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579220
从公元前7000年起，在之后的4500年中，梅赫尔格尔一直有人定居，而且目前仍是巴基斯坦和印度境内唯一一处历史如此悠久的农耕区。此地居民住在阳光晒干的砖头建成的房屋内，在谷仓中存储粮食，冶铜以制造工具，在篮子上涂沥青封口，佩戴青金石饰品，并且热爱骨头、象牙、石头和陶制的印章（虽然没有证据表明有文字）。他们还制造出引人注目的美丽的丰乳女性小陶像，利用陶窑烧出的陶器上绘有旋涡状的鱼或其他动物的纹饰。但是，最引人注目的是此地培育作物、驯化牲畜的时间格外早。农业是梅赫尔格尔自发产生的，还是从近东地区扩散过来的呢？目前的观点是二者兼有。例如，随着梅赫尔格尔的考古记录中瘤牛的踪迹越来越多，它们的体型反而越来越小，动物考古学家理查德·梅多（Richard Meadow）认为，这一趋势正是伴随本地驯化出现的。而另一方面，梅赫尔格尔发现的小麦和大麦的种植，早在2万年前就在近东地区有记录了。
1706579221
1706579222
梅赫尔格尔似乎在公元前2600年后荒废，大约就是印度河城市形成的时间。这引起人们的疑惑，即这里的居民是否在城市形成中起了某种作用。这个问题显然难以回答，但大部分考古学家都认同雅里热的判断：成熟期印度河城市文明和梅赫尔格尔的文明间，以及其他早期印度河定居点间（例如附近的瑙舍罗，距离比较远的阿姆利、果德迪吉，还有哈拉帕），存在着太多“直接的相似之处”，让人忍不住相信，在公元前三千纪早期，这些文化“在一个广阔的地理范围内，与一个相当同质的物质文明结合在一起”。[43]
1706579223
1706579224
公元前三千纪中期，城市文化是如何转化形成的，这是个极具争议的问题。始自1947年对印度河早期遗址的发掘显示，遗址中有五分之三是被荒废的。有一些遗址很明显被火焚毁，特别是阿姆利（Amri）、古姆拉（Gumla）、果德迪吉（Kot Diji）和瑙舍罗（Nausharo），然后又再次被作为定居点。一些学者认为（以惠勒为首），战争是导致定居点被焚烧的元凶，但是灰烬层内并没有发现任何武器，也没有发现横死的尸骨。有一部分学者提出，这些火是当地居民自己放的，可能是为重建举行的某种宗教净化仪式，目的是清理这个地方，这样新的定居点可以进行有序规划和建设。
1706579225
1706579226
1706579227
1706579228
1706579229
图12 梅赫尔格尔出土的浅陶碗（约公元前2800—前2600年），内壁是旋涡鱼母题纹饰。这种风格被归为“费兹·穆罕默德（Faiz Mohammad）灰陶”
1706579230
1706579231
无论正确的是哪一种解释，在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都没有发现焚烧的证据。20世纪80年代及其后，由美国人牵头的“哈拉帕考古研究项目”（Harappa Archaeological Research Project）对哈拉帕遗址进行持续研究，在摩亨佐—达罗，则是由来自德国亚琛技术大学（Technical University of Aachen）和罗马意大利中东及远东研究所（Italian Institute for the Middle and Far East，ISMEO）的建筑学家、考古学家、地质学家组成了德—意联合团队进行研究。他们的研究表明，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的地基从根本而言就是不一样的。哈拉帕无疑历史悠久，在成熟期之前就出现了；这个城市是由小聚落有机地发展起来的，其历史最早可能追溯到公元前3500年。但是，摩亨佐—达罗坐落在人工搭筑的平台上，建成时间更晚，而且几乎是一下子从无到有建立起来的。人工搭筑的平台可能是为了防止印度河泛滥的洪水侵害城市：“人造平台长400米，宽200米，平台的大部分从建成起沉入冲积淤泥中7米深”，金特·乌尔班（Günter Urban）写道。[44]
1706579232
1706579233
对哈拉帕的发掘一直持续到现在，但遗憾的是，对摩亨佐—达罗更深层遗址的发掘已不可能，一方面是因为当地高高的地下咸水水位，另一方面是因为巴基斯坦政府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建议下禁止一切对此遗址的发掘，后者自1974年起对遗址进行国际性的抢救工作。对摩亨佐—达罗的现代研究项目主要由两部分构成，一是利用此前未发表的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报告，重新对遗址进行详细的检查，以期发现可能被原发掘者忽略的规律；二是利用基本而言非侵入性的调查方法对遗迹进行研究。
1706579234
1706579235
于是，相机搭载着无人热气球对遗址进行航拍，并与之前的发掘中航拍的照片进行比较。特殊设计的“吸尘器”清理掉遗址表层松散的残骸，露出下层被掩埋的人造物。土层钻探已经深入地下18米，取出的土芯样本用来建立和分析占用年代、活动类型和环境数据。“举例来说，家庭垃圾一般是发灰的褐色，说明被火烧过”，赖特写道，而“浅棕色区域和灰色区域，特别是如果混有碎骨头和碎陶片，说明只是平常的家庭垃圾倾倒”。[45]经烧制的黏土在冷却过程中被磁化，因此磁力计作为钻探的替代手段，用于检测地面下烧制黏土的沉积物，由此找到被掩埋的陶窑和烧制砖。测量导电性的仪器通过检测土壤电阻区分其种类，并在上城区和下城区发现了两块长7米、宽6米、深6米的平台，高电阻由泥砖砌成，从外表根本看不出来。就连分隔上下城区的被掩埋的空街道，都被检测出来了。
1706579236
1706579237
另外，学者能看到的印度河字符的数量从1947年以来一直在增长。新的发现不仅来自新的印度河遗址的发掘，例如1990年在多拉维腊发现的疑似“签字板”；还来自对印度和巴基斯坦博物馆馆藏的探索——从20世纪30年代开始，数以百计的印章和铭文就被遗忘在博物馆里无人知晓。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赞助下，帕尔波拉这位不知疲倦的学者和他的合作者们一起，出版了三卷本的《印度河印章与铭文语料库》（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分别是1987年出版的《印度的收藏》、1991年的《巴基斯坦的藏品》和2010年的《摩亨佐—达罗与哈拉帕补遗》，用新的、高质量的图片替换了发掘时拍摄的原始照片。最终，对所有可能的解读者来说，基本上所有已知的印度河铭文都触手可及。
1706579238
1706579239
[1] 海因里希·谢里曼，一译海因里希·施里曼，德国传奇式的考古学家，其考古发现使《荷马史诗》中长期被认为是文艺虚构的国度——特洛伊、迈锡尼和梯林斯重现天日，震惊了考古学界。
1706579240
1706579241
[2] 奥莱尔·斯坦因，文献中亦有“司代诺”“司坦囊”译名，原籍匈牙利，是著名的英国考古学家、艺术史家、语言学家、地理学家和探险家。他是现今多国所藏敦煌与中亚文物的主要搜集者，也是最早的研究者与公布者之一，是国际敦煌学开山鼻祖之一。他最为中国人熟悉的“丰功伟绩”就是以不光彩的手段骗取敦煌藏经洞古籍。
1706579242
1706579243
[3] 马歇尔原文使用的是“deserts of Turkestan”。按照当时西方学术界的理解，斯坦因四次前往中亚地区探险，但其实他最主要的发现全部集中在中国境内，尤其是新疆。
1706579244
1706579245
[4] John Marshall，‘First Light on a Long-forgotten Civilisation：New Discoveries of an Unknown Prehistoric Past in India’，Illustrated London News，20. September 1924.
1706579246
1706579247
[5] 原文使用“in extent”，但并未说明是周长还是直径。
1706579248
1706579249
[6] 科斯（“coss”或“kos”），是印度一个传统长度单位的音译，其具体长度因地区不同而有所变化。
1706579250
1706579251
[7] Charles Masson，Narrative of Various Journeys in Balochistan，Afghanistan，and the Punjab，vol. i（London，1842），pp. 452-453.
1706579252
1706579253
[8] 玄奘法师在《大唐西域记》中记载的是“钵伐多国”，“钵伐多罗”可能是传抄纂误或西方汉学家的误读。
1706579254
1706579255
[9] 《大唐西域记》原文为“伽蓝十餘所，僧徒千餘人，大小二乘兼功習學。四窣堵波，無憂王之所建也”，见玄奘、辩机：《〈大唐西域记〉校注》，季羡林等校注，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933页。“无忧王”即孔雀王朝阿育王，近代学者多将此地比定为哈拉帕。
1706579256
1706579257
[10] 其实坎宁安认为的“钵伐多国”在今查谟地区，而不是哈拉帕。
1706579258
1706579259
[11] 即铁轨下方铺设的那层碎石子，起减震、防止铁轨位移之用。
1706579260
1706579261
[12] Alexander Cunningham，Annual Report of the Archaeological Survey of India，v（Calcutta，1875），p. 108.
1706579262
1706579263
[13] Asko Parpola，‘New Light on “Major Clark”’，in Corpus of Indus Seals and Inscriptions，vol. iii：New Material，Untraced Objects，and Collections Outside India and Pakistan，ed. Asko Parpola，B. M. Pande and Petteri Koskikallio（Helsinki，2010），p. lx.
1706579264
1706579265
[14]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00. 转引自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00页。
1706579266
1706579267
[15]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2.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2页。
1706579268
1706579269
[16] Quoted in 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p. 172. 转引Nayanjot Lahiri，Finding Forgotten Cities：How the Indus Civilization was Discovered（Oxford，2006），第172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