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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与天台宗的教学思想恰恰相反。天台宗认为《法华经》才是所有佛教经典中最高的经典，其中叙述了释尊关于真实的教诲。德一的观点显示了法相宗的传统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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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相对，最澄在日本东部旅行期间创作了一卷反驳性的论著《照权实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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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吉川弘文馆人物丛书，第161、1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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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论争持续了四年时间。德一创作出《中边义镜》《遮异见章》《慧日羽足》等，展开对天台宗、一乘的批判，而最澄则创作出《守护国界章》《决权实论》《法华秀句》，对法相、三乘进行了批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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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如“三一权实”的名称所显示的那样，两人论争的焦点在于，在三乘之教诲（按素质、能力将众生引向悟道之境地的三种教诲）和一乘之教诲（将一切众生引向悟道之境地的唯一的教诲）中，哪一个是真实的教诲，哪一个是权宜的教诲。德一站在法相宗的立场上，认为一乘之教诲是权宜的教诲，而三乘之教诲才是真实的；最澄则站在天台宗的立场上，提出三乘之教诲是权宜的教诲，而一乘之教诲才是真实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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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在两者对立的立场深处，关于人们如何达到悟道之境地的思考方法是不同的。站在天台宗立场上的最澄根据《法华经》中一切众生悉皆成佛的叙述，认为所有的人都可以达到悟道之境地，可以成佛；而站在法相宗立场上的德一则认为，众生先天性地具有五种不同的素质和能力，其悟道之境地不仅有三种区别（三乘），而且还有人无法达到悟道之境地（没有佛性）。两者对人的看法针锋相对、互不相容，他们都固执己见，因此论争一直没有结果。而且，从第三方来看，无法将手中决定胜负的一票投向任何一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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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无法决定胜负，但从佛教思想史来说，这场论战显示出很高的水平。两名当事人——德一和最澄——在经过深刻、严肃的思考之后，真诚地对待经典，在看透我与他人之间的差异的同时，反复思索，寻求表达的准确性，磨炼思维的逻辑性，保持这种对决的姿态十分重要。在他们的论争中，虽然我们可以随处看到对对方的贬低、嘲讽——这是论争中常见的手法——但德一也罢，最澄也罢，都直面对方的观点，竭尽全力试图驳倒对方，这种态度贯彻始终。正是由于这种态度，他们在四年的时间内相继写出反驳对方的论著，对双方当事人来说，这场论争在思想上具有极大的意义。在论争的发展过程中，无论是对德一的一乘方便、三乘真实和五性各别的观点和主张，还是对最澄的三乘方便、一乘真实和一切众生悉皆成佛的观点和主张，他们都能深刻切实地体会到其中所蕴含的重要意义。他们对佛典中的表述详加思考，运用缜密的逻辑思维，一句一句地构思文章，并试图从中呈现出统一的世界观、人类观。可以说，经由这场论争中双方的努力，在解读经典方面开拓出一片新的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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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德一在思想上的对决并不能够直接转化为现实中的成果，但最澄与南都僧纲之间关于设立大乘戒坛的另一场论争就不一样了。在比叡山新建立一座大乘戒坛必须获得天皇的允诺，因此，论争就在明确的现实目的下展开，即要获得天皇的允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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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比叡山没有戒坛，所以为了经营天台教团，最澄陷入苦思冥想之中。一年两名天台宗年度得度人为了受戒必须前往东大寺，但当时，下山前往南都的僧人为了更好地安身立命，很多情况下就定居在南都的东大寺里了。好不容易培养出来的弟子因受戒而流失了。对天台教团来说，这是一个十分严重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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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如果在比叡山另设一座戒坛的话，就可以防止弟子的流失，这是眼前的目的。比这个目的更加重要的是，追问对佛教徒来说何为授戒和受戒。深入探究这个问题是最澄思想上的觉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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向朝廷提出的在比叡山设立大乘戒坛的申请书有三种，它们被总称为《山家学生式》。在申请书里，最澄着重提出了与南都小乘戒不同性质的大乘戒的理念。继与德一的三一权实论争之后，最澄提出在比叡山授予与一乘真实的天台宗相符合的大乘戒的想法。针对南都的小乘戒只授予出家僧人的情况，最澄的大乘戒既授予出家人，也授予在家人，他们之间不做区分，只是受戒的僧人有义务在山中修行12年。此外，最澄还强调，不仅仅要自我抵达悟道之境地，还必须实践利他的修行。当我们阅读这部简明扼要、充满长年宗教实践和宗教探索精神的《山家学生式》时，我们会了解到最澄在佛教思想上的抱负，以及他对它会被社会上的人们所接受的自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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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收到《山家学生式》后，朝廷将它出示给南都的僧纲，向他征求意见。僧纲虽然无视《山家学生式》开头的“六条式”和第二个“八条式”，但对最后“四条式”中的四条一一加以反驳，强烈反对设立大乘戒坛。僧纲的意见书被送给最澄阅览，最澄详细论述了建立属于自己的大乘戒坛的理念，以再反驳的形式创作了三卷《显戒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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围绕大乘戒，僧纲的看法与最澄的看法针锋相对，双方毫不妥协。对此两人心知肚明，在此基础上，双方试图彻底地驳倒对方。“四条式”的正式名称为“天台法华宗年度得度者回小向大式”，它的意思是，想要在比叡山修行的僧人必须遵守禁止小乘戒（回小）、授予大乘戒（向大）的规定。《显戒论》中提出，南都的戒坛为小乘戒，比叡山僧人应当否定它，而符合大乘戒的戒坛将首次在比叡山设立。这可以说是针对南都教团的不折不扣的挑战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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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纲也不示弱。他极其详尽地反驳道，“四条式”中叙述的大乘戒的想法不符合佛理，违背了授戒的传统。下面，我们引用相当于序文后半部分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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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日本，钦明天皇戊午年间，百济王传来佛法。天皇崇拜佛教的情况此后一直延续了下来。道照、道慈等僧人前往大唐，在良师的门下进修学业。印度的菩提仙那、唐朝的鉴真等人有感而来到日本，弘扬教义。他们是德高望重之人，却没有一人对戒律提出异议。然而，僧人最澄没有去过唐朝的都城，只是游历于周边的地区，回到日本后，如今随心所欲地向朝廷提出制定大乘戒的规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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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文章粗鄙，不通文理。只是扰乱佛法，违背僧尼令。应召唤其本人，依照佛法，判定正邪。如此，玉与石、清与浊自会分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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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思想大系”《最澄》，第15—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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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这是单方面的说法，所以我们不必全盘接受这个说法。不过，我们认为这个说法还是有一定的道理的。从南都旧宗一方来说，最澄的“四条式”扰乱了长期从印度、中国、日本继承下来的授戒的传统，其设立新戒坛的想法是随心所欲的，依照佛法，其过错十分显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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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也意识到，设立属于自己的大乘戒坛的想法有悖于传统的戒坛模式和戒律的理解方法。但是，从另一方面来说，较之于传统的戒坛和戒律，自己的戒律思想和戒坛结构才是符合佛法的，最澄对此是有自信心的。对最澄来说，南都僧纲对“四条式”的反驳给自己提供了展现自己的戒律思想和戒坛结构的绝佳机会，回应反驳的《显戒论》虽然涉及烦琐的议论，却成为最澄的大乘思想乃至天台思想的集大成之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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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这场论争，我现在不想涉及过细。关于南都旧宗和最澄之间的区别，最澄在批判当时宫中出家得度的惯例时，写下的一段文字表述得极为清晰，下面我想引用这段文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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僧纲在奏疏中提出：“为什么宫中的出家是不清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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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我回答。宫中虽是德高、清净的场所，但被允许出家的僧人还很难说是清净的。在比叡山的年度得度人当中，有人嫌弃山林，追求安乐。他们都是违背教义、逃避佛法、懈于追求真实、不惧来世之恶果、追求富贵和名声之人。在这种状态下，释迦的教义被埋没，神圣的佛法不会显现……因此，在中国的五台山的五座寺院里，出家僧人住在山里；在兴善寺的两院中，规定僧人要轮流诵读护国之经典。得度前，居住在山里，习惯于山中的修行，并对山中修行产生好感，得度后，在山中度过12年的闭居生活，这才称得上是清净的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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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3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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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澄依然保持着青年时期决心进入比叡山修行时的志向，没有发生变化。其贯彻自我思想的行为，呈现出佛教徒最澄将一生投入新的实践和真理之中的姿态。而且，为这种思想所支撑的最澄的观点，在平安时代初期的贵族和僧侣世界里似乎具有一定的说服力。在最澄去世后7天，以大乘戒为基础的天台僧人培育制度得到天皇的允诺。天台教团名副其实地从南都旧宗中独立了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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