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除了对日本人进行思想改造外，还要给他们上一堂历史课。光惩罚是不够的，要让日本人务必认清他们所犯下的罪行。在遍及东亚和南洋的战场上，那些为“圣战”干脏活的日本人面临着两种下场：要么上绞架，要么蹲大狱，而且在此之前未必都经过审判。话说回来，最终的清算发生在东京的原帝国陆军总部，这里也是小说家三岛由纪夫几十年后切腹自杀的地方。1946年5月至1948年11月期间，包括苏联在内的十一个同盟国派出的法官齐聚此地，对那些以天皇名义发动战争的军事将领、政客和外交官进行审判。这些人当中有南京大屠杀的责任人松井石根大将、策划“满洲事变”（九一八事变）的部分阴谋家、做出偷袭珍珠港决定的领导人、一意孤行发动侵华战争和出兵东南亚的首相和外交官、一位右翼理论家（他在审判时凭借装疯得到豁免‡‡）以及天皇最亲近的幕僚。这群卑劣之徒中，唯一缺席的就是天皇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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远东国际军事法庭的模板是纽伦堡军事法庭。不管在纽伦堡，还是在东京，用来追究被告策划和实施侵略罪行的都是可溯及过往的新法……。日本人同德国人一样，也被控犯有“反人类罪”。之所以创造这一新型法律类别，目的在于制裁纳粹的种族灭绝行径。法官们在日本和德国的对外战争中寻找相似之处。尽管日本政府未制定全面种族灭绝的政策，南京大屠杀这一最令人发指的战争暴行仍被赋予了奥斯维辛般沉重的象征意义。在东京，垂头丧气的被告茫然地盯着控方。总的来讲，他们和纽伦堡被告席上的纳粹分子还是有很大区别的。戈林§§、赫斯¶¶、里宾特洛甫***、弗兰克†††等人是1933年夺权的罪恶政权的党羽，而东京审判的被告当中，有不少人都是受过良好教育的士绅，是老派的文官精英，早在战前就统治着日本。其余的都是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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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没有纳粹党，也没有希特勒这样的元首。日本人的罪行罄竹难书，但这些罪行是以“国体”的名义犯下的，天皇又是“国体”的神圣领袖，他曾训导每位陆海军士兵“视长官命为朕命”。但既然麦克阿瑟认定天皇是清白的，不用出庭受审，哪怕作为证人也不行，那么东京审判这堂历史课的意义不仅大打折扣，而且还具有一定的政治危害性。军国主义者不得不承担所有罪责：是他们将天皇引入歧途，并误导了日本人民。裕仁通常比手下将领更清楚局势，但这一点被轻描淡写地搪塞了过去。同样遭到粉饰的还有日本民众对海外军事冒险表现出的巨大热情——至少战争初期是这种情况。这样说来，倘若一个对所有事都负有正式责任的人是无辜的话，那么的确很难理解那些自认为在执行圣令的人凭什么被判有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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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审判在日本电台里实况直播，媒体也连篇累牍地进行报道。但多数民众饥肠辘辘，压根没心思关心什么历史教训。当然，南京大屠杀、马尼拉浩劫等不计其数的日军暴行一经曝光，舆论一片哗然。同样令人惊愕的是，有证据显示，政府从头到尾都在欺骗国民。普通人当中鲜有同情甲级战犯的，大多认为他们罪有应得。他们当初将日本带向战争，最后落得一败涂地，那就应该担起责任来。然而，最高司令官对天皇的豁免使得最重要的一条教训黯然失色——例如政治责任问题、“国体”的本质以及帝国意识形态和对其他亚洲人所犯罪行之间的联系。要是所有日本人——军国主义者除外——都和他们的天皇一样清白而无辜的话，那么他们自己也是受害者咯；要是在中国屠杀平民是罪行的话，那么在广岛和长崎投下原子弹也理应被视为罪行。对，还不光是这两个地方，东京、大阪等城市遭受的大轰炸都应该算上。简言之，麦克阿瑟让日本人逃脱了制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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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精心布局的审判只有一次险些因为真相而穿帮。1947年12月，东条英机站上了被告席，他在太平洋战争爆发伊始担任首相。这位戴着圆框玳瑁眼镜、秃顶、一口龅牙的将军是美国人心目中“邪恶日本人”最形象的写照，可谓日本军国主义的“傅满洲”‡‡‡。人们不惜在黑市上一掷千金，想要一睹他在审判席上的风采。不同于百般抵赖的同僚，东条愿意为战败承担责任，但他出现了严重的失言：“我们（日本人）没人敢违抗天皇的旨意。”检控方的盘问环节因此缩短。有人对东条施压，要求他更改证词。一周后，他十分配合地改口称，天皇向来热爱和平，祈盼和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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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12月22日，这一天寒冷而阴霾，包括东条在内的七名日本被告简单用过一餐冷米饭配清酒的“上路饭”后，在巢鸭监狱被处以绞刑。该监狱于20世纪70年代被拆除，原先竖立绞架的地方，一栋名为太阳城的摩天大楼拔地而起。依然有人缅怀东条将军，他在90年代一部脍炙人口的战争片中被描绘为英雄。但是其他人，像荒木贞夫、板垣征四郎、木户幸一等战犯则多数已为人淡忘。那些对东京审判揪着不放的与妄图修改宪法第九条的恰恰是同一批人，是那些否认日本比其他参战国更加罪孽深重的右翼史学家、新闻记者和政客。他们将东京审判留下的历史教训贬为美国的政治宣传。在他们看来，日本的左派今后也会这么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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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左派也有理由愤愤不平。起初，“新政派”在位时，“封建思想”是最高司令官当局主要的眼中钉，这一时期，社会党人和共产党人不仅获释出狱，还被积极动员为改革出力。他们热情洋溢地投身改革洪流。一腔热血的日本官僚修改了《劳动法》，日本的工会有史以来第一次手握实权，领导他们的一般是共产党，引得几百万工人纷纷加入。罢工和游行屡见不鲜，工人偶尔还会接管工厂，甚至扬言要冲击皇宫。马克思主义学者绘就了计划经济的蓝图。“新政派”、日本官僚和马克思主义者在国家干预经济一事上达成了默契。1947至1948年，日本选出了首位社会党首相。诸多重大的改革举措中，有一项是土地再分配：土地从大地主名下流转至佃农手中。土改得到了美国人的支持，但负责实际策划和执行的是日本官僚。这既是一项进步举措，令左派为之叫好，又杜绝了那种助长共产党势力的农村骚乱。穷苦的生活造就了佃农彪悍的民风，换到过去，他们是日本“圣战”中最骁勇的兵员来源，但现如今，一个全新的小农阶层应运而生，附带产生了一种意想不到的后果：时至今日，他们依然帮助保守派占据着执政党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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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种始料未及的情况是，麦克阿瑟的改革导致日本官僚和民选政治家的权势此消彼长。新成立的通产省（MITI）负责制订中央经济计划。“新政派”相信，私人大企业是日本帝国主义产生的元凶，要想解决这一问题，就要将这些企业的所有权从家族所有者手中夺过来。这项任务同样交由官僚代为操办。但事实上，恰恰是这些人将财阀并入了战争经济，且往往与企业主的意愿相违背。由于骨子里敌视大企业，美国左派不经意间赋予了这些机构更大的权力，殊不知正是它们将日本推向了战争。这么做的后果就是政治家成了游走在企业和官僚利益之间的掮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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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场原本反封建、改良式的运动是从何时开始改弦更张，成为保守派打着各种幌子，对共产主义实施的一场镇压呢？很难给出具体的时间。美国银行家和商界领袖从一开始就不看好司令官大人的改革。1947年，因为担心共产党搞垮日本经济，麦克阿瑟感到有必要取缔原本定于2月份举行的一场大罢工。日本的通胀率居高不下，警钟已经敲响。很快，其他措施相继出台：公务员被禁止参加罢工，私人财阀虽遭解散，但力度较原计划已大大减弱。吉田等保守派乐见最高司令部内的“现实主义者”逐渐占据上风，压倒“理想主义者”。然而，在起先备受鼓舞的日本左派看来，他们被美国人背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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局势的反转有两种解释。一种是20世纪40年代末美国国会成了共和党的天下后，华盛顿再也不愿用美国纳税人的钱帮扶日本了。另一种是毛泽东领导的共产党在中国内战中胜券在握。乔治·凯南（George Kennan）§§§等强硬派高官一致坚持，是时候把民主理想撇在一旁，集中精力复苏经济了。1949年，作风强硬的银行家约瑟夫·道奇（Joseph Dodge）被派往东京，帮助控制通胀，平衡预算。根据“道奇计划”，日本工人和消费者应为民族大义做出牺牲。有了官僚中能人的领导，再加上东南亚的原材料，出口外向型工业将成为日本复兴的引擎，为对抗共产主义筑起一道屏障。针对政府、工会和私企内部潜在麻烦制造者的“红色肃反”，让本土的左派人士挨了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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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令官阁下虽然从来算不上是“赤党”的朋友，对此却高兴不起来，因为他自感对日本政局的控制力在下降。然而，所有这一切在日本保守派眼里都不啻为利好消息，他们正团结起来，形成一个新的精英阶层——其中不乏受到信任的老面孔——一个由官僚、政客和大企业领导层构成的群体。从许多方面来看，新权贵同20世纪20年代的旧精英很像，区别是再也不会出现权欲熏心的将军们钩心斗角这一烦人的现象了。道奇抑制通胀的措施造成大批民众失业，帮助日共在1949年的大选中拿到了10%的选票，但吉田茂的自由党还是以巨大优势胜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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次年爆发的朝鲜战争为日本经济的腾飞提供了助燃剂。美军预先毫无准备，以大银行为班底完成重组的财阀充当起他们的供应商，一切物资应有尽有，且售价不菲。左派、自由派与和平主义者对于“改弦更张”¶¶¶本就耿耿于怀，眼看着日本又被卷入一场亚洲内部的军事冲突，更是气不打一处来。而在一支名为警察预备队、实则同军队无异的“自卫队”成立后，矛盾彻底爆发。自卫队是华盛顿方面违背麦克阿瑟的意愿、罔顾其有违“和平宪法”的事实，执意强塞给日本政府的。可是，经济在增长，对于一个饥饿的国度而言，这比什么都重要。除开上百万在战火中殒命的朝鲜人和韩国人外，朝鲜战争另一大牺牲品就是司令官大人的仕途。纵然他在仁川打了胜仗，麦克阿瑟的自高自大还是惹恼了杜鲁门总统。在司令官大人公开声明要将战火烧到中国，如有必要甚至不惜动用核武器后，他被革职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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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国内对此的反应令人讶异。尽管左右两派均心存不满，但自由立场的《朝日新闻》对麦克阿瑟感恩戴德，感谢他教会了日本人“民主与和平主义的真谛”，并带领他们“心怀仁爱地走上了光明大道”。这还没完，报纸继续歌功颂德，想要温暖司令官大人的慈父之心：“似乎是欣喜于自己的孩子终于长大，他对日本这个昔日的敌人一步步迈向民主满心欢喜……”天皇亲自拜谒麦克阿瑟，感谢他所做的一切。在将军的专车驶往羽田机场的路上，数十万眼含热泪、挥舞纸质小旗子的日本民众夹道欢送。当天学校停课。NHK电台里播放着《友谊地久天长》（“Auld Lang Syne”）这首歌。吉田首相挥手致意，目送1945年载着麦克阿瑟抵达厚木机场的“巴丹号”（Bataan）专机最后一次飞离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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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有过倒退，但是麦克阿瑟的使命总体上可以说圆满完成了。不论结果是好是坏，他的一腔抱负如今被融入了宪法。日本人除了普选权和言论自由以外，理论上还拥有自由且不受歧视地追求幸福的权利。军国主义似乎已彻底灭亡，而随着议会民主制的建立，从坂本龙马到福泽谕吉，从民权运动家到战后民主派，几代人的夙愿似乎终于成真。然而，司令官大人留下的遗产存在着一些深刻的缺陷。和平主义的代价是国防完全依赖他人。右翼复仇思想因此阴魂不散，人们对于宪法也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态度，而这一问题本不应造成分歧。战争罪审判和宪法给日本人留下了如何处置皇权这一悬而未决的问题，也令他们对自己的过去纠结不已。至少从某方面来看，日本成了那个极力想改造它的国家的某种扭曲镜像：在崇高理想的映衬下，缺陷却也更加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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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玉米芯烟斗，源于美国。烟斗使用表面碳化以后，比较持久耐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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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布基伍基（ブギウギ）即boogie-woogie，20世纪20年代开始流行的节奏摇滚分支。——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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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美国当局的情报系统对战后日本的影响甚大。威洛比自战时即担任麦克阿瑟的情报参谋，战后则掌管驻日盟军总司令部的情报部门。——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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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久迩宫稔彦王为裕仁的妻子香淳皇后的叔叔，1947年脱离皇籍后，改名东久迩稔彦。——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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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日语中“人间”意指“人类”。诏书前半引用《五条御誓文》并提及日本的战后建设发展，故又被称为《关于新日本建设的诏书》或《年头、国运振兴的诏书》。后半部中以百余字否定天皇作为“现世神”的地位。——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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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全名是贝雅特·西洛塔·戈登（Beate Sirota Gordo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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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和平宪法”对日本社会影响至深，其中较为著名的是第九条“放弃发动战争的权利”。——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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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即大川周明，鼓吹对外战争的右翼理论家，在远东军事法庭受审期间，他不时裸露身体，喧哗叫嚷，还以手频击坐在身前的东条英机的秃头，靠装疯卖傻逃脱了法律的制裁，事后他对此予以承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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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赫尔曼·戈林（Herman Göring，1893——1946），纳粹德国空军总司令，“盖世太保”的创立者。纽伦堡审判后，刑前一天服毒自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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