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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邦是怎样产生的呢？有些是很新的，是被英国人制造出来的；另外有些是莫卧儿皇帝的疆臣，得到英国人的准许继续为封建领袖；还有一些，其中特别是马拉塔族的酋长，他们是为英国军队所战败然后被封为藩臣的。差不多所有这些土邦的起源都可以追溯到英国统治的初期；它们没有更古的历史了。[1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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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土邦并不是密集在一块儿的，它们散布于全印度，就像岛屿一样被非土邦的地区包围着。他们中的极大多数甚至于连一种半独立的经济都不能完全维持；就连最大的土邦因为它们的地理位置的影响，若是得不到包围着的地区的充分合作，要想维持半独立的经济也是几乎没有希望的。如果一个土邦与非土邦的印度发生任何经济上的冲突，用关税壁垒和其他经济制裁方法就能够很容易地使前者屈服。很显然地，在政治经济上甚至连其中最大的土邦也不能分开作为独立的实体来看待的。在这种情形下，它们将不能幸存，并且连印度的其余部分也要大蒙其害。它们将成为满布印度全国的敌对着的被包围的地区；如果它们依靠某些外力来保护的话，这外力本身就将成为对于一个自由印度的不断而严重的威胁。的确，要不是整个印度，连土邦也包括在内，在政治和经济上都在一个保护着这些土邦的有统治权的强国控制之下的话，这些土邦是不会苟延到今天的。[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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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占领印度方式的目的是实现和加强对印度洋及其北岸地区的直接控制，为此，英国既要统一并扩大印度版图，同时也不能因此强化印度的民族力量。在这个目标下，英国在印度用暴力打击和经济残暴掠夺的方式弱化了地方封建主的势力，并由此将印度半岛那多如牛毛的地方政治统一于英王麾下。为了长期占领印度的战略需要，英国同时又利用克伦威尔占领爱尔兰以及英国对付欧洲大陆国家的双重经验，大量保留印度土邦并在此基础上培养出具有封建买办特征的新的地主阶级。这大大弱化了印度的民族凝聚力。尼赫鲁在其著作中每每及此，其声讨都是滔滔不绝且痛心疾首。关于印度土邦对印度未来的危害，尼赫鲁揭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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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构成的土邦甚至在19世纪也是违反时代的东西。在现代情况之下，人们不能想象印度被割裂成为几十个分别独立的个体。不仅会发生无穷无尽的冲突，而且一切有计划的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进步都会成为不可能了。我们必须记住，当19世纪初期这些土邦刚刚形成并与东印度公司缔结条约的时候，欧洲正分为无数的小的公国。从那时起，许多次战争和革命改变了欧洲的面貌，而且今天还在改变之中；但是印度的面貌却因强加于它身上的外部压力而被固定下来和硬化了，并且不容许有所改变。[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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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印度社会更具破坏性的是，在土邦之外，英国还培养了一个效忠于英王的封建买办性质的地主阶级，这更加深了印度人间的隔阂，只有制造和加深印度民族内部的隔阂，才能阻止印度民族民主革命。尼赫鲁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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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一种更直接的打击，那就是地主制度的采用，因而改变了土地所有权的整个概念；这个概念认为土地公社所共有，并不大在乎土地本身的共有，而在乎土地上产品的共有。本身代表着英国地主阶级的英国统治者们可能未曾充分理解这一点，而更可能的是为了他们自己的利益而有意在印度采用了某些与英国相仿佛的制度。最初他们指派包税的农民在短期内负责将所包收的田赋和税款呈缴政府。后来这些包税的农民就发展成为地主。农村公社对于土地和产品的一切控制权都被剥夺了；过去始终被认为是公社的主要利益和所关怀的东西，现在却变成新造成的地主的私产了。这就导致公社共同生活和集体性质的破灭，劳务上和职业上的合作制度就开始逐步地消灭了。[1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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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类型的土地所有制之采用不仅仅是重大的经济改变，而且还有更深刻的影响，它打击了整个印度人对于合作性的集体社会组织的概念。一个新的阶级—地主出现了；这阶级乃是英国政府所一手造成的，因此在很大程度上它是与英国政府一致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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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根据自己的模样制造出大地主来，主要是因为对付少数个人要比对人数庞大的农民更容易得多。目标就在于征收田赋的形式来聚集大量的金钱，愈多愈好，愈快愈好。如果一个地主未能如期缴纳出赋税，他立刻就被赶走，而由另一个人取而代之。他们并且认为制造出一个与英国人利害一致的阶级是必要的。在印度的英国官吏满怀着对于起义的恐怖，在他们的文件中曾屡次提到这一点。总督威廉•本丁克勋爵在1829年说道：“如果对于防止大规模的人民骚动或革命还缺乏保障的话，那末我应该说，那永久佃租制虽然在许多其他方面是失败了，但至少还有一种巨大的好处，因为，它已经制造了一个庞大的富有的地主集团—他们都是深切地关心着英国统治的持续，以便于他们对人民大众的彻底控制。”[18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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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些数量庞大且受到英国人保护的土邦和地主阶级，对印度未来造成最致命的后果是拖住印度的工业化后腿。尼赫鲁对此尤为愤怒并以相当的篇幅作了深刻的揭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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东印度公司初期的主要业务—也正是该公司创办的目的—就是将印度的制成品、纺织品等和香料以及类似的货物从东方运到欧洲，那里对这些货品是有广大需要的。随英国工业技术的发展，一种新的工业资产阶级兴起了，要求着改变这政策。英国市场要对印度产品关门，而印度市场却要对英国制造品开放。受这新兴阶级所影响的英国议会开始对印度和东印度公司的工作感到更大的兴趣。首先是用立法程序排斥印度货物，不许输入英国，由于该公司垄断了印度的出口贸易，这种排斥也影响了其他的外国市场。跟着就用各种措施和征收内地税的办法来企图有力地限制和摧毁印度的工业，甚至妨碍了印度货物在国内的流通。然而同时英国货物却可以自由进口。印度的纺织工业崩溃了，影响了大量的织工和手工业者。在孟加拉和比哈尔，这过程是迅速的；在其他地方则随着英国统治和铁路建筑的扩张也逐渐展开起来了。在整个19世纪中这过程继续演进着，也摧毁了其他旧有的工业，如造船业、五金业、玻璃业、造纸业以及多种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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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较陈旧的制造工业与新的工业技术相冲突的时候，在某种程度上，这情况是无可避免的。但政治与经济的压力使其加速起来，而且连把新技术应用到印度的尝试也不曾有过。的确，人们用尽各种企图就是要防止把新技术用于印度。这一来，印度的经济发展就受到阻挠，新工业的成长也被制止了。新机器不能够输入到印度来。在印度造成了一种真空现象，只能用英国货物来填充。它造成失业和贫穷的迅速增加。现代殖民经济的标准类型被建立起来了，印度成为工业英国的农业殖民地，输出原料，为英国的工业品提供市场。[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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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认为从农业向工业经济转型是世界经济发展的普遍规律，但印度的这种正常转型道路却为英国人中断了，不仅如此，西方国家在这次转型中的代价却是由东方国家为其埋单的。尼赫鲁继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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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越来越成为一个农业国了。在过去的世纪中，在每一个进步的国家中，都有一种人口从农业转移到工业、从农村转移到城市的现象；由于英国政策的结果，在印度这过程适得其反。数字是具有启发性和深长意义的。在19世纪的中叶据说有55％的人口依农业为生；近年来这比例被估为74％。这是战前的数字。虽然在大战期间，工业上雇用的人比较多，而在1941年的人口调查中，由于人口增加的关系，依农业为生的那些人数实际上又升高了。主要以牺牲小城市为代价而造成的少数大城市的成长很容易将肤浅的观察家引入迷途，而给他一种对于印度情况的错误观念。[18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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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印度人民可惊的贫穷的真正而基本的原因，而那是发源于比较近代的事情。造成这现象的其他助因的本身也是这贫穷、长年饥荒和营养不良所产生的后果—例如疾病和文盲。人口过多是不幸的，如有必要必须采取抑制措施；可是与许多工业化国家的人口密度比较起来，印度仍居有利地位。只有在农业占优势的社会里它才算过高；而在适当的经济制度之下，全部居民都能够从事生产，并应当能够增加国家财富的。事实上，人口密度较大的只有在类似孟加拉和恒河流域的特别地区才是如此；而若干广阔的地区却仍然人烟稀少。值得记住的是大不列颠的人口密度比较印度高出两倍以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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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业上的危机很迅速地就蔓延到乡村，变成永久性的农业危机。地权愈分愈小，田地分裂演变到了荒谬的程度。农业负债的重担日增，土地所有权往往转让到放债人手中。无田的贫农人数成百万地增加起来了。印度在工业资产阶级政权控制之下，而它的经济大部分却是资本主义前期的经济，还要减去资本主义前期经济的许多产生财富的因素。它变成了近代工业资本主义的消极代理人了，遭受着它的一切祸害，而几乎没有得到它的任何好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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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一种前工业经济向工业资本主义经济的转变，是与巨大的困难相联系的，并且给人民大众带来了重大的灾难。在早年时节尤其是如此，当时没有为这样的转变或者减少它的有害的后果努力想过办法，而一切事情都留给个人自动处理。在这转变时期中，英国也有这样的困难，不过就整个说来，困难并不大，因为这转变很迅速，并且所造成的失业者不久也就为新兴的工业所吸收了。但这并不意味着人类所受灾难的代价是未偿付的。它的确已经偿付过，而且是全部由别人偿付的，尤其是由印度人用饥饿死亡和大批失业来偿付过的。可以说，西欧转变到工业主义的大部分代价，都是由经济被欧洲列强所统治着的印度、中国和其他殖民地国家所代付了的。[1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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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进而得出结论认为，英国人有计划地削弱印度工业化水平是出于一种战略考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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显然印度一直都拥有着发展工业所需要的丰富资源—管理和技术才能、熟练工人，甚至还有一些资金，尽管这资金继续不断的从印度外流出去。历史家蒙哥麦利•马丁（Montgomery Martin）在1840年向英国议会的一个调查委员会作证时说道：“印度是一个农业国，同样也是个工业国，要想将它降为农业国就是想降低它的文明水平。”那正是在印度的英国人所不断坚持着想要做的事情，他们成功的尺度就是在于他们在这里掌握独裁统治达一世纪半之后的现在印度的情况。自从印度提出发展近代工业要求之后—我想这要求至少有一百年之久—英国人告诉我们说印度是一个特别适宜于农业的国家，谨守农业是对它有利的。工业发展可能会破坏平衡而有害于它的主要业务—农业。英国的工业家和经济学家对于印度农民所表示的关怀确实令人满意。鉴于这种情形以及在印度的英国政府所慷慨给与印度农业的亲切照料，人们只能够得出一种结论，那就是有些万能而恶毒的命运之神、有些超自然的力量阻碍了他们的善意和措施，而使得印度农民成为地球上最贫苦最可怜的人物之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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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何人今天要在印度来反对工业发展是困难的；但是甚至到了今天，当任何广泛的和远大的计划被提出来的时候，我们的英国朋友就不断地提出劝告和警告说，一定不要忽视农业，并且它必须占第一位。好像稍微有一点点知识的印度人都会不顾或忽视农业，或者忘记农民似的！印度的农民比较任何其他的人更代表着印度，而印度的进步改良要依农民的进步改良为转移。但是我们农业上的危机虽然严重，它是与工业上的危机互相联系着，而且是从工业危机引起来的。两者不能够分开来单独处理，主要的是应该改正两者之间的不平衡。[1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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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对印度的摧毁最终表现在对印度人的自觉精神和自主意识的摧毁。英国人在印度有意扶持甘地告别革命即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和文化。英国在印度一批一批地杀人的同时却刻意扶持国大党中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纲领，不仅如此，英国人还将其塑造为印度精神的“圣雄”。甘地的主张—与中国的清末武训[189]的主张一样—对英国用暴力维持的殖民统治，不要进行暴力抵抗。英国人在印度推广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意识，再结合它的传统文化的上述特点，将印度人的革命意识彻底抹杀了，使印度文化成了告别革命的文化。甘地学说使被压迫者失去了对压迫者的反抗意识，对入侵者失去了民族自立的意识，使印度人最终失掉了民族独立的灵魂，而失去了独立的灵魂，印度也就失去了一切。所以马克思说“印度人失掉了他们的旧世界而没有获得一个新世界，这就使他们现在所遭受的灾难具有一种特殊的悲惨色彩”[190]；马克思还说“英国人在印度进行统治的历史，除破坏以外恐怕就没有别的什么内容了”[191]。尼赫鲁似乎也看出了甘地学说中的问题，他婉转地对其进行了批评，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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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的濒近印度，使得甘地大为不安。他的政策和非暴力的纲领与这个新发展不大容易配合得上。很明显，面临着一支侵略军队或是在双方的敌对军队之间，和平抵抗都是不可能实行的。采取消极的办法或是接受侵略也同样是不可能的。[1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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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赫鲁回忆说甘地“他本人的同僚以及国民大会党的一般人士都拒绝把非暴力应用在这样的场合或用来代替对侵略的武装抵抗，最后他（甘地）对于他们有权去那样做的这一点终于同意了。但他仍然感到烦恼，因为就他自己而论，作为是个人，他是不能够参加任何暴力行动的。但他远比一个普通的人重要得多；不管他在民族主义运动中有没有任何正式的职位，他总占有着一种突出而有支配性的地位，他的言论对于大多数人民是有力量的。”[193]正因此，尼赫鲁试图对甘地学说的失误，尤其是甘地的“非暴力”学说以抽象肯定、具体否定的方式予以纠正，他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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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在各方面的影响深入了印度并且留下了它的痕迹。然而他之成为印度领袖当中的第一流和最突出的人物并非由于他的非暴力和经济的理论。在极大多数的印度人眼中，他是决心要获得印度自由的、战斗性的民族主义的、拒绝屈服于傲慢的强权的和永不赞同牵连到民族耻辱的任何事情的那个象征。虽然在印度的很多人在百般事情上可能和他意见不同，虽然他们可能责难他或者甚至为了某些特殊的争点而与他分离，可是在印度的自由处于存亡关头而需要采取行动和斗争的时候，他们又会成群地向他奔来，并且把他看作他们的当然领袖。[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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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就是说，甘地并不是因为“非暴力”的学说，而是因为他的反英姿态而成为人民前进的旗帜。至于甘地这面旗帜对印度进步的作用，尼赫鲁是有保留的，他说：“甘地对印度人思想影响在现今时代已经是意味深远的；它将在时间和形式上持久到如何程度，那只有到将来才能证明。”[195]事实上，尼赫鲁对甘地的“非暴力不合作”的学说是持谨慎批判态度的，按尼赫鲁的话说，“印度以它现在所处的地位，是不能在世界上扮演二等角色的。要么做一个有声有色的大国，要么就销声匿迹。中间地位不能引动我。我也不相信任何中间地位是可能的。”[196]尼赫鲁后半句话似乎是对甘地寻求印英和解的中间道路的否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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甘地的道路似乎就是中国清末出现的“武训”式即乞求压迫者“良心发现”的方式实现救国道路在印度的翻版。中国毛泽东不能容忍《武训传》中宣扬的奴性精神，并对其进行无情批判。尼赫鲁也看出甘地学说中的奴性并对此进行了婉转批评，他号召人民：“我们必须把过去几代人中献媚和屈服于傲慢的外国政权所留下来的耻辱一扫而空。”[197]但面对甘地学说中的奴性精神，尼赫鲁则无能为力。尼赫鲁从英国人手中接受的只是只能以英人的意志行事的“总理”虚位，他就任总理后既无力进行所有制变革，也无力进行文化革命，这是因为尼赫鲁组阁时手中—与毛泽东领导的中国革命不同—没有一支听命于国大党而有的只是听命于英国人的武装力量，面对英国人分裂印度的“建议”，尼赫鲁更是一筹莫展，只能说些无奈的空话，他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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