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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拒绝屈服，有坚实的物质原因。安卡拉政府的外交转向随着伊诺努和萨卡里亚战役而来。这两场战役之后，安卡拉此时已不如希腊孤立无援。意大利对希腊在土耳其的利益诉求一直怀有敌意，而法国在1919—1920年的政策却发生了180度大转弯。在法军撤出奇里乞亚后，他们甚至将多余的武器和制服交给了土耳其人（包括至少1万支步枪和500箱弹药）。同时，据协约国高级专员预料，劳合·乔治亲希腊的侵略政策已经促成土耳其民族主义者与莫斯科结成了事实上的同盟关系，凯末尔正在收获他的果实。布尔什维克党向安卡拉输运黄金的行为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月，其中包括红军于1920年9月征服布哈拉后抢掠的好几百块金锭；同时，这些黄金也为凯末尔的军队提供了物质保障。14白军在1920年11月最终撤出克里米亚后，布尔什维克党同样感到向安卡拉运送大量武器装备及弹药已经不再危险了。到1922年春天，他们已经运送了大约37 812支步枪、324挺机关枪、近4.5万整箱弹药、66门大炮和20万发炮弹。当凯末尔在1922年4月获悉协约国的停战条款时，他对莫斯科给予援助很有信心，并请求俄国向他支付一笔1 000万卢布的特殊款项以助其在夏天发动攻势。如果希腊侵略者不愿撤军，或者其伦敦的金主要求他们不撤军，那么土耳其人将只好通过自己的方式使他们离开。凯末尔以一种布尔什维克党人能够领会的方式（他们也曾在俄国国内革命期间驱逐过外国军队）向俄国大使解释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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非常好，我们应该以武力证明我们存在的权利。直到我们扫净家园的干涉主义者，人们才会意识到这一点。同个体一样，一个国家很难得到注意和公正，除非它用行动证明自己的价值并且展示自己的力量和能力。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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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关于在1922年夏发动进攻的决定是一场赌博，但是这场赌博经过了周密的设计。希腊人在安纳托利亚西部的军事态势一天比一天危险，而土耳其军队则在不断调集力量。对安卡拉来说，他们唯一的真正战略风险来自劳合·乔治——为了拯救希腊人及自己摇摇欲坠的政策，他有可能继续让英国人加入对土耳其人的作战中。但是出于很多原因，这种可能性极低。到1922年，伦敦越来越多的决策者开始明白如果重新与土耳其交战，凯末尔仅仅靠夺取摩苏尔附近的产油区就能够在这个地区给英国的利益造成更大损坏而非相反。美索不达米亚非但没能成为帝国策划者希望得到的战利品，反而早已变成了马蜂窝——当地阿拉伯人和贝都因人在反抗英国人统治的战争中使其在1920年和1921年至少损失2 000人。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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坐在类似于此的人造火山上，以及获悉凯末尔在萨卡里亚的决定性胜利之后，英国驻美索不达米亚的高级专员珀西·考克斯很自然请求伦敦采取行动“以确保伊拉克边境线上的友国的安全”。此时出任殖民地事务大臣的丘吉尔向内阁递送了一份备忘录，并发出警告，“几千名土耳其人进驻摩苏尔行政区的举动”将迫使英国要么撤出这块产油区，要么调遣更多兵力进行增援。说得更直白一些，英军驻开罗情报机构长官理查德·迈纳茨哈根（Richard Meinertzhagen）上校曾在现场向英国军官和外交官概述了自己的观点：“我们必须同土耳其人成为朋友，并且停止我们的亲希腊政策；或者我们必须冒着被逐出君士坦丁堡和摩苏尔（即便没有巴格达）的风险……只要还有一名希腊士兵在土耳其领土，我们就绝不可能同土耳其讲和。”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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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通过反对来自现场的顾问的建议，坚持要求希腊军队待在安纳托利亚，劳合·乔治在不知不觉中给了凯末尔以可乘之机。与同土耳其人进行的接触相反，劳合·乔治把协约国的谈判立场押在一支被充满敌意的平民包围的疲惫之师身上——其中的大部分军官和招募士兵只是简单地想要回家。这并不影响乔治·哈齐内斯蒂斯（George Hatzianestis）将军——安纳托利亚军队总司令帕坡拉斯的继任者——被他的同僚军官广泛视为心理失衡。乔治·哈齐内斯蒂斯在1922年6月视察了前线之后，表现出一反常态的冷静，不过这可能不是一个好征兆——因为他总结道，如果凯末尔发动进攻，前线将很容易被占据。诚然，希腊人仍在安纳托利亚保留着22.5万名士兵，而且他们的机关枪、野战炮和运载车辆等装备都比对方精良。但是战场上的士气则是另外一回事。希腊人坚守的阵线将近400英里（约644千米），包括从盖姆利克（位于阿菲永东南部的马尔马拉海上）延伸出来，并沿着门德雷斯河流域折回东南部的爱琴海和地中海的一种巨大三角半岛。而且，通过由协约国提出并被希腊议会接受的停战协定，所有这些土地都将归还土耳其。因而，这些士兵倦怠冷漠的状态便十分容易理解了。哈齐内斯蒂斯在巡视前线的时候同样未能发现共产主义思潮在希腊军队中的快速蔓延——由于凯末尔同莫斯科的战略同盟关系，土耳其人帮布尔什维克党将宣传册分发至希腊军中——“敦促僵持中的希腊人回家，并让他们的土耳其同志留下”。对于很多疲倦而又意志消沉的希腊士兵来说，共产主义者的宣传将战争归咎于“英国帝国主义”头上，并为他们的退出提供了合理化的理由。“到1922年夏天，”迈克尔·卢埃林—史密斯（Michael Llewellyn-Smith）在《爱奥尼亚憧憬》（Ionian Vision）中写道，“希腊军队就像一个内部被虫子或病害侵蚀的苹果，表面看起来完整结实，但在重击之下会随时碎裂。”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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凯末尔似乎对注定会被击败的敌军怀有同情之心，一直从6月等到了8月，以看希腊人是否会明白这一点，并决定自行离开。即便希腊人选择离开，这个过程也不会那么容易，而且随着时间的流逝，他们要面临的困难将会越来越多。大部分连接阿菲永和埃斯基谢希尔到沿岸的铁路都是单行轨道，这将对运输容量形成严重制约（而且他们之前对铁路线的破坏行为会使自身在撤退中易受攻击）。由于希腊人还可能从陆路撤退，这意味着他们将只能赶在9月的雨季之前出发。似乎是为了检测进行适当撤退所需的基础设施，哈齐内斯蒂斯在7月将两个营和三个步兵团撤至色雷斯——由于此举对协约国而言只是在君士坦丁堡面前的一场表演，所以这场撤退仅仅削弱了他抵抗凯末尔的兵力，并进一步孤立了希腊。1922年7月29日，高级专员对哈齐内斯蒂斯警告道，希腊军队对中立区首都的任何侵犯都会遭到武力回击。在8月4日面对民众的一场演讲中，劳合·乔治抱怨协约国“不允许希腊人拼尽全力作战”时，却或多或少对这一警告做出了回应，并且赞颂希腊人在“通过进入［安纳托利亚］长达几百英里的狭隘通道”时呈现出来的“勇敢大胆的军事进取心”。但是，尽管劳合·乔治的动员讲话在雅典得到了广泛宣传（很多报纸都把他的讲话作为头条报道），对于奋战在土耳其前线的希腊士兵来说，这仅仅如同一杯无味淡茶——尤其是协约国毫无援助的动向。尽管有劳合·乔治的讲话支持，希腊人却只能依靠自己。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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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年以来，凯末尔都在有系统地准备着主动发起进攻。2月，他颁布了新的征兵令，要求在1881—1901年出生的年长土耳其人加入已经服役的新建部队。此外，他还以被逮捕的逃亡者的家属参军为条件，对他们进行了部分大赦。成百上千名在战争期间被沙皇俘虏的经验丰富的前奥斯曼军官也被布尔什维克党交还给了土耳其，以替补在萨卡里亚战役中战死的大量土耳其军官。土耳其同布尔什维克党、法国分别签订的分别关于新高加索边境以及奇里乞亚的协定也使得这些边境线上的大部分民众解放出来，填充进军队以对抗希腊人。到1922年夏天，凯末尔已经集结了大约20万名士兵以及8 568名军官，还有将近8万只马匹和驮兽。尽管货车不足，机关枪及大炮也劣于敌方，土耳其军队却有更为优秀的骑兵部队以及最为重要的士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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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7月底，希腊人撤退的时机很明显已经过去。同拯救自己的军队相反，哈齐内斯蒂斯佯攻君士坦丁堡的举动进一步削减了军队实力。对充满斗志的土耳其军官来说，这无疑等同于在公牛面前挥舞红旗。7月28日夜晚，凯末尔同战地指挥官在前线附近的阿克谢希尔会面，他的借口是来参观两队军官之间的一场足球比赛。在那个夜晚，他们终于决定在8月中旬发动进攻：由努尔丁帕夏率领第一集团军对位于阿菲永以北制高点的希军凸出部分发动袭击，第二集团军同时向巴士拉发动佯攻。8月17日，凯末尔再次在极度保密的状态下离开了安卡拉。为了掩饰自身意图，他指示下属传播消息称自己将在21日位于钱卡亚的住所处邀请主要军官进行茶会［为了增强效果，凯末尔甚至对自己的母亲楚贝伊德撒谎，在赶赴前线的当晚称自己将参加一场茶会］。[1]在接下来的几个晚上，第一集团军在来自第二集团军分队的支援下，趁夜色进行了转移。1922年8月25日，凯末尔到达第一集团军军部以指挥即将展开的战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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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晨光划破安纳托利亚高原的天空时，土耳其第一集团军开始沿所有战线展开炮火轰击。大部分敌军观察哨都被摧毁，希腊炮手也因此很难进行回击。尽管如此，当土耳其步兵试图突袭阵地时，希腊人还是进行了十分顽强的抵抗。在一整天的时间里，双方在长达25英里（约40千米）的战线上来回拉锯，许多山顶要点不断易手。一位土耳其指挥官雷沙特上校曾向凯末尔承诺他将在半小时以内拿下目标——西吉尔峰。由于未能完成任务，他居然自杀身亡。到黄昏的时候，土耳其人少有收获，希腊人很明显守住了自己的阵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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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土耳其人很快就迎来了突破。1922年8月27日，在这场战役的第二天早上，由凯末尔丁·萨米率领的第四兵团刺穿了希腊人的阵线，并拿下了位于克门山的制高点——阿菲永西南部的重要阵地之一。一支土耳其骑兵兵团随后穿过希腊阵线中的一条缝隙，到达了敌军后翼的开阔场地。由于担心遭到包抄，希腊第一兵团指挥官特里库皮斯将军下令撤退，并将大量军需品留在了阿菲永——凯末尔随后就在此地建立了自己的新指挥部。这次突破相当迅速，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失去了同师部指挥官的无线联络，并使得希腊人从凸出部分退却的时候陷入了巨大的混乱。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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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萨卡里亚的结局不同，这一次的追赶极为迅速和持续。土耳其人在赶上敌军之前甚至没有停下来消化胜利，这也使得特里库皮斯难有时间进行恢复。由于前方的骑兵侦察情况显示特里库皮斯第一兵团的剩余兵力正在试图重新加入由迪肯尼斯将军率领的希腊第二兵团——他们在位于多鲁佩纳尔（Dumlupınar）附近，前往士麦那途中，阿菲永以西30英里（约48千米）处——凯末尔遂在8月31日下令土耳其第二集团军从北边冲将下来将多鲁佩纳尔截断，同时努尔丁帕夏从南边将其围住。由于此法会使希腊第三兵团从靠近马尔马拉海的北翼逃脱，所以凯末尔强调他们的主要目标在于包围并压制南部的希腊主力，以打开通往爱琴海和地中海的道路。1922年9月1日，凯末尔在位于多鲁佩纳尔以北的一所房子里颁布了一道迅速为世人所知的命令：“战士们！你们的首要目标是地中海！前进！”土耳其人没有让凯末尔失望，他们立马越过了整支希腊军队，并在9月2日接受了里夫金和迪肯尼斯的投降。他们的行动是如此敏捷，以至于特里库皮斯在被土耳其人俘获两天之后，被雅典方面任命为安纳托利亚新任总司令（哈齐内斯蒂斯则被解除了职务）——他们沦陷的消息显然还没传到国内。在俘获了特里库皮斯之后，凯末尔向他提供了咖啡和雪茄，并且安慰他，战争不过是一场运气游戏，“优者常败”。这在残酷的战争中是极为罕见的人性一幕。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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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非所有人都有此雅量。为了调查多鲁佩纳尔的烧毁状况，同凯末尔一起出征的哈莉黛·埃迪布观察到“横尸遍布其间——不管是人还是动物——以他们死亡时的姿势躺在地上”。无怪乎希腊士兵花费大把时间进行抢掠或者偷窃陶器或古物，他们在撤退时烧毁了经过的所有靠近海边的城镇。朗博尔德在前往士麦那的途中接到来自领事哈里·兰姆爵士的报告后，向寇松做出汇报称，希腊人“已经溃不成军”，他们在撤退途中烧杀抢掠，足以编纂出一部“充斥着兽行和暴虐行为的恐怖案宗”。兰姆不甘居人后，他将撤退途中的希腊军队的行为描述为“难以形容的令人作呕”。22尽管没有过多描述，兰姆却可能提及一些传闻，称希腊士兵以及散兵游勇在阿拉谢希尔和马尼萨等城镇劫持、强奸并残害了成千上万名穆斯林女孩儿——这些传闻起初被很多协约国官员忽视，到后来，当实情调查团奔赴希腊人在撤退时摧毁的镇子进行调查时，这些传闻才得到证实。23土耳其西部遍布人道主义窘况，美国领事霍顿早在1922年9月2日便从士麦那发出报告。也正是在这一天，凯末尔接受了希腊兵团指挥官的投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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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天由于希腊军队精疲力竭、士气消沉而变得格外沉重。希腊军队昨日撤出乌沙克和屈塔希亚后已将它们付之一炬……位于埃斯基谢希尔的［希腊］第三军团可能会很快撤离并烧毁这座城镇……恐慌正在外国基督徒和希腊人中蔓延，很多人都在设法离开这个地区。当意志低沉的希腊军队到达士麦那时，严重的动乱及烧平城镇的流言传遍了整座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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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天之后，霍顿通知华盛顿“埃斯基谢希尔、屈塔希亚、乌沙克、马格尼西亚［马尼萨］、阿拉谢希尔、艾登和纳兹勒等地区的主要城镇已被摧毁或遭到大面积破坏。这些城市的居民人数在3.5万—10万”。协约国和土耳其的调查委员会都证实了霍顿报告的真实性。此外，他们还加上了卡萨巴的名字——作为一座位于发自士麦那的内陆铁路线的终点城市，卡萨巴拥有两万名人口，具有重要的贸易功能。然而此时，它已变成“一处布满灰烬与石块的冒着烟的废墟”，在希腊人纵火烧毁这座城市后，仅仅留下了8 000名生还者。在乌沙克的时候，希腊人甚至没放过苹果园。由于城市难民无处可躲，同巴尔干战争期间的君士坦丁堡一样，士麦那变成了难民营。“在总共约5万名不幸的人群里”，霍顿汇报道，“有相当多的土耳其人”，他们“此时睡在教堂的院子里，睡在清真寺中，甚至还有的睡在过道上”。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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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溃败的希腊军队同奥斯曼希腊人（他们担心会牵连进希腊军队的暴虐行为）回流涌入城市，协约国领事和士麦那的国外及基督教群体已经做好了最坏的准备。协约国将他们的所有战舰停靠在港口处——11艘英国舰、5艘法国舰、3艘美国舰和2艘意大利舰——同时，他们还派遣小型海军陆战分遣队登陆，以保护西方属民和财产。一位曾前往内陆对希腊人的热烈程度进行评估的美国海军情报军官J. G.韦尔说，他听到“希腊军官一再威胁要烧毁这座城市”。很自然，在这些威胁之下，加之希腊在撤退穿越土耳其西部时实施的焦土战略的先例，美国、法国及英国领事在1922年9月6日向希腊战争大臣尼古劳斯·塞奥托基斯（Nikolaus Theotokis）发去电报，要求他做出书面保证，承诺希腊军队不会烧毁士麦那或在城内进行劫掠。考虑到无人完全确定何人实际掌控着安纳托利亚的剩余希腊军队——塞奥托基斯此时才刚刚获悉自己任命该职位的最新抉择是一名战俘——他便坦陈自己“无法就此做出保证”。塞奥托基斯或许已经转而依赖士麦那的希腊高级专员阿里斯蒂德·斯泰吉亚德斯，后者是一位脾气暴躁的韦尼泽洛斯主义者，他对民族主义者的周期性镇压以及反穆斯林的暴行受到了当地奥斯曼希腊族群的猛烈抨击，只不过他已在英国的保护下于1922年9月8日星期五晚上乘船离开了士麦那——他乘坐的是随同希腊人在1919年5月实施占领的舰队之中的“铁公爵号”战列舰，炫耀般离去。[2]在某种程度上，为了避免在士麦那遇到障碍，雅典下达命令让希腊士兵在撤退的时候换道切什梅（在士麦那以西及以南的一座港口城市），直接从希腊控制的希俄斯岛穿过。由于并无希腊当局留下来保护士麦那或者向土耳其人投降，协约国众领事遂采取不同寻常的步骤，提议他们亲自赶赴内陆的卡萨巴以谈判士麦那的投降事宜，并要求保护基督教人口——这似乎已承认了希腊对士麦那的占领自始至终都由西方列强控制。在这场战争中见惯了希腊人的残暴虐行，并始终保持镇定自若的凯末尔听到这个消息后，却勃然大怒：“这是谁的城市？他们又想把它给谁？”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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协约国其实不需要费心向卡萨巴派赴信使。土耳其军队的行动尤为迅猛，1922年9月9日星期六早晨11点左右，头一支拥有400兵力的骑兵团便冲进了士麦那。当凯末尔的副官把这一消息带给他时，他恢复了平静，而他的情绪也随之转为对发动这场灾难性侵略的人的同情：“可怜的劳合·乔治！他明天会遭遇到什么事呢？他将被摧毁。”士麦那当地人对土耳其人的最初印象相对比较积极。土耳其部队出现的时候，“衣着光鲜，纪律严明”，尤其“营养充足，朝气蓬勃”。相形之下，希腊士兵在穿过的时候却“一身污秽，肮脏，无精打采”，更不用提那些在地上的全身污泥的城市难民。所有报纸都刊登了由凯末尔签署的公告，他下令立即处决骚扰平民百姓的土耳其军官。一位来自英国的护士在寄往家中的信件中写道：“每一个人都对土耳其人的回归表现出发自内心的欢欣。”9月10日星期日下午4点，凯末尔亲自驱车进入士麦那。“他坐在敞篷车队的最前位置，车上还装饰着橄榄枝”，象征着这位征服者的和平意愿。土耳其穆斯林向凯末尔祭献了一头牛，不过后者并未停留参加典礼。凯末尔沿着码头闲逛，随后，他走进了克雷默酒店的一间酒吧，向主要的希腊顾客问道，康斯坦丁国王是否有同他们一起举杯饮酒。在得到否定回答后，凯末尔揶揄道：“那他为何还要费心攻打士麦那呢？”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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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对土耳其士麦那来说是一个不错的开端。但是，在历经一场长达3年的战争之后，人们已经变得一个比一个残忍，再加上希腊人最近的暴虐行径，这些都注定了土耳其占领者无法长久保持克制。甚至连那些被土耳其人“格外守纪”的表现打动的外国人也观察到“军官默许或者至少是准许下的针对市集的大规模抢劫活动”。星期六下午，关于暴力事件的报告此起彼伏，到了晚上，随着尖叫声响遍城市的大街小巷，暴力活动已经处于疯狂滋长的状态了。一位沿着水边骑行的土耳其骑兵被击落于马下，这随即招致了报复行动。一位英国上尉看到一群土耳其士兵将一位不听指挥的希腊人击毙。艾登火车站附近又发现了五具尸体。更值得注意的是，不像出逃的斯蒂吉亚德斯，同其教民留在士麦那的希腊都主教克里索斯托在大官邸受到努尔丁帕夏接待后不久，却遭到了一伙穆斯林暴徒的私刑处置——大多数人认为他们是受到了努尔丁帕夏的明确指示。其他“卖国贼”，包括为希腊占领当局工作过或者主要与其合作的土耳其人被军事审判及枪毙。因为大多数（虽然不是全部）希腊人要么已经逃走，要么已经辞去工作加入撤退行列，所以这些暴力事件主要集中在亚美尼亚人区——在这里，手拿武器的基督徒也确实进行了回击。死亡数字逐步平稳上升，在开始的3天里，已有大约400人死亡。在星期三读完了所有来自士麦那的报告后，美国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布里斯托尔上将模棱两可地汇报称，尽管“亚美尼亚人居住区的当地暴徒实行了大规模杀戮，但是带有大屠杀性质的事件却绝没有发生——虽然土耳其军队在进驻城镇的时候遭到了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三次射击和轰炸”。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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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后，情况变得一团糟。1922年9月13日，当布里斯托尔正在向美国国务院发送这份报告时，士麦那的亚美尼亚人聚居区突发了大火。这场大火迅速燃遍了这座古老城市的木质建筑，并沿着水边烧毁了许多非常美丽的地点，包括“法兰克大街”（旧时法兰克人，即欧洲商人的贸易殖民地）的商铺，电影院和咖啡馆，英国、法国、美国、丹麦、荷兰以及俄国领事馆，士麦那剧院，教堂，犹太教堂，清真寺，甚至还包括克雷默酒店。英国《每日邮报》的通讯记者沃德·普赖斯（Ward Price）在安全的“铁公爵号”战列舰上观察到岸上“一面长达2英里（约3千米）的着火墙体上，20条清晰可见的炽烈火焰正参差不齐地翻腾着，火焰翻滚高达100英尺（约30米）”。这座古老城市的所有“仓库、商业建筑以及欧式住宅楼”，他叙述道，“燃烧得就像愤怒的火炬”。码头的景象如同但丁描写的地狱——不论是从海湾上见证这一景象或是目睹“9·11”恐怖袭击事件的人都感受到了相似的震撼——刚开始，烧成炭以及正在燃烧的尸体散发出“令人作呕的气味”；与此同时，那些试图逃离致命烟尘的人发出的绝望叫喊声传遍了人耳。在“乔治五世号”上，一位英国上尉认为“很多人被推进海里，仅仅是因为最靠近房屋的人群试图离这些房子更远一些……很多人确实由于惊慌失措而跳进了海里”。雪上加霜的是，对于那些无法接触到水源或者不会游泳的人来说，大多数海湾里的船只已经装满了难民——它们开始时出于对翻船的担忧，拒绝了搭载更多乘客的请求。最终，到夜幕降临之时，很多协约国战舰靠近岸边，并放下了小艇拯救溺水人群——不过还是有很多人坚持要求审查这些受害者的国籍（据说那些能够正确读出“J’ai perdu mes papiers”的人更受法国船舰的欢迎）。当这场大火在9月15日星期五烧尽的时候，离水边最近的希腊、亚美尼亚和法兰克街区已经化为废墟，成千上万人丧生于火海或者溺死于港湾之内。2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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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同莫斯科1812年的那场大火一样，关于纵火者和纵火动机的讨论自此从未中断。几乎所有人都认为这场火灾首先发生在亚美尼亚人居住区，这也意味着亚美尼亚人的纵火动机被排除。不出意料的是，希腊官员和政治家将责任推给了土耳其人，并指责他们烧毁了“希腊人的”士麦那，而后者则反驳称他们根本没有必要烧毁一座自己刚刚征服的城市。不管有没有必要，两个间接证据却指向了土耳其一边。首先，到1922年9月13日，土耳其军队已经完全控制了城市，而且没有遭到实质性的抵抗；大多数还未撤离的希腊士兵离开了这座城市前往切什梅。其次，这场火灾从未波及穆斯林—土耳其人主要居住区——坐落于山冈以南，海港区之上；很有意思的是，犹太人区也未受到牵连——他们也同样居于内陆，以及相同的地理方位。部分原因在于风向，在那个致命的星期三，大风不寻常地刮向北方的大海（一些外国观察员提示到，这或许为纵火犯作案提供了借口——有一些人确实声称看到了土耳其纵火犯）。另外，还有报道称一条绕着土耳其人及犹太人居住区的壕沟被迅速挖掘出来以防止火势蔓延至此，一支消防队也站在一旁以确保这些区域无恙。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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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然，所有这些都无法构成故意纵火的证据。像是为了规避对其军队的必然指摘，凯末尔早在1922年9月15日同法国领事米歇尔·格拉耶（Michel Graillet）的会谈中，便指控手拿武器的希腊人和亚美尼亚人进行了纵火——这份控词在两天以后以官方报告的形式发往了安卡拉。作为补充，他还称土耳其士兵已经“尽自己一切所能扑灭大火”。然而，通过拉蒂夫（Latife）——曾于士麦那招待了凯末尔，并很快成为后者所有情人中最为出名的一个（两人在1923年结婚）——的说法，这位士麦那征服者在火势仍在蔓延的时候说：“让它烧，让它覆灭。我们可以换掉一切东西。”[3]对这场火灾最有名的当代新闻报道之一来自法利赫·里夫金（阿塔伊）在《阿库夏姆报》中发表的文章，其中提到“这场大火毁掉了大量穆斯林的财产”；阿塔伊又进一步声称他看到“成千上万名［土耳其］士兵……正奋力扑灭大火”。然而，这位阿塔伊后来在其未经审核的自传初稿中写道：“异教徒的伊兹密尔已化为灰烬，并在白昼黑夜的烈焰硝烟中走向了覆灭。然而，正如我们在彼时被告知的那样，这场火灾的始作俑者真的是亚美尼亚人吗？”阿塔伊引用自己在1922年9月写的日记：“掠夺者帮助把火势蔓延开来……为什么我们要烧毁伊兹密尔？难道因为担心如果这些江岸边的官邸、酒店和酒馆保留原样，我们就永远无法摆脱这些少数族群了吗？”同希腊人纵火烧毁土耳其西部城镇的说法相比，伊斯麦特·伊诺努在自传中对士麦那大火灾的见解同样十分有趣。“起火原因，”伊斯麦特写道，“应该在历史中的各种大事件之中去搜寻。那些下级军官会说他们只是在执行命令，高层人物则会推责于纪律漏洞。”不论是谁点燃了士麦那大火，确定的一点在于，土耳其人似乎将其视为对希腊人将深远内陆地区的许多城市付之一炬的理想惩罚。鉴于此，尽管很多土耳其人失去了财产，几座清真寺也被烧毁，但是实际来说，士麦那的基督徒才真正失去了一切。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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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古老的士麦那在1922年9月一同消亡的是希腊人和土耳其人、基督徒和穆斯林在小亚细亚，或者在希腊本土一同和平共存的主意。如果希腊人在1920年、1921年和1922年实行的焦土运动开创了种族隔离的话，那么士麦那大火则为此画上了一个戏剧性的句号。为了预防种族间暴力的进一步爆发，努尔丁帕夏给予那些想离开的士麦那基督徒一段时间的宽限期，尽管时间不长（起初，截止日期是9月30日，但由于持续性的港口受阻，这一日期遂被推至10月15日），这便在实际上剥夺了他们的奥斯曼公民身份。到了1922年10月2日，通过美国海军情报消息，多达20万名主要由希腊人组成的难民乘坐希腊或者协约国船只从士麦那撤退到了希腊内陆——这些难民希望能够被希腊政府接受市民身份；其他的协约国情报则称这一数字高达30万。但是，这些希腊人属于幸运的一批——大部分是女性、孩子和老人。所有18—45岁的参军的或者与占领当局合作的奥斯曼亚美尼亚男性或希腊属民——实际上，这意味着他们所有人，大概10万或12万人——都被送往位于安纳托利亚内陆战俘营或被强征入劳力行伍以“重建希腊军队在作战期间毁灭的村庄和道路”。我们必须谨慎对待这些可疑的整数数字。虽然如此，非常清楚的一点是，几乎所有士麦那的希腊群体，以及随撤退军队逃往西部的希腊城市难民——一共大约35万人——被从他们祖祖辈辈生活的家乡赶走，而且大部分人将永远无法再见。另一方面，这也为两个主权国进行很快将成为有史以来规模最大的人口交换确立了先例：希腊的穆斯林属民将被驱逐至土耳其，而奥斯曼的基督徒也会被“换回”到希腊。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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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此期间，战争还在继续。对于凯末尔来说，士麦那的陷落并非结束，这不过是其实现民族宪章准则运动的一次重要胜利。土耳其同苏维埃俄国的东部边境此时明确确立了下来；它同法属叙利亚已就东南边境达成一致，而与英属美索不达米亚即便未达成协议，也几成定局；而且希腊人被逐出了安纳托利亚西部。但是，仍有希腊军队驻扎在色雷斯东部，协约国军队也还在君士坦丁堡沿着伊兹密特湾的地方，以及邻近达达尼尔海峡的一些海峡炮台中：如果凯末尔想要履行民族宪章中的内容，那么这些外国武装力量要么自行离开，要么由土军武力驱赶出界。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在凯末尔领导下得以重生的奥斯曼帝国此时正大致处于14世纪早期的帝国位置——彼时巴士拉还是帝国首都，土耳其人还未进入欧洲。凯末尔是否会拿起武器追随征服者之路，重新夺回阿德里安堡和君士坦丁堡？或者协约国及希腊人和平撤离以阻止又一年的流血杀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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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许多其他产生于战争末期的问题一样，这个问题的答案取决于劳合·乔治。尽管希腊军队还未离开色雷斯东部，但是到1922年9月18日，他们的最后一支完整分队已经借道切什梅离开了小亚细亚——这意味着海峡和伊兹密特的凯末尔军队与协约国军队之间已不再有希腊军队。在士麦那，凯末尔接待了英国总领事哈里·兰姆爵士，这场会面一定程度上是为了弄清英国人的真实意图。在被告知这位领事代表着驻君士坦丁堡高级专员的利益后，凯末尔回复道，他的政府“认为自己同大不列颠处于战争状态，所以并不承认这位高级专员”。正因如此，凯末尔认为他将“以关押所有英国属民的举动来证明自己的正当性”，不过他又向兰姆保证自己并无计划这样做，而且在土耳其的英国人“出境自由”。在被问到是否真的认为同英国处于战争状态时，凯末尔稍做让步，并指出安卡拉和伦敦之间还未建立联系。事实上，凯末尔是在邀请——或者说激将——劳合·乔治给予他政府上的外交承认，以显示对土耳其并无敌意。如果劳合·乔治拒绝，那么凯末尔的军队将会朝前行军，以确保土耳其边界线同民族宪章中规定的一致。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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来自英国方面的第一反应并不令人鼓舞。早在9月7日，土耳其人占领士麦那之前，英国内阁——在没有咨询议会或是协约国的情况下——便授权驻土耳其和黑海的英国占领军总司令查尔斯·哈林顿派军队占领加里波利半岛，以预防土耳其人从此地登陆前往色雷斯。出于不难领会的原因，温斯顿·丘吉尔对坚守加里波利的举措表达了强烈支持。虽然长期饱受希腊事业的折磨，但是丘吉尔认为在事关海峡控制权的问题上非同一般：他的想象力得以焕发，血液也开始沸腾。“深海中将亚洲与欧洲分隔开的那条线，”他争辩道，“具有重大的意义。我们必须用尽我们力量范围内的一切方法保证这条线的安全。如果土耳其人拿下加里波利半岛和君士坦丁堡，我们可能就会失去所有的胜利果实。”在丘吉尔立场大转弯的鼓励下，加之深信希腊人并未就此完结，劳合·乔治更进一步，他告知内阁，如果土耳其人提议武力穿过海峡的话，“我们应该同他们战斗以阻止他们这样做”。为了使埋葬在加里波利的英国人不白白牺牲，劳合·乔治和丘吉尔提议更多的人再次为之浴血奋战。在某种意义上，他们的提议甚至比1915年走得更远：1922年9月12日，哈林顿率军在海峡亚洲一侧的恰纳卡莱登陆，似乎有意诱使凯末尔出兵驱逐。这场为控制海峡自1918年搁浅至今的战役从而再次得以升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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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反凯末尔联盟正在严重瓦解。尽管他们极其勉强地争取到了内阁的支持，但是在协约国这边，劳合·乔治和丘吉尔就没那么好运了。法国和意大利刚开始同意向海峡的欧洲一侧（加里波利）派遣小型分遣队，但是他们拒绝随哈林顿进驻亚洲一侧。普安卡雷通过法国高级专员佩莱将军暗中向凯末尔保证，法国将不会参与英国在海峡的战役。1922年9月15日，丘吉尔向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以及加拿大的总理发去电报，请求他们重演加里波利的史诗篇章，以保护“至关重要的帝国及全世界范围内的利益（包括解放海峡在内）”。这一次，他的呼吁却未激起太大浪花。新西兰提供了一个营的兵力，澳大利亚和加拿大礼貌性拒绝，而南非则不屑给予回复。在巴黎和会的时候，这几个受到平等外交礼遇的自治领此时却拒绝追随母国加入战争，这也令伦敦大吃一惊。即便连主战的《每日邮报》也拒绝加入其中，并进行轰动性新闻报道：“停止新的战争！”普安卡雷也向日益受到孤立的劳合·乔治施压，并在1922年9月18日下令所有法国军队撤出加里波利。法国此时明显已经放弃了海峡，内阁随后授权寇松赶赴巴黎——后者几乎以一种恳求者的姿态请求法国给予援助。1922年9月23日，普安卡雷对这位前印度总督进行痛斥，致使寇松崩溃垂泪，并坚称英国放弃凯末尔的所有领土要求，包括君士坦丁堡、海峡和色雷斯东部。凯末尔不仅征服了“希腊人的”士麦那，将希腊人逐出亚洲，还将大英帝国撕成碎片，摧毁了巴黎和伦敦之间仅存的外交友谊。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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