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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75年，他求得一种信念，认为“专修念佛”才是佛教的精髓。于是，他离开黑谷，移居到东山的吉水，从事专修念佛的传教工作。这是净土宗的滥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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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才能够拯救生活在污浊的末法世界里的人们？这个问题将法然引导至具有独创意义的佛教思想——专修念佛——的道路上来。正如我们在第十二章中所叙述的那样，平安时代中期的贵族、僧侣们普遍认为，1052年，末法世界开始，社会逐渐陷入混乱、悲惨和贫困之中。在法然生活的平安时代末期至镰仓时代，正如鸭长明在《方丈记》中指出的那样，这是一个污浊的末法世界成为现实出现在人们眼前的时代。各个地区出现了大大小小的战乱和纷争，痛苦和悲伤广泛地笼罩着整个社会，人们怀抱着不安和绝望度过每一天。这就是现实社会的真实面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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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们在经历着痛苦和悲伤的同时，试图努力度过这个令人心情阴郁的时代；人们在深深地陷入不安和绝望的同时，试图从未来找到哪怕是一点点光明、安定和希望。但是，人们很难克服痛苦和悲伤，而且从未来找到光明、安定和希望也绝非易事。人们努力克服痛苦和悲伤，却无法克服；人们极力寻找安定和希望，却很难找到……人们只有在辛苦和沉重的日子里煎熬。这就是乱世中的生活景象，是人在污浊末世中的生存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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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天都处于黑暗之中的人们向往净土，想在彼世获得在此世难得一见的光明。法然的专修念佛的思想就是为了应对人们的这些想法的。这个思想出自污浊之世，是为生活在污浊之世的人们服务的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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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在其最重要的著作《选择本愿念佛集》中这样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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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佛很容易，因此任何人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到。除念佛之外的其他行为都很难，并不是在任何地方都可以做得到的。因此，为了让所有的人都能平等地往生，阿弥陀佛抛弃了难以做到的行为（难行），而选择了容易做到的念佛行为（易行），将它当作佛法的中心。如果说造像、建塔才是最重要的行为，那么，陷于贫困的人们就无法期待往生，而在社会上，富人少，穷人占绝大多数，这是实情。如果说智慧和才能才是最重要的，那么，愚钝、无知的人们就无法期待往生，而在社会上，智慧之人很少，愚钝之人占绝大多数，这是实情。此外，如果说见识广才是最重要的，那么，孤陋寡闻的人就无法期待往生，而在社会上，见识广的人很少，孤陋寡闻的人占绝大多数。如果说遵守戒律十分重要，那么破戒的人和没有受戒的人就无法期待往生，而在社会上，遵守戒律的人少，破戒的人占绝大多数。其他的行为也都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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总而言之，各式各样的行为都很重要的话，那么，能够往生的人就变得很少，而无法往生的人变得很多。于是，阿弥陀如来在很早之前，即他还在为法藏比丘修行的时候，就考虑以广大的慈悲心拯救千万民众，他没有将造像和建塔等作为往生的最主要行为，而是仅将称名念佛作为最主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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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法然 一遍》，第10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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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文字非常鲜明地呈现出法然的思索历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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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段文字的最后，作者提出了“称名念佛”，并将它当作佛法上唯一至关重要的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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源信在《往生要集》中也强调了念佛的重要性，法然在这里进一步把这个问题尖锐化了。对源信来说，正如“念佛”一词所显示的那样，就是“念诵佛”。他十分重视念诵的方式，即在脑海里浮现阿弥陀佛的相好。为了往生于极乐世界，人们要在脑海里浮现出阿弥陀佛的三十二相、八十种好，然后还要浮现出极乐净土的雄伟壮丽的景象。这是《往生要集》中叙述的情况。为了给人们以观相行为进行的念佛提供帮助，《往生要集》非常详细具体地描述了阿弥陀佛的相好和极乐世界的景象。它的描述将净土思想与形象的美紧密地结合在一起，为人们创造无数的艺术品提供了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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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将称名念佛置于佛法的中心位置，与源信的观相念佛分道扬镳。法然思想的核心是，只需要诵念佛的名号——口中念出“南无阿弥陀佛”即可，唯有这一点最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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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法然思想的最深处有这样一种深切的渴望：所有的人必须得到救济。在污浊的末世，人们无法获得救济。人们在痛苦中挣扎，生活在不幸之中。这种情况绝对不容忽视。人们必须得到救济。当下，佛的慈悲必须遍及所有人，必须将所有人都引导至净土世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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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回应这种深切的想法，法然的脑海里浮现出易行的称名念佛的思想。人们只要口中说出“南无阿弥陀佛”，就可以往生于极乐世界——对法然来说，唯有这个想法才能够解决千万民众的救济的问题。这是其佛法思想的根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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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想法极为单纯，是非常崭新的思想，甚至可以说具有革命性的意义。直至去世时，法然都一直贯彻着这种思想。他花费了一生的经历去深化并广泛传播这种思想。从上述引文中，我们可以深刻地感受到他的这种坚定执着的精神。这种精神主要体现在一点上，即除了称名念佛之外，其他的行为都是“难行”，因而他毅然决然地拒绝并排斥各种“难行”。法然列举了一些难行，下面我们按照顺序列出来：造像起塔、智慧高才、多闻多见、持戒持律。从佛教的角度来说，无论哪一个难行都不容忽视，没有哪一个是佛道中人能够忽视的行为。从之前我们叙述的日本精神史上佛教的演变过程来看，造像起塔、智慧高才、多闻多见、持戒持律的行为，有时出现在历史的大舞台上，是伟大的事业或行为，有时则出现在舞台背后，却成为在精神和思想上支撑佛教的因素，以巨大的力量使佛教深深地扎根于日本社会之中。法然年轻时就出家，在日本佛教界最具代表性的比叡山学习过，他不会不知道这些事业或行为的重要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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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明明知道这些行为的重要性，却极力排斥称名念佛之外的行为，他认为，对大多数人来说，难行是无用的，只要称名念佛即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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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须救济千万民众的深切渴望，引发出只要称名念佛即可的思想，在深入思考这种想法的过程中，法然对传统佛教中的行为给予了强烈的否定。法然的思考由此不断地向前发展。法然否定传统的同时，也意味着他否定了此前自己作为求道者所走过的路。且不说造像起塔，就智慧高才、多闻多见和持戒持律来说，自年轻时有志于佛道的时候起，法然本人就对实践这些行为倾注了心血，随着年龄的增长，他更是对这些行为了然于心。法然必须加以否定的传统不在他的身外，他本人就生活在这样的传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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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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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传统的否定就是对自己的否定，因此，专修念佛的思想得以纯粹化、主体化。如果一个世界里有作为“易行”的称名念佛，在另一个世界里有作为“难行”的其他行为的话，那么，也许肯定一方而否定另一方或双方保持距离共同存在并非难事。但是如果两者都存在于自己的内心深处，否定或肯定，两者都会原封不动地回到自己的内心深处。法然不得不深入思考这个与自己的内心相关的问题：何谓易行？何谓难行？为何行中既有易又有难呢？为何易行要优于难行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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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他的重要作品《选择本愿念佛集》就是由这些深刻的思考构成的。然而这样的深刻思考，岂不是与应该否定难行相矛盾吗？这部作品从净土三部经和善导的《往生礼赞》中引用了大量的内容，根据引用架构起来的巧妙逻辑，法然提出了专修念佛的绝对性。那么这部作品本身不就是智慧高才和多闻多见的行为成果，也即难行的成果吗？这样一来，在创建专修念佛思想的过程中，对法然来说，严格而艰深的理性上的钻研就是不可或缺的。那么，难行不也是必要的、可行的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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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修念佛的思想将这些疑问都摆在了法然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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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为了在山林中修行而登上了比叡山，等到他掌握专修念佛的思想，离开黑谷，移居东山吉水的时候，已经过去了30年的时间。自13岁到43岁的30年间，法然一直倚仗智慧高才，追求多闻多见，以持戒持律的生活为目标，度过了求道生活的每一天。如此践行难行的法然，却说智慧高才、多闻多见和持戒持律不应该是人们追求的东西，唯有称名念佛才是唯一有价值的行为。救济千万民众的渴望促使他否定传统、否定自己的过去，当我们看到他最终抵达的思想境界时，能够想象法然心中闪现出一股耀眼的光芒。他不能半途而废。半途而废就意味着抛弃救济千万民众的热情。自己的过去虽然可以否定，但救济千万民众的热情——生活在这个时代中产生的热情——却无法否定，这就是法然43岁时从伦理的角度所做的决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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伦理角度的决断必定促使他采取伦理上的行为。他无法继续在深山里心怀专修念佛的思想度过隐居的、清贫的求道生活。专修念佛的思想是既要拯救没有财富、智慧和才能的人们，又要拯救过着少闻少见、破戒无戒生活的人们的思想，是这样一种逻辑。思想需要被人们了解，需要传播。因此，法然要离开黑谷，与广大的民众交往。他是一位求道者，同时必须与民众打交道，与民众共生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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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然在京都开始传教是在1175年，此时也是源平之乱开始的那年。这一时期武士势力抬头，时代处于激烈变化之中，法然在民众中传教，但我们不清楚他具体的传教情况。不过，平重盛火攻南都之后，他曾经被邀请就任东大寺劝进一职（法然拒绝了这个职位，推荐重源任职），因此可以判断，作为一名僧人，他的活动应该是受到了人们的关注的。很久以后，延历寺的僧徒们向座主申诉，要求停止专修念佛（1204年），兴福寺的僧徒们向寺院提出禁止念佛的申诉状（1205年），由此看来，专修念佛的思想逐渐深入人心，对旧佛教势力来说，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