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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1894——1987），纳粹德国政治人物，曾任纳粹党副元首，1987年死于柏林施潘道军事监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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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约阿希姆·冯·里宾特洛甫（Joachim von Ribbentrop，1893——1946），纳粹德国外交部长，纽伦堡审判后被判处死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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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汉斯·弗兰克（Hans Frank，1900——1946），曾任纳粹党的高级律师，纳粹上台后，先后任不管部部长、纳粹党法律事务全国领袖、德意志法学院院长等职务。1939年后担任波兰占领区总督，积极推行灭绝犹太人计划，并屠杀了大量波兰人，1945年因战争罪和反人类罪被判处绞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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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Dr.Fu Manchu，傅满洲是英国小说家萨克斯·罗默创作的傅满洲系列小说中的虚构人物。一百多年来，“傅满洲”一直是西方人想象中“黄祸”的脸谱化代表，是一个阴险狡诈的中国人，在唐人街建立了一个随时准备颠覆西方世界的黑暗帝国。这一形象的深入人心，充分反映出了在特定历史时期，西方世界对东方世界的严重误解、歪曲和丑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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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乔治·凯南（1904——2005），美国外交家和历史学家，遏制政策提出者，主张加强美国同西欧等国的关系，以军事包围、经济封锁、政治颠覆，特别是局部性的武装干涉和持续的政治冷战来遏制苏联及其他社会主义国家的发展与影响。其主张对战后美苏、美日关系影响重大，也是美国对日政策修改的因素之一。——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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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指前面提及的改革力度减弱、对罢工的限制，以及麦克阿瑟主导的战后日本农地改革内涵的隐性改变。二战后麦克阿瑟的农地改革较为符合日本左派、自由派等人士的主张，但随后美国政府因为冷战政策的需要而扶植日本大企业经济，削减日本工人民众利益，遂激起他们不满。——编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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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造日本：1853-1964 第七章 1955年之散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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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8年的圣诞夜，一位身材瘦削、穿着寒酸卡其制服、头戴鸭舌帽的中年人从巢鸭监狱获释。他的两瓣柔唇一咧，露齿一笑，坐上一辆美军吉普。作为甲级战犯的岸信介刚刚结束了在巢鸭监狱的三年刑期。珍珠港事件爆发之际，他在东条将军手下担任商工省大臣。在此之前，他是“满洲国”的工业大总管，堪称日本的“阿尔伯特·施佩尔”（Albert Speer）*，战时曾负责军需和劳工事务。倘若说打天下要靠军人的话，那么守天下要靠的就是他这样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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旧雨新知，岸信介在巢鸭监狱里都遇上了。和他一间房的狱友名叫笹川良一，20世纪30年代期间曾担任一个小型法西斯政党的党魁，还因为在中国占领区从事敲诈勒索而声名狼藉。战后，笹川靠着见不得人的手段（比如开设大型赌场），大举敛财。战时结下的人脉和大笔来路不正的资金，奠定了他在战后保守主义政坛不可一世的幕后大佬地位。笹川和岸信介于同一天获释。用不了十年，后者就将坐上日本首相的宝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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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1948年掌权的依然是吉田茂。尽管两人活动的圈子都很高调，但岸信介和吉田都不喜欢对方。出生于土佐地区的吉田身为民权运动家之子，是个名副其实的保守派；反观岸信介，祖上是长州藩士，自然会拥护狂热的日本右翼。吉田行事生硬，人们说到他，至今还会记起他曾在国会怒骂一位社会党议员是“该死的蠢货”；相形之下，岸信介为人处世更圆滑，也更有魅力。然而，自从踏入东京帝大时起，直至自己漫长的仕途结束，岸信介出于本能，一向站在自由主义的对立面。年轻时，他崇拜北一辉这位1936年军事政变背后的国家社会主义煽动家。在当年那场美浓部和右翼对手的宪政大辩论中，岸信介倒向了极端民族主义阵营。在“满洲国”任职期间，他与东条英机和关东军走得很近。1939年，他赞成和纳粹德国缔结同盟。面对商界与军界之间的纷争，他选择支持后者。被关押在巢鸭监狱期间，他依然认为日本发动的是一场“正义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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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岸信介在战后摇身一变，成了民主制的捍卫者，他的政治信仰从某些方面来看依旧带有鲜明的战前色彩。战争爆发前后，他曾标榜自己是国家社会主义者：崇尚威权、民族主义，但从他视计划经济为强国富民正道这一点来看，说他是社会主义者也不为过。他从来都不相信自由放任或盎格鲁——撒克逊式自由资本主义那一套。1953年，岸信介公开表示反对“放任式”政策。他指出，日本需要的是中央集权式的产业规划，“务必精心实施——比如俄国的五年计划”。发表这番言论之前，他刚刚造访过西德（联邦德国），满心欢喜地邂逅了老同事、原纳粹经济部长希亚尔玛·沙赫特（Hjalmar Schacht）。岸信介治理经济的思路过去十分接近日本的主流思潮，日后亦复如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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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围绕保守派领导权的争夺中，岸信介鼓动人们相信吉田对麦克阿瑟卑躬屈膝，是个“美国小子”，是那种好“日本佬”，唯司令官大人的马首是瞻。这么说吉田有失公允。1951年，麦克阿瑟搭乘飞机返回美国时，约翰·福斯特·杜勒斯（John Foster Dulles）正在前往东京的途中，他的身份是负责与日媾和的特使。两人通过电台，“地对空”商讨此事。杜勒斯得到指示，要求他对日施压，责令其建立一支像样的军队。吉田，以及麦克阿瑟，在这件事上已经和华盛顿周旋了好几年。麦克阿瑟在1948年表示这么做会违背他的原则，会让美国人在“日本人民眼中显得无比可笑”。即便上头盯着他，要他责成日方组建一支国家警备队，他却依然念叨着日本应成为“太平洋上的瑞士”，虚与委蛇，能拖则拖。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违令不遵已无济于事。于是，七万五千名日本“警官”身穿淘汰下来的美军军装，接收了机枪、坦克和巴祖卡火箭筒等一批武器装备。吉田自欺欺人地认为这些帝国陆军老兵不是真正的军人。他们被部署在工业区周边，镇压共产党骚乱，但不久之后，这支警备队的装备变得更加齐全，并更名为日本自卫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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杜勒斯要的可不止这些，他希望日本有一支三十五万人的军队。吉田对这一明确违反“和平宪法”的举动予以抵制。他警告称，这么做会引发巨大的动荡，不光日本要遭殃，还会波及整个亚洲。为了证明这一点，吉田私底下还邀请社会党成员在他办公室门前抗议示威。他把自卫队的人数控制在七万五千人。最终，双方达成妥协，吉田视之为一场胜利。美国将无限期且不受限制地享有在日驻军的权利；冲绳会成为美国政府管辖下的巨型军事基地；日本也承诺将来会承担起本国防务的责任，但未给出具体时间，这一天来临之前，日本的国家安全将交由美国负责，而它自己则可以放手将全部精力倾注在政府主导的工业发展上。1951年12月，美日两国在旧金山同时签署《旧金山和约》和《美日安保条约》（Treaty of Mutual Cooperation and Security between the United States and Japan）。日本重获主权，但仅仅是有限主权。“和平宪法”的问题无人再提，“吉田路线”就此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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军事占领的结束意味着日本人总算可以发泄内心的不满了。在左翼知识分子、日共和工会领袖的煽动下，学生和工人于1952年的五一节这天发动了大规模游行，抗议《美日安保条约》。示威人群在皇宫广场与警方发生了冲突。警方开了枪，还动用了催泪弹和警棍。冲突造成两人死亡，多人严重受伤，混乱中还有人遭踩踏。这场镇压并未浇灭日本知识分子和左派胸中的怒火。他们常对苏联抱有幻想，出于负罪感，同中共团结一心，意欲摆脱和美国签订的安保协定。日本曾妄图成为一个西式的帝国主义强国，为了表示对这一历史错误的忏悔，这一次，日本要和亚洲邻国站在一起，再也不同他们兵戎相见。归根结底，“和平宪法”里关于放弃使用武力的声明，指的就是这层意思。日本左派将麦克阿瑟将军颁布的宪法第九条奉为圭臬，视同神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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岸信介等右派既渴望在冷战中与美国形成统一战线，同时又主张修宪，更改涉及天皇世俗新地位的第九条和第一条。吉田等务实的保守派则乐见美国人对付共产党——日本只需管好自己的事即可——并希望宪政之争就此偃旗息鼓。可以说，这种愿望既实现了，也落空了。想要修宪，需要三分之二的国会议员表决通过。鉴于这一点不太可能发生，右派的怨气便以各种形式爆发了出来：暴动、围绕日本战时历史的口水仗、教科书风波、反美言论以及满大街跑的广播车，车上的暴徒身穿军装，高喊右翼复仇主义口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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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50年代是日本电影的黄金时期，小津安二郎、沟口健二和黑泽明佳作不断。然而，电影也是呈现左右两派反美情绪的绝佳载体。右派的代表作如《战舰大和》和《太平洋之鹫》歌颂了帝国海军的英勇气概以及无所畏惧、无可指摘的海军将领。左派也推出了《广岛》这样的宣传片。这部得到激进的教师联盟赞助的影片将原子弹爆炸描绘为一起种族主义行径。影片结尾有一幕：美国游客来到广岛，购买用罹难者骸骨制成的纪念品。同样红极一时的还有讲述美国兵在军事基地周边奸淫妇女的准色情片。这类“黄片”十分走俏，是红火的性产业中的重要一环。部分银幕幻想流露出鲜明的恶意。在一部脍炙人口、后被翻拍成电影的连环画里，爱国的女主人公、一位身患性病的日本妓女为了让美军染上梅毒，不断地和美国兵上床。这一主题后来还被移植到了东京上演的一部名为《立川飞行场：被强夺的整整十年》的滑稽戏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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即便广岛和长崎是反美和平主义思想的主要标志，日本左翼也没有粉饰本国犯下的战争罪行，相反，20世纪50年代，日本国内对战争的批判要甚于德国，间或造成严重的后果。以反省为目的、将自己在华期间所施暴行记录成篇的陆军老兵被人诬陷是共产党；出版社面对右翼暴徒的威胁，只得将书下架。话说回来，知识分子圈和颇具声望的教师联盟宣扬的“正确路线”又太过教条：在同日本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和“天皇体制”斗争的解放战争中，中共是英勇的自由战士；广岛原子弹爆炸应将日本塑造为一座和平灯塔；亚洲范围内的新敌人是美帝国主义及其日本走狗云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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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岸信介为首的右翼不依不饶，坚称日本的战争是正义的。这一问题逐渐取代了围绕宪法而生的必要的政治辩论。每当左派直陈日本战时行径罪恶滔天，并以此为据主张宪政和平主义时，右派就会矢口否认日本有罪，或者就算有罪，也不会比其他参战国更加作恶多端。教师联盟和保守的文部省之间旷日持久的教科书风波便是这一政治分野的例证。1953年，美国副总统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谈及宪法第九条时，称这是“无心之失”。这一条款使得日本人在对待本国近代史时分歧严重，个中理由与历史无涉。日本的大众媒体围绕战争论战不断，其中一大特色是专业史学家旗帜鲜明地置身事外，他们倾向于只在学术刊物上发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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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派要不是那么僵化教条、擅长内斗的话，或许在战后的日本会有更大的建树。经过1952年的暴乱，日共开始显出颓势。它本想将边缘弱势群体如朝鲜人、社会弃儿和散工团结在红旗之下，但是疾风骤雨式的整肃和排除异己的做法令其越来越边缘化。反观面临左右之争的社会党，则依旧掌控着下院近三分之一议席，时而多些，时而少些。他们有全日本最大的同业工会撑腰，后者势力依旧如日中天，为首的均是强硬的左翼人士。保守派则分裂为民主党和吉田麾下的自由党两大阵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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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了1955年，一度有迹象显示社会党可能掌权。左右两派冰释前嫌，合并为“日本社会党”。这对自由党和民主党形成了触动，两党在一系列相互中伤和使绊子后，组建了“自由民主党”（简称“自民党”）。除了促成这桩联姻的岸信介外，大企业也在背后加以推动。自民党首任总裁是鸠山一郎。同岸信介一样，鸠山也是旧“国体”精英中的元老，曾因在1930年代弹压言论自由而遭到麦克阿瑟的清算。这一政坛新格局日后得名“55年体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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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55年12月，就读于京都大学、即将成为享誉世界的知名导演的某位激进青年在日记中写道：“战后十年，民主力量表面上看似遭遇挫折，实则取得了进步。狂暴浪漫主义的时代已经走到了尽头，人民如今当家做主，我们步入了一个务实的时代。”但用不了几年，大岛渚的上述幻想就会化为泡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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