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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 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上为远景，下为近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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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4 出土自摩亨佐—达罗的印度河印章一枚，皂石制，上有一匹“独角兽”、一个仪式祭台、一些符号。印度河文明的书写体系仍有待解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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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近一个世纪的时间内，对印度河文明的考古研究已经走了相当长的一段路。尽管如此，目前仍有许多基本问题亟待解决，比古埃及和美索不达米亚（以及中国）的考古研究提出的还要多。2002年，印度河文明研究者简·麦金托什（Jane McIntosh）如此写道：“未解之谜的浓重乌云……笼罩在这个文明上。”[6]此外，尽管巴基斯坦和印度都在继续进行遗址发掘，但已发现的千余处成熟期定居点中，被发掘的只有不足10%。许多重要线索，包括更多的铭文，肯定会在进一步的发掘中出现，这一点已经被过去二三十年的经验证明了。但是，目前对现有城市遗址的发掘已经十分深入，新的发现似乎并不能解答现存所有对印度河文明的疑问。因此，与其他聚焦于这一文明的图书一样，本书也需要将考古学提供的确凿信息与有依据的推断结合起来，以期解答这些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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尤为受关注的问题：有充足的证据显示，早在公元前7000年，俾路支省梅赫尔格尔就有村落聚落存在，那么印度河文明是否就是从邻近的俾路支原生文明发展来的？还是说，在公元前四千纪时，距离并不算远的美索不达米亚文明的扩张刺激了印度河文明的产生？如果这个文明真的是在没有宫殿、皇室陵墓、庙宇、强有力的统治者，甚至没有祭司的情况下繁荣昌盛的，那是什么样的权威统一了如此规整有序的、具有一致性的、分布如此广泛的社会？先不说次大陆后续发展起来的文明，为什么印度河文明与频繁征伐的古代美索不达米亚、埃及、中国文明完全不同，没有留下任何与战争相关的确凿证据，例如防御工事、金属武器和士兵？印度河宗教真的是印度教的源头吗？印度河印章上的图像及其展现出的行为与很久之后的印度教图像与仪轨颇有相似，如对湿婆的崇拜和种姓制度，这是否只是一厢情愿的联想？尚未破解的印度河文字（假设印度河文明只有一种书面语言）是否与现存的印度语言有关，如南印度的达罗毗荼语系语言和北印度的梵语系语言？最后，为什么印度河文明在大约公元前1900年后衰落，它又为什么没有在历史中留下任何的印记？印度河文字似乎在4000年前随着印度河文明的衰落而不可读了，直到过了漫长的1500年，印度才再次出现书写文字，但显然与印度河文字的字符没有任何相似之处：公元前3世纪阿育王的石柱上凿刻的是婆罗米语文字和佉卢文，是模仿西亚的一种拼音文字形成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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许多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欧洲的、印度和巴基斯坦的、日本的、俄罗斯的还有美国的，都尝试对这些问题做出解答。但是推测是不可避免的；因为印度河文字未留下发音，又没有充足的考古学证据，所以不可能达成共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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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些观点包含或被赋予了政治立场，让事情变得更加复杂。20世纪三四十年代，印度争取从英国的统治下独立，在这一进程中，印度河文明的发现自然而然地鼓舞了印度的民族自尊心。印度河文明的第一位发掘者约翰·马歇尔（John Marshall）在1931年的论述中开启了这一思潮：“印度河文明先民的宗教……带有鲜明的印度特点，甚至很难与现存的印度教区分开来。”[7]印度民族主义领袖贾瓦哈拉尔·尼赫鲁（Jawaharlal Nehru）在成为独立后的印度的总理之前，颇为有理有据地称：“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的考古发现）让人们无时无刻不想起现存的传统和习俗——流行的宗教仪式，手工业，甚至服饰潮流——这实在令人惊讶。”[8]然而，自此之后，特别是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印度的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出于政治目的，罔顾考古学和语言学的证据，把推论推得太远了。他们热衷于将印度河文明归为印度文明的“本源”（fons et origo），是未经外界污染的。在他们看来，印度河文明创造了书写吠陀典籍的语言——梵语；他们将梵语视作原生语言，而不像非印度学者中的主流观点那样，认为梵语其实是由公元前4000年起源于俄罗斯南部东欧大草原（Pontic-Caspian Steppe）的原始印欧语系语言发展来的，并随着印度—雅利安民族于公元前两千纪从中亚迁徙至印度传入次大陆。他们还认为，印度河文明创造了印度教的前身。因此，印度教民族主义者大肆宣扬，印度民族身份从未断绝，它的源头就是印度河文明，可以追溯到5000年以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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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90年代末，应印度的新一届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之邀，某些印度历史学家意图重写印度的学校教科书。他们鼓吹一本名为《印度河文字解密》（The Deciphered Indus Script）的书，此书的作者为N.杰哈（N. Jha）和N. S.罗阇罗摩（N. S. Rajaram）[9]，是两个印度人，他们受到过一些语言学和科学训练。这两个人的论断令人震惊；1999年，他们对印度媒体公布了解读的消息，并于2000年出版了此书。据他们说，印度河文字的历史比之前推测的还要古老，应当上溯至公元前四千纪中期，这样它理应是世界上最早的可阅读的书写符号，比美索不达米亚的楔形文字和埃及的象形文字早得多。印度河文字很明显运用了某种字母表，比出自近东的、世界上已知的最早的字母表还要早2000年。也许最激动人心的发现，至少对于印度人而言，是印度河铭文可能由吠陀梵语书写记录；铭文中，相当拐弯抹角地提到了一条吠陀时期非常重要的河流——娑罗室伐底河（Saraswati）（“Ila[10]环绕着被祝福的土地”）。[11]在《梨俱吠陀》中，这条河拥有崇高的地位。尽管今天人们已经看不到娑罗室伐底河的地上部分，但根据地面测量结果，这条河在印度河文明时期一定是一条主要的大河。在20世纪70年代及之后的时期，学者们在巴基斯坦境内对印巴荒漠边界地区进行了测量，根据调查和测量结果，复原了娑罗室伐底河的大部分（尽管不是全部）历史河道轨迹，这条大河的轨迹有一部分与印度河彼此独立，而非作为印度河的支流存在。在调查过程中，由穆罕默德·拉菲克·蒙兀儿（Mohammed Rafique Mughal）带队，考古学家们无意中发现了近200处印度河文明成熟期的定居点，这些定居点散布在娑罗室伐底河古河道沿岸。几乎所有定居点遗址都有待发掘，其中还包括一座城市——甘维里瓦拉（Ganweriwal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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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印度教民族主义者而言，更幸运的进展来自20世纪20年代的一张发掘现场照片，它展示了一个破损的印度河印章铭文。这个印章上描绘了一只动物的臀腿部分，旁边还有四个符号。杰哈和罗阇罗摩宣称，从他们发表的“经计算机优化”过的图片中可以看出，这只动物是一匹马；而且，这四个符号是可阅读的，在吠陀梵语中是“arko ha as va”[12]，他们将其译为“太阳确如马匹”。[13]这二人将另一段铭文识读为：“那些贪婪的入侵者觊觎我的马匹，我的辉煌胜利曾胜于他们千倍！”[14]这则铭文在1990年出土于古吉拉特，普遍认为这可能是某种纪念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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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长期以来，几乎所有学者都认为印度河文明对“马”是陌生的，因为考古学家既没有在印度河印章上诸多的动物形象（其中包括水牛）中发现马，也没有在发掘遗址中找到马的遗骨——至少在已经发现的遗骨中，没有任何一块骨头得到了专攻马匹辨识的动物考古学家的认同，印度河谷中发现了野驴（onager）[15]的骨头，但没有马骨。印度河文明研究界普遍认为，马是在公元前2000年中期随着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进入印度次大陆的，他们驾驶着马拉的战车；当然，在之后的历史中，印度军队从次大陆以外的地区进口马匹。然而，在吠陀文献中，马出现的次数相当频繁。毕竟，如果真的如杰哈和罗阇罗摩所称，马在印度河文明中占有重要地位，不是恰恰证明了印度河铭文的创造者和吠陀典籍的作者正是同一批，而且是出身本地的游牧族群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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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字解密》一书中的观点原本大概会被大多数人忽略，就像20世纪20年代以来的大部分印度河文字解读一样，无论它们的提出者是印度学者还是非印度学者。然而，因为这本书中的观点潜藏有巨大的教育和政治意涵，它吸引了来自南亚甚至全世界的广泛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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短短几个月内，学者们就在印度的全国性新闻媒体和杂志上发表文章，轻轻松松证明这两个作者的“成功解读”是一派胡言。这些学者中尤为著名的有：印度河文字研究领域的印度权威专家伊尔凡陀·马哈德万（Iravatham Mahadevan），来自他国的权威专家阿斯科·帕尔波拉（Asko Parpola），以及哈佛大学梵语教授迈克尔·威策尔（Michael Witzel）和他的搭档史蒂夫·法默（Steve Farmer）。马哈德万称这本书中所谓的解读“完全无效……根本不可能”[16]。威策尔和法默所作最主要的文章《哈拉帕的马戏》（Horseplay in Harappa）[17]，他们在文中以令普通人都能明白的不可置疑的论述证明，这本书中给出的印度河文字字母表出奇灵活，作者可以操纵这些字符产生几乎所有想要的翻译结果。而且，比对书中那张残损印章的照片和其他类似但更完整的印章的照片之后发现，所谓印度河谷的“马”其实是铭刻中常见的一种“独角牛”。所谓的马的图像其实是作者之一伪造出来的，他本人在接受印度记者的采访时也多多少少承认了这一点。此人是个工程师，出生于印度、在美国学习，有电脑绘画的经验（和对印度教民族主义政治宣传的偏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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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尽管学者们揭露了这本书在学术上没有可信度，2002年，印度出版的新的公立学校教科书中依旧在“印度河—娑罗室伐底河文明”中介绍了“马匹小陶像”，直到2004年印度教民族主义政府倒台、新一届政府撤回这批教科书为止。更重要的是，在印度，依旧有为数众多的人支持这一观点，即梵语是印度河文明使用的语言、是本地原生的，这一观点甚至得到了部分考古学家和语言学家的支持。除非铭文上有新的重大发现、印度河文字得到令人信服的解读，否则印度河文明与后来的吠陀文明之间的真正关系就会永远是人们争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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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直到20世纪20年代才被发现和认识，历史上的娑罗室伐底河的文化重要性还是毋庸置疑的。从这方面说，印度河文明，或者说“印度河—娑罗室伐底河文明”（很多考古学家更习惯于以其最初的发现地将其命名为“哈拉帕文明”）更像古代美索不达米亚文明，而非埃及文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在底格里斯河和幼发拉底河两条大河间发展起来，而埃及文明是尼罗河这唯一一条大河的“恩赐”。不过，印度河文明的地理环境要远比美索不达米亚和埃及复杂，这一事实对印度河文明进程产生的影响，远远超过城市的存在这种显而易见的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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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当美索不达米亚（古希腊语中的“两条河间的土地”）的城邦还被局限在两条大河灌溉的土地上时，印度河城市（或许也是城邦）已经对极广阔的地域施加了直接控制。这种控制一般通过大大小小的定居点实行，这些定居点为城市输送包括铜在内的金属、半宝石、矿产品和木材。除了印度河谷冲积平原之外，印度河文明的地理范围可以分为四个部分：西部的山区和山麓地区，北部蔓延的山脉，东部边境区域和塔尔沙漠（又名印度大沙漠），以及印度半岛区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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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以西的部分是今天俾路支省的高地和高原，沿崎岖不平的莫克兰（Makran）海岸线分布；在今巴基斯坦与伊朗的国境线附近，发掘了一个名为苏特卡根—多尔（Sutkagen-dor）的印度河文明定居点。北部的山区位于今巴基斯坦、阿富汗、塔吉克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为了获取极受欢迎的青金石，印度河文明在阿富汗和塔吉克斯坦边界上、靠近阿姆河的位置建立了一个偏远的定居点，名为肖尔特尕伊（Shortugai），此地是青金石最重要的矿产地。印度河谷以东的部分是古娑罗室伐底河流域，与塔尔沙漠毗邻，今天印度的拉贾斯坦邦以及旁遮普邦、哈里亚纳邦、古吉拉特邦的一部分都包含在内，印度河文明在这一区域建立了广泛的定居点，西北远达喜马拉雅山麓，向东则远至阿拉瓦利（Aravalli）山脉脚下；印度河城市从阿拉瓦利山脉获得皂石（用于制造印章）、铜和其他金属。印度河三角洲以东，今古吉拉特邦西部沿海地区的卡奇（Kutch）如今分布着巨大的盐碱滩，但在公元前三千纪时此处还是星罗棋布的岛屿；在今天的卡奇大沼泽地（Great Rann of Kutch）和苏拉什特拉[18]（Saurashtra）半岛，分布着很多印度河文明定居点，其中就有多拉维腊（Dholavira）和洛塔尔（Lothal），后者正是商船出发前往美索不达米亚平原的港口。但除了苏拉什特拉之外，在印度半岛上，印度河文明的定居点逐步减少；不过印度河文明从多丘陵的古吉拉特邦东部的拉杰比卜拉（Rajpipla）的矿井中获取了大量的玛瑙和光玉髓，或许还从遥远的印度南部获取了金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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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现在的气候条件推断，当时这片广袤土地上的气候应当十分利于农耕。现在，这片区域主要有两种不同的天气系统[19]，有时会有交叉重叠。西部高原山岳地带的气候受到冬季气旋系统主导，而在半岛地区则是夏季季风系统主导，这两种天气系统都会带来降雨。如果其中一套天气系统无法带来降水，那么另一套天气系统也总能予以弥补。因此，印度河谷从不知饥馑为何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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传统上当地年分六季：二月底到三月是春季，四月、五月、六月是夏季，六月末至九月为雨季[20]，十月至十一月是秋季，从十一月到次年二月依次是冬季和露季（dewy season）。这就产生了两个耕作季节。考古证据显示，在冬季和露季，印度河文明的农民们种植大麦（barley）、小麦（wheat）、燕麦（oats）、兵豆（lentils，又称小扁豆）、豆子（beans）、芥末（mustard）、大枣（jujube）和亚麻（linen）；在夏季和雨季，他们则种植粟（millet）、棉花（cotton）、胡麻（sesamum）[21]、瓜类植物（melons）、黄麻（jute）、大麻（hemp）、葡萄（grapes）和椰枣（dates）。尽管在南亚次大陆的某些地方，大米是原生物种，但似乎直到大约公元前2000年印度河文明成熟期末期，它才作为中耕作物引入印度河流域进行种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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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在不同地区，六季和两个耕作季节的情况也千差万别。例如，在印度河南段、今天的信德省，靠近摩亨佐—达罗的区域，降雨量通常很少或者没有，但印度河泛滥形成的淤积土十分丰富，弥补了降雨的不足。而在北边的哈拉帕周边，即今旁遮普地区，冬季和露季来自西部高山地带的降水在春季带来了丰饶的收获和广袤的草场。至于西部高山地区本身，冬季降水形式为降雪，导致耕作季节开始得更晚，春季播种、夏季收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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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高山、河流平原和沿海区域（这些地理环境）的并置，带来了丰富的原始生产资料，形成了季节性可支配资源的独特模式，迥异于美索不达米亚平原和埃及的情况。”乔纳森·马克·克诺耶（Jonathan Mark Kenoyer）这样说到[22]。克诺耶是印度河文明的主要研究人员之一，参与了哈拉帕遗址近期的发掘。环境、气候、物质资料的多样性对印度河文明的繁盛而言至关重要。在古埃及，尼罗河水一年一度的泛滥带来了肥沃的腐殖土，这是当地农耕生活的唯一关键推动力，而尼罗河泛滥的结果是福是祸则取决于洪水的规模。在古埃及，为了扩大尼罗河水泛滥的范围和存蓄水源，灌溉渠就十分必要了。相比之下，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尚未发现大规模灌溉的证据。可以推测，如果印度河文明的某个区域作物歉收，其他丰收区域完全可以通过已经建立的贸易网络向这一地区输送粮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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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5000年前印度河谷的气候真的与现在一样吗？在20世纪20年代的发掘后，马歇尔并不能对这个问题做出肯定回答。他在考古报告中称，摩亨佐—达罗地区的气候是“印度最糟糕的之一”，那里的气温低可至0℃以下、高可达50℃以上，冬天冷风刺骨，夏季尘暴多发，年均降雨量不超过15厘米，偶尔又会暴雨倾盆，成群的沙蝇和蚊子遮天蔽日。在他看来，“恐怕很难想象得出比今天的摩亨佐—达罗更令人心生不喜的地方了”。[23]他还提到，公元前4世纪，亚历山大大帝的史学家们也报告了与今日类似的印度河流域干旱的情况。这种状况是不是在印度河文明[衰落]之后、[亚历山大大帝统治时期]之前的那个千年内发展形成的呢？马歇尔注意到，摩亨佐—达罗的建造者们用的是窑烘的、因而也更坚固的砖头，而不是单纯以太阳烤干的、便宜却易碎的砖块，这也许能证明公元前三千纪前后，印度河流域的降水量比现在更多。他还提及，印度河印章上经常出现的动物形象，如老虎、犀牛和大象，它们在气候湿润、多丛林的国家比较常见，但现在并不生活在这一地区；像狮子一类更适应干燥环境的动物反而没有出现在印章中。不过，马歇尔却认为这些都不是[当时印度河流域降水更丰富的]决定性证据。砖窑烘干的砖头也许只能说明被发掘出来的建筑十分重要，或者是一种奢华的标志，而信德省内的老虎是在19世纪末期才完全消失的（可能是因为大量放牧造成老虎栖息地减少，同时还有狩猎竞赛的影响）。目前已有的几个研究尚无确定结论，对于印度河流域气候变化的观点依旧大有分歧。一项最近[24]的研究显示，公元前2100年前后，夏季季风突然削弱。然而，包括克诺耶在内的许多学者认为，自印度河文明时期起，印度河流域的气温、降雨量和季风模式并没有发生太大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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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谷南段面临的另一个变化是对河流的人为管控和大规模灌溉水渠的建造，前者自19世纪末开始，主要形式是筑堤和建坝，尤以1932年信德省北部苏库尔（Sukkur）完工的拦河坝为最。这于农民大有裨益，但对考古学家们而言毫无助益。短短几十年，包括摩亨佐—达罗遗址（现在已不再被印度河一年一度的洪水冲刷）在内的地区被过度灌溉，土地浸透了俗称盐硝[25]的无机盐。哪怕是些微的降雨，都能将无水无机盐转化为水合形式，使大地变得白茫茫一片，形成了“一层闪亮而易碎的外壳，一踩上去就在脚下咔嚓碎裂，好像白雪邪恶的嘲笑”，20世纪40年代一位在摩亨佐—达罗工作的考古学家曾这样描述。[26]伴随这种盐碱化进程的还有总含盐量超过300%的增加。含盐量增加对砖块来说是致命的，并会导致已发掘的遗迹在短短几年内化为齑粉。在哈拉帕，对遗址的损毁来自从遗址取砖块进行建设的铁路承包商和当地居民。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这两座已被遗忘的城市无疑是幸运的，印度河文明在世界上彻底湮灭之前，它们被发现了。接下来的一章就讲述印度河文明的发现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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