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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如此，哈拉帕的考古发现中，有关贸易活动的考古证据并没有我们期待的那么多；摩亨佐—达罗就更少了，明明那里的居民使用的部分器物体现出相当高明的工艺。在哈拉帕确实发现了砖窑和陶瓷生产的遗迹，以及锻造铜或青铜的铺子、金银加工以及制造珠子、加工贝壳和雕刻象牙一类工艺的证据，但是，并没有发现商店或市场这类商业活动设施的清晰证据。在摩亨佐—达罗，早期发掘者们在20世纪20年代的考古报告中提到，那里存在“商业大楼”“商店”“贮存库”“码头”，甚至还有“公共进餐区”，不禁令人满怀希望；但在接下来的考古发掘中，没有一处描述获得了确凿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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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考古学家马西莫·维达莱（Massimo Vidale）感叹道：“摩亨佐—达罗工业结构最值得注意的特征是，生产居民日常生活中必需品的一系列产业是稀少的，几乎可以说是完全没有。”[10]这些物品会像砖头那样，不在城市内生产吗？对于制陶和冶炼来说，这个推测是合理的，但对于先进工艺，比如锻造、首饰制造和印章雕刻而言，就相当不可能了。在早期调查以及20世纪80年代的地面测量中，都发现了一些小作坊，有的作坊里还发现了一个小炉子，可能用以熔炼和锻造铜。根据哈拉帕的考古发现推测，在摩亨佐—达罗也许也存在着其他尚未发现的作坊。在波赛尔看来，“摩亨佐—达罗的商业活动很丰富，也为上流人士提供了在城市中谋生的一种手段，我们的这种想法是合理的；但是从考古发现来看，摩亨佐—达罗的商业活动并没有表现得特别明确”。[1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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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考虑一下在摩亨佐—达罗和哈拉帕均有发现的、可能用作谷仓的建筑物。20世纪20年代，摩亨佐—达罗“堡垒”里靠近大浴池西南角的部分发现了一个建筑结构，由硬砖头建成的数个长方形小平台组成，每个小平台有一个小房间那么大，高1.5米，四个侧面有一列列竖向的深沟。小平台间有窄通道，彼此垂直相交，通道底部发现了煤渣和木炭。马歇尔承认，这一建筑结构尚未经完全发掘，但依旧将其推定为“hammam”。“Hammam”即热气浴，以热坑提供热气；热坑是一种地下供热系统，通过纵向管道输送热气。但惠勒在20世纪50年代再次对这个建筑进行了调查，认为这应当是一个市政谷仓：风道网用来烘干大型木制谷仓，这个谷仓由方形的梁柱或立柱支撑，砖制小平台上还留着这些立柱的承槽。他甚至认出了一个外部的装卸平台，供运送进贡的谷物的货车使用。五年后，在他的自传中，惠勒凭借他对克里特和罗马谷仓的了解，以一种十分自信的口吻宣称：“这个建筑结构在周围皇家或市政建筑中有显著地位，是城市的经济中心，与后世的‘国库’起相同作用，记录着这个城市的财富和幸福。”[12]现在，热气浴和谷仓的假设都不再受到追捧。不像在梅赫尔格尔，最初的发掘者们并没有在这个建筑中发现烧焦的谷物或者贮料仓的迹象；也没有发现别处使用过的那种在货物捆扎好后封口用的印章，这种印章在洛塔尔尤其多见。克诺耶评论称：“更适合这个建筑结构的名称应当是‘大会堂’，因为这很明显是一个由木柱支撑的、有很多房间的、空间宽敞的建筑物。”[13]至于惠勒推断的另一个位于哈拉帕的谷仓，与摩亨佐—达罗的这个虽颇为不同，但也因为没有发现谷物或贮料仓的明确证据而不成立。除此之外，哈拉帕的那个“谷仓”附近有一系列令人吃惊的圆形砖制平台，惠勒认为那是舂米用的，臼为木制、杵为砖制[14]，但那些圆形平台其实分属不同时期的不同建筑物，因此与他认为的谷仓基本没什么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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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5 经修复的哈拉帕圆形砖台，其原本的用途可谓众说纷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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令人惊讶的不仅仅是商业建筑的缺乏，印度河宫殿和神庙的可靠证据也相当匮乏。甚至连惠勒都没能找到相关证据！如果印度河统治者确实存在，一般会假设他们居住在圆丘上的“城堡”里，其住所应当与其他古文明的统治者的住所有相似性，与印度次大陆此后出现的王国的情况更应当相似：特别地说，就是为了保证统治者及其亲属的隐私和不可侵犯，他们的住所需要在一定程度上与外界隔离并难以抵达；除了接待显贵和觐见人的公共房间，还要有私人房间；要为膳房、库房、作坊、管理机构和官方档案所留出更大的空间；私人区域或许有奢侈的装饰。然而，无论在“城堡”内，还是在下城区，任何印度河城市中都没有发现符合条件的住所。至于宗教崇拜，印度河印章上可能具有宗教意义的意象并不缺，还有一些特殊的物品，比如“祭司王”小雕像、大量女性小陶像，以及少量阳物崇拜的物品，都说明当时可能存在神灵崇拜和宗教活动。但是，除非我们把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算在内，否则就没有任何一个建筑是明确用于宗教崇拜的。麦金托什的假设或许可以解释这种缺失：鉴于现代印度村落里“神殿颇为寒酸”，人们通常就礼敬一棵树或者一个小的像，再加上印度最早的石刻寺庙是以木制建筑为模板建立的，木制建筑又确实容易腐朽，或许人们不该寄希望于在印度河文明遗址中发现壮观的砖砌宗教性建筑。[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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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私人住宅之外，出土的印度河建筑中，唯一能无可争议地确定其用途的那些都与水有关：水井，洗手台和厕所，排水管道系统以及大浴池。赖特写道，“或许直到罗马时代晚期，人们才发明出这么多聪明的建筑工艺，用以解决与水相关的或舒适或不舒适的情况”。[16]毫无疑问，印度河文明是世界上最早在整个城市定居点中运用特殊排水技术的文明。但是，我们需要避免重蹈很多人的覆辙，要警惕得出如下推论的冲动：印度河文明特别关注水、将水作为仪式净化的源头。但在继续讨论这一点之前，我们先把目光投向水利工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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摩亨佐—达罗的水井可以说是这个城市最突出的特征之一。20世纪20年代，水井被充分发掘，因为它们都有10—15米深（而且里面还有水），它们砖制的柱状井壁现在像塔楼或烟囱一样竖立着。水井的数量也多得引人注目。有一种计算结果称，把私宅和公共区域加在一起，城中原本共有700口水井。井顶部砖头上深深的凹槽证明它们被频繁使用，这些凹槽可能是拴着打水用的皮桶或木桶的绳子磨出来的；水井经过重建、井深每隔一段时间都会增加以达到地下水位，也证实了这一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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哈拉帕和摩亨佐—达罗在规模上相差不大，但哈拉帕仅有30口水井，这个事实提出了一个明显的问题：为什么哈拉帕的水井这么少？答案之一是哈拉帕当时的降水量可能比摩亨佐—达罗多；其二，哈拉帕距离古拉维河也许比摩亨佐—达罗距古印度河更近。此外，哈拉帕的中心发现了一块很大的低洼地区，可能是蓄水池。毫无疑问，印度河对摩亨佐—达罗来说，是恩赐，更是威胁：它不仅经常泛滥成灾，而且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慢慢地、大幅度地改道，导致这座城市没有稳定的来自河流的水资源供应。（现在古吉拉特的大盐碱滩卡奇大沼泽，就是印度河历史上一次重大改道的结果。）迈克尔·詹森（Michael Jansen）写道：“在建筑上，应对第一个问题[洪水]的解决方法是建造高于地面的平台，水资源临时缺乏则由水井网未雨绸缪地应对。”[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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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6 摩亨佐—达罗的水井。考古发掘后，它们竖立着像塔楼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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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工排水道不仅仅在印度河城市中很重要，在小一些的城镇甚至村庄里也十分关键。最小的下水道由烧制的砖建成，将私宅里洗手台和厕所的污水导入小巷中的露天中型排水沟内，再进一步连接到主路上更大的、有砖块或石头覆顶的下水道内；这些下水道搭配有砖砌的“检修井盖”，这样可以在需要的时候进行清洁。“叠涩拱使更大的下水道可以穿行于街道或建筑下方，最终延伸出城墙外，将污水和雨水排放到遥远的平原上”，克诺耶如此描述道。[18]在下水道的排水口上，甚至可能安装了木制水闸或护栏，以防止入侵者偷偷潜入城中。在哈拉帕发现了一段位于大街地下保存完好的下水道，其叠涩拱高达1.6米、粗0.6米、长6.5米。不过，印度河文明并没有出现古美索不达米亚或古埃及那种真正的拱形结构。在马歇尔看来，印度河文明缺少这种真正的“拱”，有助于说明“印度河谷与苏美尔之间没有真正紧密的联系”[19]，因为印度河工匠明显已经能制造出楔形砖块（用于给水井口加衬），这些楔形砖块应当也适合修建真正的拱形结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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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7 直到比印度河文明晚2000年的罗马时期，比摩亨佐—达罗更好的排水系统才被设计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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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0年皮戈特写道：“整个[下水道的]规划体现出一种对卫生和健康的显著关注，无论在史前时期还是现代的东方，这种关注都是独一无二的。”[20]（他的观点在印度显得振聋发聩，根据印度政府2011年的年度普查，有50%的人口没有家庭厕所，只能露天排泄。）不过，这有可能夸大了印度河排污系统的有效性，早期的发掘者们并没有像研究下水道系统的建筑奇迹那样，对其有效性进行彻底研究。在哈拉帕，晚一些的考古发掘显示，许多家庭有一个独立于洗漱区域之外的厕所，由一个沉在地板下的大罐子或者污水盆构成，看上去需要清理出去并且把内容物倒进渗坑里，而不是直接冲到市政下水道里。此外，哈拉帕的下水道和排水管并不总是被城市的清洁工——我们对他们一无所知——好好维护的，这很明显，因为污水会从下水道的两头漫出来进入屋内。所以，门廊和屋墙基要时不时地修到比大街高，这种情况在现代的哈拉帕城里依旧在发生。然后，在大约半个或一个世纪之后，古代的市政当局显然又建了新的污水管或排水管，就在原有的管道上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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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河文明水文建筑的集大成之作是摩亨佐—达罗的大浴池。之前已经简要介绍过它巨大的体量、两道楼梯和涂有沥青的防水结构，不过并没有提到，在两道楼梯的楼梯脚，分别有一道砖块镶边的小台子沿着浴池壁向两侧延伸、环绕一圈。这样，人们就可以在小台子上移动而不用让自己泡在水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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修建大浴池的目的可能不仅仅是在摩亨佐—达罗常见的大热天里提供公共洗浴的场所，因为就在水池北面，有一座很大的建筑，里面建有八个带传统沐浴台的小房间。大浴池最有可能在特殊的宗教活动上使用，在这些场合，水被认为具有净化和再生沐浴者身体的作用。如果这种解读是正确的，那么把大浴池和瓦拉纳西（Varanasi，旧名贝纳勒斯）以及其他一些印度城市的河边沐浴阶梯（ghat）联系在一起就是合情合理的。依据宗教仪式，印度人在沐浴阶梯上用恒河的水净化自己，无论那些水实际上被污染得多么严重。不过，还没有确凿证据能证明印度河文明也存在这样的水崇拜。如马歇尔在1931年所写，“尚未发现可以证明水在抽象意义上的圣洁性的切实证据”。[21]现在，情况依然如此。克诺耶写道：“水的形象在印度河陶器上很常见，但在叙事性的印章上，没有记载有关雨和河流的特殊仪式。”[22]即便如此，还是很难相信，人们付出劳动和技能建筑大浴场这样庞大而费时费力的设施，单纯就是为了其卫生功能，而没有任何潜在的宗教动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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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在洛塔尔港1954年发现的大得多也相对更深的水池[22米×37米×（4—4.5）米]而言，情况并非如此。它明显是为了实用而非宗教理由修建的。但是，它的准确用途却有争议。这个大水池在1955—1960年由拉甘纳特·拉奥（Ranganatha Rao）主持发掘，他找到证据证明这个水池是世界上最古老的造船厂，其历史可以追溯到公元前2400年左右。它北端的水渠在涨潮时将其与河道口连接，而南端的水渠似乎是曾经安装了水闸的出水口或泄洪沟（有水闸的沟槽保留下来）。不过，船只的进港航道需要船进行两次90度的转弯，看上去不太可行，这个水池离码头也不近，二者之间隔着一条河。水池的侧壁垂直于地面，没有发现出入踏板的任何痕迹。而且，它的尺寸对于一个能容纳多艘船只的造船厂而言，还是略小了些。拉奥关于造船厂的假设很快便被质疑，现在大部分学者都不同意他的这个观点。也许这个水池就是饮用水储水池或者灌溉水池——但如果真是这样，为什么有一条古洛塔尔的下水道注入这个水池，它看上去又为什么曾经装满海水？就像印度河文明太多太多大型建筑结构一样，洛塔尔大水池的功能也是神秘莫测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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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8 洛塔尔的大水池。洛塔尔位于现在的印度古吉拉特邦，是印度河文明在阿拉伯海的核心港口。这个水池可能是造船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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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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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2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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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John Marshall，Mohenjo-daro and the Indus Civilization（London，1931），p. 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