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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挫折是否使他认识到世事的复杂和改革的艰难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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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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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70年代的美国正处于南北战争之后的“重建时期”（reconstruction），美国的学者组织很多学术团体互相切磋学问，举办公开演讲，以推动国家重建和社会进步。这些现象给森有礼留下了深刻印象，也影响了他的未来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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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3年，森有礼回国，担任外交大丞、外务少辅。这时已是明治维新第六年，但是在旧制度旧文化的束缚下，各项改革进展并不顺利。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日本迫切需要一场思想启蒙运动。但是日本的学者仍然像以前那样，埋头书本，互不往来。森有礼深知思想启蒙的重要性，回国不久就劝说一些新型知识分子组成“明六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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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是日本历史上第一个近代意义上的学术团体，成员堪称一时之选。如福泽谕吉、西周、津田真道、加藤弘之、中村正直、神田孝平等，都是名闻全国的学者。森有礼年仅26岁，是其中年龄最小者，却被推选为社长，承担组织重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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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六社以“开启民智”“文明开化”为己任，定期集会，公开演讲，向国民宣传新知识、新思想，“觉愚蒙之眼”。他们创办《明六杂志》，不遗余力地批判和清算封建的意识形态，引进西方的思想学说。他们的文章涉及政治、法律、经济、社会、伦理、外交、历史等领域，为日本开启了一扇了解世界的窗口。杂志发行量大，成为青年人争相阅读的刊物。他们还翻译出版了20多部介绍民主、共和、自由、平等思想的西方书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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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本人站在思想解放的前沿，为推动启蒙运动而尽力。他在《明六杂志》上发表《开化第一话》《妻妾论》等文章，从社会、文明、妇女等方面，向国民进行思想启蒙宣传。他对日本的传统社会制度和价值观提出了挑战，激烈批判封建时代的“三从四德”和纳妾现象，主张夫妻平等，互相敬爱，大力发展女子教育。这位启蒙者的思想颇为激进，一度主张日本不仅有必要废止现有文字，改用罗马字，甚至还要废止现有语言，改用英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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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蓬勃兴起的自由民权运动，政府里的强势人物感到不安。他们认为，日本的发展不需要知识分子指手画脚，于是颁布法律禁止结社，限制出版自由。1875年11月，《明六杂志》被政府查封，“明六社”被迫解散。尽管只存在了两年时间，但是“明六社”毕竟启迪了一代人心，在日本播下了自由、平等、法治的种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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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森有礼个人来说，明六社被迫解散使他认识到政府远比知识分子强大，也亲身体会到坚持己见有多么的困难，即使是在自己的家庭内实行自己的倡议也并非易事。他曾坚持自己的第一次婚姻应该是一种契约的形式，以显示夫妻关系的平等，但后来却离了婚。他说，这种关系使妻子变得“乖戾轻浮”，“与一个没有受过教有的日本女人尝试这样的婚姻是我的错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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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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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76年1月24日，中国农历大年除夕前夜，森有礼和李鸿章进行了一场著名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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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年，森有礼被任命为日本驻中国公使，赶到保定拜会身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李鸿章。李鸿章对森有礼很好奇，因为这个年仅29岁的年轻人竟然已经两次周游世界。当时清朝已经开始洋务运动，但是阻力重重。作为洋务运动的领军人物，李鸿章希望从这个接触过欧美世界的日本人这里了解世界大势，帮助危机重重的清朝。因此，他开场就问“振兴我清国的良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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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回答说：“要振兴如此大国，首先必须要有与推进此等大事业相匹配的一大势力。”他不无吹捧地说，清朝应该“涌现出三十个李鸿章”，否则此事难成。当李鸿章回答“弊国现在有一百个李鸿章”后，森有礼说，问题是这些人尚未被放到合适的位置上，“如果不能位居十八省的长官乃至总理衙门大臣那样的官职，又能如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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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治维新之后，日本开始变装易俗，以西方服饰为美，而清朝依旧长袍马褂。李鸿章对于日本“改变旧有服制、模仿欧洲习俗一事”很是不以为然。他直言不讳地问森有礼：“阁下对贵国舍弃旧有服制，模仿欧洲风俗，将贵国独立的精神委诸欧洲的支配，难道一点也不感到羞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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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回答道：“不仅丝毫不感到可耻，而且我们反而以此变革为骄傲。此变革绝非外部强加给我们的，完全是根据我国自己的喜好做出的决定。特别是，我国自古以来，不论是亚洲、美洲，还是其他任何一个国家，只要其有长处，就总会想着将其拿过来为我国所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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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中国的洋务运动正进行得如火如荼，成立了金陵制造局、上海制造局、福建制造局，还在福建创建了船政学堂。不过，李鸿章说：“我国决不会实行这样的变革。只是诸如武器、铁路、电信以及其他器械等，为必要之器物，他人最擅长之处，才不得不从国外引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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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衣冠都不肯改变，国家制度当然更不会改革，这恰恰是洋务运动的根本缺陷。而日本不但变换衣冠，而且大胆引进君主立宪、三权分立等欧美政治制度，在近代化道路上极速奔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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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日本为了发展经济，向欧洲国家举债。李鸿章认为“负债绝非好事”，负债太多会有损国家的独立。他劝告说：“为了贵国，期待贵国今后不要谋求向欧洲举借更多的债务。”森有礼站在国民国家理念和市场经济理论角度上，为日本举借外债辩护。他告诉李鸿章，举债有助于加深民众对理财方法的理解，促进民众对国家事务的关注，推动国内产业的快速发展。尽管明治政府举债的数量不大，时间也不长，但是成效非常明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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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鸿章和森有礼的交谈从下午3点一直到晚上10点。森有礼比李鸿章小24岁，这是两代人之间的对话，也是两个面临不同抉择的东亚国家的对话，预示着两个国家的不同前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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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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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5年，日本政治制度进行了一次大改革，成立了该国历史上第一个内阁。内阁总理伊藤博文邀请森有礼出任第一任文部大臣，38岁的森有礼自此跻身政治核心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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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前的九年里，森有礼先是担任驻华公使四年，继而又担任驻英特命全权大使五年。在英国期间，他曾与来欧洲学习宪法的伊藤博文详尽地讨论过教育的作用，他们都同意，“教育的根本应该着眼于国家未来的稳定”。或许是这个机缘，伊藤博文在组阁时将森有礼拉进了自己的班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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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有礼对教育问题素有研究。他认为，日本发展需要大批人才，培养人才的关键是创办近代国民教育体系，否则日本不可能走向近代化，“与万国对峙”。在担任驻美国公使期间，他就向美国教育界、政界、文化界和实业界人士发信，征求他们对日本创立近代教育的建议。森有礼将13位人士的回信编辑整理，亲自撰写“绪言”，于1873年在纽约出版了《文学兴国策》的英文版（Education in Japan）。这本书介绍和阐述了欧美近代平等主义教育观念，主张国家应实施义务教育，公立学校是实施义务教育的主要途径，而教育的管理要以民主精神为基本原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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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本书正式出版前，森有礼就将书稿送给岩仓使团。因此，日本各界很早就知道森有礼谙熟教育问题，因此他执掌国家文化教育大权，并不使人感到意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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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担任文部大臣的森有礼却面临着选择。维新开始之后，教育的内容就抛弃了传统的儒家道德说教，取而代之的是实用主义和自由主义。政府一度把道德修养课程中的儒家学说换为美国、法国的道德文章。19世纪80年代中期的日本，正是欧化之风盛行之时。学问、艺术方面学习欧美自不待言，各种法规、制度以及社交礼仪也模仿欧美。可是在欧洲的启蒙思想和自由主义思想横扫日本的同时，保守主义思潮也在兴起。保守主义宣扬说，日本的国体深深植根于日本的历史和民众的传统文化价值观念，不能动摇，必须坚持和维护。他们的主要攻击目标就是教育制度。他们强调传统价值观，要求建立所谓的“国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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