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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不加干涉，导致环境灾难继续蔓延。特别是1896年9月的一场大洪水，矿毒造成的公害污染急剧扩大，民众深受其害。随后，800位村民前往东京，向官府抗议。田中正造不仅在议会抨击政府和矿主，同时还在东京组织大型讲演会，要求铜矿停业。环境污染问题引起了社会的关注。报纸在头版登载有关报道，许多著名批评家也呼吁政府采取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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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府果然行动了。可是，它不是去解决“足尾矿毒事件”，而是出动宪兵、警察，残酷镇压来东京请愿的受害农民。100多人被逮捕，其中50多人以聚众滋事罪被起诉。在议会里，田中正造愤怒地质问总理大臣山县有朋。后来，在对受害农民的审判法庭中，旁听的田中正造故意打哈欠，结果被法官以“蔑视法庭罪”判处禁闭40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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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次走出监狱时，田中正造已经是白发苍苍的老翁了。他在议会里孤立无援，被迫辞去了众议院议员的职务。但是他越挫越勇，继续到处演讲，控诉矿毒损害。议会充耳不闻，政府不屑一顾，田中正造决定直接向天皇上诉。他写下遗书，在东京街头拦截天皇车辆，结果被警察拘捕，第五次被投入监狱。这一事件轰动全国，也让“足尾矿毒事件”成为全国舆论的焦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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失去众议院身份后，田中正造成为一介平民，可是他斗志丝毫未减，一心献身于解决矿毒问题的斗争。当时政府借口为防洪水，决定将一个村庄作为蓄水池，为此要把村庄夷为平地。田中正造入住村里，和村民同吃同住，一起抗议政府强制废弃该村。在此期间，他有家不回，连换衣服都顾不上，浑身长满了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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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73岁的田中正造积劳成疾，客死在一位环保支持者家中。在他的枕边，只有一只斗笠、三本日记和没有写完的厚厚手稿，以及《大日本帝国宪法》和《圣经》各一部。这就是田中正造的全部财产。有数万人参加丧礼。根据田中正造的遗嘱，他的遗骨被分别埋在栃木县、群马、埼玉县的6处矿毒受灾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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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在对“富国强兵”的追求中，大力发展工业，促使经济腾飞，也产生了环境污染问题，普通民众为了国家强大而付出高昂代价。在政府看来，这是实现工业化的必要代价。而田中正造这位环境保护论的先驱则认为，经济近代化的首要目标是为人民的福利做出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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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同理念的论战，不同利益的斗争，充斥着明治时期。直到田中正造去世之时，足尾铜矿还在生产，民众只得继续忍受痛苦。一直到1973年铜矿采掘告罄，矿井才彻底关闭。第二年，在政府的调停下，铜矿公司和污染受害者之间才达成了最后的和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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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时距离田中正造去世已经六十一年了。虽然他生前没有看到胜利的结果，可是他的思想终于被日本社会认同，而且成为20世纪下半叶日本反环境公害的锐利武器，他的勇敢行动更成为许多日本人的榜样。田中正造的思想也走出日本，成为世界各国环保者的精神财富。尤其是他那句名言“不应被牺牲在工业进步的祭坛上”，振聋发聩，引人深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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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家的启蒙：日本帝国崛起之源 森有礼：从自由主义到国家主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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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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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9年2月11日下午，明治天皇参加完宪法授予仪式后，前往青山练兵场参加阅兵式。当皇家马车出现在皇居前的二重桥正门时，道路两旁的学生挥舞帽子，齐声山呼“天皇陛下万岁！”明治天皇也频频点头致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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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历史上，这是民众第一次在天皇面前高呼“万岁”。千年以来，天皇巡行时，官府总是要求人们“肃静”，不许喧哗，安静目送天皇队伍走过。但是，通过呼喊“万岁”与天皇互动，使民众从冷漠的旁观客变成了狂热的造神参与者，也提高了天皇的权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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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天皇高呼万岁的导演，就是时任文部大臣的国家主义者森有礼。他在欧美留学工作多年，曾经是日本激进的“文明开化”运动的推动者和民主自由思想的启蒙者，为什么后来却蜕变为狂热的国家主义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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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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幕府末期，各藩已经对江户离心离德。尤其是西南雄藩萨摩藩，经济实力雄厚，是“尊王攘夷”运动的重镇。1863年，它与英国开战，结果鹿儿岛城遭到炮击，损失惨重。萨摩藩由此认识到“攘夷”不可行，转向主张开国。身为萨摩藩下级武士家庭的孩子，森有礼幸运地成为这种主张的受益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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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65年，森有礼和其他十几人被萨摩藩秘密派往英国留学。那一年森有礼年仅18岁，正是对世界充满好奇的年龄。他后来回忆航海经历时说：“在横渡茫茫大海之际最为令人兴奋。此间，数昼夜都看不到陆地，抬头唯见穹隆天空，低头只见团圆水面，耳不闻尘世间的喧闹之声，目不见船舱内的杂乱之状，精神高度宁静，旅客相互亲睦，实有一种怡然若梦之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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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进入伦敦大学学习。两年前，伊藤博文曾在这里学习。二十三年后，后来被称为印度“圣雄”的甘地也来到这里就读。森有礼抓住这个难得的学习机会，如饥似渴地学习现代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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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伦敦的两年时间里，英国社会的法制给森有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他后来说：“法乃国家之本，法不明则难治国民——从今学得万国法制，使与我国传统之古法折中，得以建立新的公平不拔之制度，至天下万事，谁不蒙其泽？”据说，他与英国著名教育家斯宾塞成为挚友，后者影响了他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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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来，森有礼又被派往美国继续学习。沉浸在科学知识和现代文明里，他接受了基督教思想。这期间，幕府统治被推翻，明治维新开始了。1868年6月归国之时，森有礼面对的是一个百废待兴的国家。维新政府正是用人之际，欢迎有新知识的年轻人。21岁的森有礼先后被任命为徵士外国官权判事、公议所官方代表等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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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时的日本正处于国家转型时期，新旧并存，改革与守旧的思潮交互激荡。森有礼希望尽快推动国家向现代文明转型，大胆提出自己的改革建议，却意外遭遇挫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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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期以来，日本武士都有带刀的特权。普通人见到他们都要低头让路，否则自认为受到侮辱的武士有权挥刀砍人。维新开始后，武士仍然腰插双刀，高傲地走在街头。森有礼建议政府，废除武士的带刀特权，实现社会各阶层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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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这个合理的建议却遭到了守旧派的激烈抨击。他们认为，这将剥夺士族的“武士之魂”，动摇国本。年轻的森有礼陷入各种非难之中，最终他被派往海外，担任美国公使——在当年这并不是一个重要职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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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森有礼外派美国的第二年，日本政府发布“断发脱刀令”，武士今后不准带刀，以破除旧习，提倡“开化文明”。这一次是维新元老、朝中重臣山县有朋建议的，结果成为政府的法令。这一法令使后来废藩置县的政策顺利执行，推动日本走向中央集权。这也证明了森有礼的改革建议是正确的，但是他毕竟人微言轻，而且留学海外的经历更容易使他成为保守派攻击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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