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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子内亲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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叹往昔，借梦还，橘香入枕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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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纳言忠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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橘花落满檐，念草砾间生。睹念忆往昔，露不止，泪千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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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79—8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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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起推敲琢磨如何描写橘花的香气，或者说比起如何描写对故人的怀念，歌人们更关心如何更好地化用本歌词句，如何和本歌联系起来，又如何和本歌保持距离，如何能与本歌区分开来。上文所引四首就是按照这个顺序登载于和歌集中的，虽然在这之后还有一些典出同一首歌的和歌，但并没有如此明显地使用“橘”“香”“故人”等本歌中的词，也没有以此为媒介让读者一眼看出这首歌和本歌的关系，甚至没有让读者看出眼前这些和歌之间的关系。其实，比起和歌本身与在歌中被吟咏的橘香、故人和衫袖香之间的关系，更值得注意的是和歌与和歌之间的关系。歌人们使用了一些能使读者身临其境的句式，以用典这个技巧为媒介创造出一个共同的观念世界。一旦置身于这个观念世界，就相当于完全切断了和现实世界的联系，这种词语和词语之间微妙地交织的样子，正和5—7—5—7—7的音律相辅相成，是语言象征美的一种典型体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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用典这个技巧的泛滥一定会让歌人们进行一定的反省，虽说《新古今和歌集》在1205年就有初步成形的迹象，但完全编成还是在15年后。作为镰仓初期有代表性的歌人，也是《新古今和歌集》的作者之一，藤原定家所著歌论《每月抄》中，有这样一节论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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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谙熟此道之人才会化用吟咏花的本歌来创作咏花之歌，化用吟咏月的本歌来创作咏月之歌。普通人可以化春之歌创作秋冬之歌，化恋歌为杂歌或四季歌，并且最好使人能透过所作新歌看出本歌为哪首，但大量引用本歌的原词也是不可取的。最好是只用本歌中的两个词，并且分别将之放在上下两句中。比如，将“日暮观云尽，相思难掩，遥念天边人”作为本歌时，采用将“云尽”“相思”两词分别放入上下句中的方法，不吟恋歌，而是作杂歌或四季歌。最近也有从这首歌中取“日暮”一词来作歌的例子。虽说日暮不是本歌中的主要词语，倒是也没什么不妥。但若是过多地化用一些并不为人熟知的词，这便不好了。此外，若是化用时过于谨慎，以至于不能让人看出到底化用自哪一首歌，那么用典这个技巧也就失去了意义，对此，我们一定要多加注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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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波日本古典文学大系”《歌论集能乐论集》，第132—1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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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实上《每月抄》中总是弥漫着一种模棱两可的感觉，上述段落在这本书中倒是有一种意外的明快感。大概是因为没有讨论和歌的内涵，只是指导了一下表面上的技巧，这也算是一件幸事。从这一段中可以看出定家本人不管是对自己所作之歌还是对别人所作之歌，都有着深刻的理解。因定家在后记中说，这本书是“对某人的回信”，可以看出在当时的歌人世界中，和歌的创作方法论成为话题。这足以表明当时的歌人对和歌的理解有了大幅度的提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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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若是不考虑只停留在形式上的方法论，对和歌技巧理解的提升并不意味着对和歌的内蕴也有着明确的理解。即使是定家这样对和歌有着深刻理解的歌人，一旦涉及对和歌内蕴的探讨，也难免模棱两可。定家认为“有心体”是和歌的最高形式，那么，接下来我们就将他涉及有心体的精华论述译成现代白话文引用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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只有全身心投注于和歌，进入世间唯歌而无他物之境，才可能流畅地咏出有心体。也就是说，好歌的标准是看它是否能表现出内心深处的感觉。虽说如此，但过于深层次地窥探内心，以至于带了些亵玩的意味，是过犹不及的，甚至是有些扭曲的，这样的话坚实的歌风就会逐渐消失。若真如此，倒还不如无心之歌，只会沦为不堪之物。怎样把握好这个度，是个非常关键的问题，也是个很值得花费心思去关注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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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事歌道之人，应戒固执己见，也万不可有敷衍了事之心。若是总因和歌的形式不整饬而去批判一些歌人，这会打击人们创作和歌的积极性，歌道也会因此而步上衰退一途……不论是提前创作好的用于歌会的和歌，还是即兴所作之歌，都必须要付以真心。若是在仓促之中选择敷衍了事，这笔欠账早晚会在日后清算。有心之歌自然而然就能抓住读者心神，但是有的时候，无论如何都咏不出这样的和歌，这时的内心是杂乱而昏暗的，无论怎样冥思苦想也不可能作出有心体之歌。这种时候，如果勉强自己作一首，也只能作出没有灵魂不成体统之物。这时，就应该作一些不论格律还是用词都较为欢快的吟咏风景之歌，即使没有在其中倾注真心也要做到格式整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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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28—12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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或许读完这一段就会觉得和歌创作是一件耗费心神的事情，虽说这是定家立足于自己创作和歌的经历和体验之上而写的指导与建议，但这篇文章中还是弥漫着一些苦涩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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定家认为，和歌之中最上乘者便是有心体，但有心体究竟应该怎样定义，对于这个关键问题他并没有给出明确的答复。正是因为不能明确这个问题，所以创作有心体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这意味着若想妙笔得之，则必须要排除一切杂念，一心向歌道，并反复为之努力。这种对和歌的热忱带有信仰色彩，与有心体形式上的不明确之间，产生了不协调，似乎正与活在乱世、一心追求歌道的歌人的危险生活和艰难立场相呼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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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歌人们来说，和歌是从混乱、饥饿、满目疮痍的现实世界中独立出来的一方天地，它必须是无比高贵而优雅的。和歌在维持作为贵族阶级审美观支柱的高贵和优雅的同时，还必须去探索更高层次的美。随着地方有实力的农民和武士阶层的势力日益壮大，贵族阶级的社会地位和特权变得岌岌可危。歌人们对于和歌的高贵和优雅就有着更加强烈的执着。虽说他们也知道和歌思想上的高贵和优雅并不能弥补自身日渐衰微的特权和社会地位，但若没有有效的方法来恢复社会实力的话，将仅剩的自尊寄托在思想的高贵和优雅上，似乎也是一种理所当然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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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有心体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可能即使去询问定家也得不到一个令人满意的答复。但定家确信，歌人们通过钻研晦涩难懂的歌体，集中心思、穷尽所能创作出和歌，并且互相品评鉴赏，是一种超脱凡尘琐事的高尚活动，而且这也成为定家身边歌人们明确的共识。从这个角度来看，《每月抄》确实是一本时代之书。这本书反映了一群被时代穷追不舍的歌人在精神上的反抗。技巧精湛的和歌在虚构的世界里蹁跹起舞，同时也包含着一种模棱两可之感。真正意义上的歌人必须要满足两个条件，一是具有这种创作活动超脱于现实社会的清高的信念，二是具有坚守住与俗世生活之间之界限的紧张感。定家把这种意识用歌论的形式表现出来，在艰难的乱世里坚守创作和歌的信念，可以说他就是那个时代歌人中的典型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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歌人们其实早就意识到这样的乱世是和歌世界的灾难，这种危机感从定家19岁所著的《明月记》中的一节也能看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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世上乱逆追讨虽满耳不注之，红旗征戎非吾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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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说现在关于要追讨乱臣逆贼的传言不绝于耳，但举旗战斗这种事确实与我无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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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月记 第一》，果书刊行会，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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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时候就可以看出定家的心思已经十分明确了。“乱逆、追讨、战斗这样的事情与我有何干系？”当定家侃侃而谈，得出这个结论的时候，他意识到自己真正属意的事业还是和歌创作。我们从中可以感受到专业歌人的自豪感。这是一种继承了代代相传的和歌传统并追求更高境界的自豪感。在19岁这样的年纪，他就将世间的战乱排除在心神之外，一心只为歌道而活，这样的自我意识在当时可谓非常特别。但在当时，歌人们之间引歌为傲，实际上已成为一种潮流。“歌合”作为歌人们的集会，是超脱于现实的清高世界，歌人们在这里互相竞技，互相分享情趣，这是他们为之自豪的事情。为了维持这种自傲感，他们必须频繁地举办歌合。在《新古今和歌集》的序里，关于歌合的记载就非常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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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我们对定家的《每月抄》和《明月记》有了一定的了解，现在我们就回到《新古今和歌集》上来。对吟咏和歌怀有自豪感的歌人们，在表现技巧上大都达到了较高的水准。从任何一卷的任何一个部分随意挑几首，都是十分优秀的作品。下面就是从卷四的“秋歌 上”引用的五首，其中包括了有名的三夕之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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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大僧正慈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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