—博云山顶点的防御工事、西南部的帕兰德肯山，以及北部、西部的杜姆卢山，并到达空旷低洼的卡拉苏（Kara-Su）平原——它向下延伸至埃尔祖鲁姆的东部（卡尔斯）大门。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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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尤登尼奇的构想中，速度尤为关键，而他刚刚在克普吕柯伊之战中取得胜利的士兵也并没有让他失望。1916年2月11日下午2点，俄国将近250门大炮对准奥斯曼位于代韦—博云、乔班—代德（Çoban-Dede）及达兰格兹（Dalangöz）的两座主要堡垒，发动了炮击。土耳其人从帕兰德肯山南部外沿山脉上的乌尊艾哈迈德堡垒进行了还击。尽管由亚美尼亚上校皮鲁米扬（Pirumyan）率领的第153巴金斯基（Bakinski）团全身心向敌军投放了猛烈的火力，但收效甚微，直到夜深人静的时候，皮鲁米扬上校率部攀登上堡垒，向达兰格兹守军发动了突袭。经过数小时“疯狂的刺刀拼杀”，这座堡垒在黎明时分落入巴金斯基团之手。乔班—代德的东南部，第156伊莱扎韦特波尔斯基（Elizavetpolski）团在克普吕柯伊的高地同样取得了相似胜利。在第一晚赢得了两场战役后，尤登尼奇似乎指示他的主力军也迅速插入奥斯曼的代韦—博云筑垒阵地前方。可以理解的是，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他在战役开始的时候及时从君士坦丁堡回到了战场）在次日便下令军队夺回达兰格兹，并向来自代韦—博云的俄军发动了一系列进攻，意图将其消灭干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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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他这样做却正进入了尤登尼奇的掌控之中。在代韦—博云的激烈炮火的掩护下，俄军最强师——第四及第五土耳其斯坦步兵师在令人敬畏的普热瓦尔斯基将军的带领下，同高加索第四步兵师发起了主要进攻，并在2月12日早晨进入居尔居—博加兹峡谷。被打败的土耳其第十兵团在摧毁堡内大炮之后，立即从卡拉卑格贝克撤退到围绕着塔费特堡垒的后方位置。盘踞此地后，他们进行了激烈的抵抗，而且第三十一及三十二师在2月13日都进行了卓有成效的反击。1916年2月14日，俄军对塔费特堡垒发动猛攻，在遭到严重损失后，俘获了敌军1 500人及20门大炮。似乎是为了印证“战神”站在尤登尼奇这一边，一位土耳其军官在此刻逃离而去，在他身上携带着这个城市的防御点地图，其中还包括大炮的排布位置；当俄军在第五天朝土军炮台进行炮轰的时候，这幅地图立马被派上了用场。[1]当各种零星的战斗在所有战场继续进行的时候——尤其是俄军攻击力最为脆弱的帕兰德肯山的南坡，到2月15日下午，俄军飞机报告称土军正在全面撤退，而整个城市则弥漫着战火。2月16日早晨7点左右，一支捷列克哥萨克团从卡尔斯（Kars）大门进入了埃尔祖鲁姆。埃尔祖鲁姆要塞陷落。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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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一战”史上，这是一场标志性的胜利。俄军俘获敌军327门大炮——几乎相当于奥斯曼第三集团军的所有储备。在4万名左右守军中，土耳其至少损失了1万名士兵及相等数量的战俘和逃兵，余下的幸存者则逃至西部的锡瓦斯。俄军方面有1 000人死亡，8 000人负伤或被冻伤，但是这些士兵随后便同克普吕柯伊战役中的1万名伤兵一起，向奥斯曼一座据说坚不可摧的堡垒城市发动了猛攻，并几乎全歼奥斯曼第三集团军。尤登尼奇取得的胜利将传遍此区，并将俄国的声望推上顶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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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登尼奇希望趁土军还乱作一团的时候，继续巩固己方的胜利，他坚决强调追击行动应比上一次克普吕柯伊之战之后的追击战更为迅猛有力。早在2月16日下午，两支哥萨克团便已动身奔赴埃尔祖鲁姆西部距离最近的小镇伊利卡（Ilica）。到日暮时分，他们攻下了小镇，并俘获了300多名士兵以及30门大炮。穆罕默德·卡米勒帕夏试图从溃退中挽回些许颜面，遂下令6支由边疆老兵组成的殿后营在巴伊布尔特（Bayburt）做殊死抵抗，同时，将其余的将士撤回到更西，近200千米（124英里）之遥的埃尔津詹。作为奥斯曼第三集团军曾经的皇冠之珠，埃尔祖鲁姆此时却成了俄军的前沿基地。在这里，尤登尼奇能够朝安纳托利亚的心脏地带进行刺探或是袭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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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在奥斯曼的加里波利援兵到达之前先发制人，并同时掩护两翼的推进部队，尤登尼奇下令左翼（乌尔米耶—凡城—比特利斯）和右翼（从阿杰利亚一直沿着黑海沿岸）同时发动进攻。尽管中部位置推进的准备工作意味着第比利斯司令部只能为左翼留出高加索第六步兵师，但这却足以证明克普吕柯伊溃败的消息早已扩散至守卫着穆什和比特利斯入口的奥斯曼第106和第107步兵团。在2月上旬一些混乱的小规模冲突之后，哥萨克人的一支先头部队在第16天——埃尔祖鲁姆陷落的同一天——轻易进入了穆什，且未遭到任何抵抗。为了使一支新步兵师赶上哥萨克人，在经过暂时的停顿之后，俄军在2月下旬继续向前行进，并于1916年3月2日夜晚到达比特利斯的郊区；在这里，土耳其人在围绕着城市的山体上进行了加固设防。此时，地面仍覆盖着积雪。这一次，轮到了高加索第六步兵师的胜利日——在没有开火的情况下。这是一次英雄史诗般的丰功伟绩，俄军在做好随时拼刺的准备后，在深夜静悄悄地爬上了土耳其的阵地，之后他们在“数个小时激烈的白刃战”中打败了土军，并俘获了1 000名士兵和20门大炮。而土军的幸存者也似乎放弃了继续抵抗，逃至南部（而非西部）的锡尔特。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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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地势险峻，俄军右翼的行进速度依然很快。若想进攻土耳其沿着多山及茂密林地的黑海沿岸的据点卢里斯坦（Luristan），俄军只能从水上进攻——这需要海军的紧密配合。好在前线指挥官利亚霍夫（Lyakhov）将军有过此种作战模式的经验，他早在1915年2月萨勒卡默什战役后的大扫荡期间，就攻占了霍帕港，并将军队推进到更西部的阿尔哈维。之后，当土耳其人在阿尔哈维河西侧挖掘高地河岸的时候，利亚霍夫将军便停止了前进。为了掩护尤登尼奇的侧翼，当利亚霍夫将军在1916年2月5日重新开始组织进攻时，他仅仅发动了一次攻击——由位于巴统的俄国海军中队进行了连续两天的炮轰——以把土耳其人从他们的战壕中驱逐出去。最终，土耳其人在战壕中留下500具尸体后撤退至维切。10天之后，这支俄军中队又向维切施以相似惩罚，迫使土军在2月16日又进行了另一次战术撤退——埃尔祖鲁姆和穆什同在这一天陷落，在某种程度上表明了尤登尼奇整体战略构想协同进展得有多么顺利。尽管如此，利亚霍夫也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他成功将一艘名叫“埃底比波斯号”（Elpidiphores）的特殊的逆向航行的重型黑海货物拖船带到了众多的沿岸河流地带。而这一次，这艘货物拖船里面运载的却是军队，他们随后在奥斯曼防线后方靠近阿蒂纳的位置登陆，并切断了从里泽起始的土耳其防线的主要部分——里泽是位于巴统和特拉布宗之间最大的港口城市，而特拉布宗则是奥斯曼第三集团主要的海上补给站。1916年3月8日，俄军攻占了里泽，距特拉布宗只有30英里（约48千米）。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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似乎是为了给奥斯曼征服者大公尼古拉斯（实际上是尤登尼奇）的伟大功绩进一步添砖加瓦，就在次日，俄国外交大臣谢尔盖·萨宗诺夫、英国的委托专家马克·赛克斯爵士以及法国的乔治·皮科齐聚彼得格勒开始商榷对帝国的分割事宜。实际上，在1916年3月之前进行谈判的意义并不大。彼时，英法联军刚从加里波利战场屈辱而退，甚至连汤曾德的远征军也被击败于泰西封，而且还正被围困于库特。作为奥斯曼事务主要推手的俄国人在1915年的敷衍推脱之后，终于在此时发挥了自己的重大影响力，这次对奥斯曼残体的分割事宜将极为郑重地进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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萨宗诺夫在1915年3月的初步谈判阶段握得一手弱牌，此时却能够站在实力的立场之上。尽管俄国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或是加里波利战役中毫无建树，但是考虑到它早已声称自己会在战后占领君士坦丁堡以及海峡，他在此时提出更多要求的举动倒也不足为奇。赛克斯和皮科早已在到达彼得格勒之前就达成了一份试探性的双边协议，两国的分割区域分别由红蓝线表示，英国分得红色区域，法国分得蓝色区域，而且英国声称拥有阿拉伯半岛、巴基斯坦和美索不达米亚大部分地区，法国则主张拥有叙利亚（包括黎巴嫩）、奇里乞亚，以及大部分“土耳其亚美尼亚”和从奇里乞亚延伸到北部美索不达米亚直至乌尔米耶的“库尔德斯坦”。萨宗诺夫知道，赛克斯和英国除了确保法国分区构成了英俄之间的一个缓冲带之外（伦敦和彼得格勒的战略家们都设想一旦德国被击败，他们两方会重回大博弈时代的竞争关系），他们其实对法国宣称的与俄国的边界线划分并无真正兴趣。因此，在1916年3月11日，萨宗诺夫在同赛克斯和英国大使乔治·布坎南爵士进行的一个私人会议中坚决要求赛克斯亲自在稿图上划掉法国在“土耳其亚美尼亚”和“库尔德斯坦”的蓝色区域，并将其随同波斯阿塞拜疆和土耳其东北部重新划给俄国。据萨宗诺夫在1916年3月13日的一份正式备忘录中的约定称：“西至黑海，东边从乌尔米耶省起始……从凡城，穿过比特利斯、穆什和哈尔普特（Kharput），至塔乌拉（Tavra）和安梯塔乌拉（Antitavra，锡瓦斯附近）山脉，这之间的所有领土都必须归俄国处置。”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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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外交生手的赛克斯非常懦弱无能。[2]但是，俄国人却极其郑重。萨宗诺夫在与赛克斯和皮科进行这场偏颇的谈判的同时，召集陆军和海军后勤长官，意图消除俄国在战后小亚细亚上的边界问题。格里戈里耶维奇和海军不仅想要征服特拉布宗（尚未征服），还想拿下战略意义重大的锡诺普半岛——1853年，克里米亚战争刚开始的时候，俄军曾在这里卓越地摧毁了奥斯曼舰队。[3]这将使俄军的黑海舰队呈战略三角之势掌控塞瓦斯托波尔—君士坦丁堡—锡诺普，并消除黑海西半边的罗马尼亚或是保加利亚的海军威胁。由于战后土耳其的残体会被划分至“某处”，萨宗诺夫出于一种罕见的外交的谨慎考量否决了上将的建议。1916年4月26日（赛克斯已经给出了英方的批准意见），他提出最终“折中”方案，“俄国将吞并埃尔祖鲁姆、特拉布宗、凡城和比特利斯，在某种程度上即沿着黑海沿岸到特拉布宗（这座城市刚好在10天前落入俄军手中，从而为萨宗诺夫的声明增加了底气）西部之间的范围”。在更南部，萨宗诺夫提议到，俄国将统治“位于凡城和比特利斯南部，及穆什和锡尔特［尚未征服，不过此时处于比特利斯俄军的威胁之下］之间的库尔德斯坦省……以及众山”。作为安慰，法国被分给了锡瓦斯、哈尔普特和迪亚巴克尔，不过这三座城市都将同战后俄国的分界线接壤，并受其影响（俄国已经在计划修一条从特拉布宗到安卡拉并途经锡瓦斯的铁路）。由于法国并无军队驻扎土耳其亚洲区，所以被赛克斯抛弃的皮科除了顺从别无他法。就这样，随着俄国对土耳其不断取得胜利，臭名昭著的分裂奥斯曼帝国的《赛克斯—皮科协定》（更准确的表达应该为《萨宗诺夫—赛克斯—皮科协定》）在俄国的重压和影响下，终于在俄国首都得以达成。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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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个“一战”史上让人难以理解的关键时刻，唯一一件使摇摇欲坠的奥斯曼帝国保持团结的事情正是众协约国因贪婪要求分割帝国而导致的摩擦。将近一个世纪以来，土耳其的命运得以延续大概依赖于英俄两国一直未能就分割事项达成一致。“病夫”的说法首次被使用源于沙皇尼古拉斯一世在1853年3月同英国大使乔治·汉密尔顿·西摩进行会晤时，提到要对奥斯曼进行大致上的分割（他的评论后来被用以为鲁莽的人进行辩解，比如斯特拉特福德·坎宁——他曾极力主张英国介入克里米亚战争）。[4]在1878年的时候，正是迪斯累里召集舰队进驻海峡才迫使俄军退出了圣斯特凡诺。而1916年，又是英俄两国和法国组成了战时联盟，奥斯曼帝国的丧钟似乎终于要敲响了——只可惜英俄两国未能在奥斯曼战区达成协调战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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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并非没有努力。如果俄国人在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和加里波利战役期间信守承诺派兵协同作战的话，对土战争可能在1915年春天就会结束。但是俄国却以其一贯的挖苦的方式，利用英法联军在加里波利的失败——在1916年1月10日——最后一名联军士兵从海丽丝岬撤退的次日，才派尤登尼奇发动了决定性的克普吕柯伊之战。这确实是一类协调作战，但却几乎呈一边倒趋势。正如尤登尼奇的推断（虽然是出于明显的私心），他如果在恩维尔将士兵从加里波利转移到埃尔祖鲁姆之前发动进攻的话，那么他获胜的机会就会更大。当然，如果他在上一个春天或夏天就发动进攻的话，土军或许会转移出加里波利的军队，而协约国军队也能在5月份的克里希亚之战或是8月份的阿纳法尔塔（Anafarta）之战中获取更大的胜算。但是，他们的斗争却非尤登尼奇的问题（虽然达达尼尔海峡战役大概在一开始是为转移高加索的土军而发动的）。同样，可怜的汤曾德身陷困境，以及英印远征军被围困在由泥墙守卫的库特小镇也都不是俄国的问题，这也很好地解释了尤登尼奇和大公尼古拉斯为何会在1916年1月到2月全力以赴攻打埃尔祖鲁姆，而非南部美索不达米亚战场。在这里，英国人用尽一切办法试图冲出包围圈，而他们随之展开的一系列残酷交战则与俄国进攻克普吕柯伊的时间惊人地一致。新组建的底格里斯军团由1.9万兵力组成，中将方东·艾尔默爵士任指挥官，在1916年1月7日，他们向库特南部的战壕防线汉纳发动了全面进攻，并在傍晚之前俘获了大约800名士兵以及2门大炮。但是这次进攻由于常见原因，又很快陷入了泥沼。在次日向壕线挺进的过程中，英军由于疲劳过度，始终停滞不前；随后一场大雨将一切变为泥淖。不管怎么样，他们发现土军的防守阵地“极度牢固”，其中一些战壕竟然深达9英尺（约2.7米）。在接下来两周里，英军一波又一波的进攻始终未能突破土军的抵抗。1916年1月23日，艾尔默取消了进攻，并下令退守底格里斯。在这场战役中，他一共损失2 700名士兵。毋庸讳言，这一次俄国人依旧没有赶来支援。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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诚然，第比利斯在巴格达以北几百英里开外。即使尤登尼奇想要派兵引开库特的土军，也绝非易事。可是巴拉托夫位于波斯的远征部队距其只有大约250英里（约402千米）——甚至比英军位于巴士拉的后方基地都近。当巴拉托夫在1916年2月26日攻占了科曼莎（Kermanshah）之后，他的哥萨克部队距边界上的城镇汉尼（Hanekin）只有120英里（约193千米），而巴格达仅比它远80英里（约129千米）。可以理解，尼克松将军遂在此刻请求大公尼古拉斯派巴拉托夫为被围困在库特的汤曾德解围——此时，库特城外的土军（由戈尔茨帕夏率领）以及几十位从加里波利战场赶来的德国军官和工程师已经建立起由150挺“最新款式”的德国造机关枪组装而成的攻城器械。[5]尽管巴拉托夫同汤曾德之间建立起了直接无线电联络，但是，为了迫使巴拉托夫就范，大公却在下一步行动踌躇不前（实际上，整个战争指挥系统稍显不灵活——北边的波斯事务由第比利斯总督沃龙佐夫—达什科夫统辖，而不是正规军司令部）。尼克松只好降低要求下令艾尔默在巴拉托夫给出许诺之前，于3月份搬兵解围。他对艾尔默的紧迫要求的原因在于汤曾德的食物补给估计在4月15日左右就会耗尽；而且春洪将很快淹没库特城南部的所有区域，使人无法通行。为了击败奥斯曼军队的右翼或者说南侧，艾尔默令其士兵在对汉纳中部佯攻的掩护下，向杜贾尔依拉（Dujaila）要塞发动了突袭。这一波新的攻势开始于1916年3月7—8日——赛克斯和皮科也在这一时期抵达了彼得格勒。这场进攻再次让艾尔默感到懊恼，“他们发现敌军阵地坚不可摧，而且敌方的援兵正大批赶来”。这支第三十七旅的士兵在杜贾尔依拉短暂攻占了一处据点之后，又被凶残的土耳其人击至原处。这一次战役持续了数个小时，英方差不多有4 000名伤亡者，却徒劳无益。艾尔默在汉纳—杜贾尔依拉战役中颜面尽失，遂辞去了司令之职，并同意由他的参谋长少将乔治·戈林奇爵士接任。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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