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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圆在记述的过程中有时也会带一些个人感情，比如有关藤原赖通辞任关白，其弟教通接任的记载，还有赖通之子师实就职左大臣，侍于宫中的记载。师实遵循赖通的教导，每日勤勤恳恳进宫参见，后三条天皇被他的诚心打动，遂将他的女儿贤子迎为东宫（后来的白河天皇）之妃。关于此事慈圆有较为详细的描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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辞别了天皇的师实，不知该如何是好，如此或许可得一族安泰，他急于将此事禀报给父亲赖通，于是连夜从大内赶往宇治……居于宇治的赖通正在小松殿，不知何故却难以入眠，因觉心中忐忑，便起床燃起灯火，不由得自语道：“或许京内有事发生。”到此时为止，宇治这边并未有人群骚乱之事发生，于是赖通向木幡和冈屋方向眺望，这时家臣来报告“京内方向似乎燃起了许多灯火”。赖通不由心神大震，命令道：“再细查。”不久后家臣再报：“越来越多，而且似乎在向宇治方向移动。”赖通道：“或许是左府（师实）率人来了吧，这深更半夜到底发生了何事？”于是再命令道：“再去细听精查一番。”不久后，就听到了护卫舍人（下级官人）开道的声音，赖通心想果然有事发生，于是命令道：“去将灯火全部点燃。”……不久后，他见到了还未来得及脱去朝服的师实，知道一定是有大事发生了，便开口问道：“到底出了什么事？”师实答道：“我今日与往常一样遵从父亲您的教诲入宫参见，傍晚时分藏人（天皇侍从官）传旨说，天皇召见我，于是我便进宫拜见，在叙了些闲话后，天皇向我下旨，‘若是你有女儿的话，便让她进东宫吧’，我接旨后便赶紧来找父亲您了。”听到这番话的赖通，眼泪簌簌而下：“方才我便觉得心中忐忑不安，原来是天皇赐予我们如此大的恩典，赶紧准备将贤子送入东宫吧。”之后藤原家丝毫不敢懈怠，将贤子送入宫中，成为东宫的女御。在东宫成为新天皇后，贤子便成了中宫[7]，最终被立为皇后。她就是堀河天皇的生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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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197—19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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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一大长段中就可以感受到慈圆对历史的好奇心。读者就像是在读小说里的某个场景一样，人物的动作都活灵活现，似乎和书中人物互动便能得到积极的回应。但也不能忽视隐藏在他们的台词和动作里的历史价值和不为人知的一面。虽说慈圆使用了“道理”这样一个略微有些艰涩的概念，事实上慈圆所追求的“道理”就蕴藏在生动描写出人物动作的文学性表现中，也蕴藏在追求历史价值和其中不为人知的一面的抽象表现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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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这些都是好奇心的自然表露，“道理”这个词有着许多或大或小的含义，这不仅使《愚管抄》的读者们困惑不已，对作者本人慈圆来说，也是个非常麻烦的事情。若是作为目标的“道理”定义模糊不清的话，那么记述历史这件事本身也很容易走入歧途。于是，慈圆重新就“道理”究竟是什么这个问题进行了自省。《愚管抄》中“道理”这个词出现频率之高印证了慈圆对“道理”的执着，同时也印证了慈圆苦苦追寻“道理”的明确定义却始终求而不得的事实。这是一个与历史学家的初心非常相称的问题，如果最终道理分化出了许多复杂多变的形态的话，淳朴的好奇心在这个过程中便不会自然地表露出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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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一来，追求道理和记述历史之间便开始出现裂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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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将追求道理等同于历史记述的话，也许能行得通，但也会出现一些问题。比如说，既然从人代之始的神武天皇时代到当时的后堀河天皇时代中能得出贯穿这段时期的道理，那么慈圆所属的藤原一族的荣华，也应当有它依据的道理，因为从藤原良房和基经父子的时代（平安时代前期）开始，藤原氏把持摄政、关白之位，此后代代相传。不难看出以上所举的两个道理，在根本上是处于两个不相容的空间里的。于是慈圆必须要构想出一种新的道理，用它将高维空间的道理和低维空间的道理连接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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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此这般，道理便会变得复杂多样，更加难以掌握，这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自保元平治之乱后，这样的倾向便更加强烈，这就是慈圆所处时代的世间相。这是个乱世，是个末法时代，是个充斥着不幸和悲惨的饥殍遍野的世界，是个抛弃佛教教义，人们难以悟道而登极乐世界的时代。这样的乱世，既是末法时代，也是道理失去秩序的时代，道理越来越难以被人掌握。慈圆所依仗的大前提便是历史中自有道理，现在摆在慈圆面前的，却是一个道理本身也混乱不已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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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于乱世的慈圆并没有沾染上这种混乱气息，还努力在其中探索道理。他清楚地看到整个时代都为混乱所吞噬后，还保留着对历史的淳朴好奇心，在混乱中找寻道理的热情也未曾消散。甚至世道之乱反而让慈圆对历史的好奇心更加浓烈。关于乱世之始的保元之乱，《愚管抄》中是这样记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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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大治时代到久寿时代（1129—1156年），鸟羽上皇继白河上皇之后继续实行院政[8]，保元元年（1156年）七月二日，鸟羽上皇亡故后，日本国内叛乱频生。这之后便是武士之世了。可以说导致如此世事变幻的道理，正是本书的着眼点。都城外的叛乱和战役数量众多……诚然，鸟羽上皇及其之前的时代从未发生过都城内诸侯或臣子叛乱之事。但那不过是因为臣子心怀不满却没有付诸行动而已。这场叛乱的缘由其实可以追溯到后三条天皇和宇治殿（藤原赖通）之间的不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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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206—2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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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愚管抄》主要追寻的是导致乱世出现的道理，从这一点上也能看出慈圆面对历史时凛然的姿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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摆在眼前的就是一个不知该何去何从的乱上加乱的世界，过去通用的风俗习惯规定和价值观基本上都不适用了，人们于是无所适从地东奔西窜。在这样的时代里，大家根本无法有规划地生活。且不说一年后，即使是一月后、十天后的未来也模糊不清。这到底该如何是好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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穷途末路的人们中，有的人只专注于眼前事务，聊以度日，有的人沉浸在虚幻的情趣世界里寻找生存的价值，还有的人希望做些努力来拯救这个乱世。而慈圆则直面这样的乱世，希望条理清晰地解释清楚人们的这些行为。这是在时代中熠熠发光的知识分子的态度。我们已经对法然专修念佛的思想、亲鸾的他力本愿的思想和道元的身心脱落的思想都有了一定的了解，并且知道他们是当时知性表达中的佼佼者。直面历史不断思考的慈圆，也有着可与之比肩的知性。但直面历史找寻道理的这项工作，即使对慈圆这样有着超群知性的人来说，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法然和亲鸾为了实现万人救济而艰苦奋斗，道元为了找寻超越时空的礼法而艰苦奋斗。慈圆则直面混沌的现实，将其融入历史的洪流之中，为找寻推动历史发展的或大或小的道理而艰苦奋斗。慈圆的历史观也在这个过程中不断地得到磨炼，并在《愚管抄》中确定下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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若是要列举在这个过程中对慈圆起到引路作用的事物，那可以列出很多——中国经史子集中的知识，自《古事记》《日本书纪》而始的国史，或像《大镜》那样的历史物语中的知识，佛教思想，生养慈圆的藤原家的传承，还有处于旋涡中心的人们的亲身经历，等等，但并不是说有了广博的见识和丰富的历史材料，阐明历史道理这个问题就能迎刃而解。历史就是这样一个既困难又有趣的事物。在著作《愚管抄》中，慈圆运用广博的见识和丰富的历史材料对乱世的政治追本溯源，固然使《愚管抄》作为史书实证的一面十分精彩，但与此同时，他却并没有走出自己的见识和身边接触到的事物所围成的圈子，充分看到赤裸裸的粗野现实。在这个意义上，作者切入历史的角度略有偏颇，《愚管抄》作为史书也会给人留下一些狭隘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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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圆对当时时代的基本认识便是，作为乱世之始的保元之乱是日本历史上第一次发生在都城的叛乱，自此这个世界便成了武士的世界。至此，武士作为一种新兴力量在从前以天皇家和摄关家为核心的政治世界中登场。慈圆认为这就是这个时代与以往的不同之处。这是一个保守的认知。或许是因为平氏和源氏的动乱就发生在他身边，耳闻目睹中才有了这样的认知。慈圆对武士的实力之强，态度之嚣张有着较为深刻的体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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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股新兴的武士集团的势力产生于地方豪族积蓄力量并跃跃欲试登上中央政治舞台的行动之中。在身后支撑着他们的是各种大大小小的武士团和无数的农民。伴随着生产力的提高，农村共同体结构不断变化，在各地催生出了大大小小的武士团，在这些武士团中间又发生了无数次的聚散重组，终于形成了一股足以挑战中央政治的强大力量。其实新政治力量的登场是社会底层结构变动的必然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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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慈圆并没有看到社会底层结构的变动。乱世因武士阶层的登场而起，但对于站在武士背后的人们的动向以及整个社会结构的变化，慈圆的叙述都是模糊不清的。他并没有真正涉足于此，并给予其足够的重视。他没有叙述这股新兴力量的新性质，反而用分析此前一直掌权的天皇家和摄关家的那一套理论来认识这股新兴政治势力。正因如此，他没有将用武力解决问题的粗暴、政治斗争与打杀行为之间的联系、武力斗争带来的物质破坏和精神颓唐等现象，作为研究对象，只是将其笼统地包含在诸如“世道杂乱”“世道衰颓”“世道退化”之类的表述里。就这一点来说，《愚管抄》比不了上卷第十四章讲的《今昔物语集》与绘卷物中对武士和平民的具体描绘。慈圆将源赖朝从武士中单拎出来，并给予他很高的评价，但这并不是针对赖朝作为武家栋梁所创功业和他在政治上的远见与洞察力而给出的评价。这个评价是基于赖朝对待天皇与上皇、摄政与关白的态度而给出的评价，因为赖朝在处理这件事的时候，将此前的政治结构作为大前提，在此基础上借力打力，巧妙地利用了各个势力之间的关系，以此确立了自己的统治。慈圆的着眼点是，赖朝并没有彻底地变革过去的政治结构，而是选择修正和加强政治结构。慈圆和当时的大多数特权贵族并不一样，他没有对现实中的衰败和颓唐视而不见。但在关注现实政治的动向时，他并不期望从底层兴起的新兴政治势力能够开拓出一个新的世界，而是期待着能将这股势力抑制在旧的政治图纸中，以此来摆脱危机。在这个意义上，《愚管抄》是一本根植于贵族阶层的，以贵族阶层的认知为基础的史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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慈圆在论述书中的重中之重——保元之乱——的时候，就很清晰地展示出了贵族阶层的政治意识。这一点从如下所引段落中便可窥知一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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鸟羽上皇在决定已逝的近卫天皇的继承人时，犹豫不决，十分苦恼，虽说生母为待贤门院的四皇子后白河与新太上皇（崇德上皇）住在一起，但他的风评并不太好，人们都认为他是耽于享乐之人，非帝王之才。那么到底是立近卫天皇的姐姐为女帝呢，还是让崇德上皇的长子做天皇，还是立后白河的幼子守仁亲王呢，鸟羽上皇就这个问题考虑良久，他决定越过藤原忠实和赖长（忠实的次子）直接和忠通（忠实的长子）谈谈。忠通每次都会这样回答：“立帝王之事本非人臣职权所及，全凭上皇您裁决。”终于在第四次谈话中，鸟羽上皇说道：“你就快说出一个人吧，我就将你的决定当作伊势大神宫的神谕。”忠通答道：“既然是上皇的命令，那我就姑且说两句吧，我认为四皇子已经年满二十九，既然有这样年纪的皇子在，那么让他即位对未来各方面来说都是最好的选择。”于是鸟羽上皇道：“如此甚好，就这么办吧。”于是，鸟羽上皇一边悼念近卫天皇，一边遵循旧例将雅仁亲王（后白河）迎到新天皇的宫中，并在东三条南的高松殿内主持了继位仪式。如此，治理国家的上皇和摄政忠通之父忠实之间，似乎形成了一种憎恶长子而偏爱幼子的奇异的相似之处。但这又发生在能决定国家命运的两大掌权者身上，乱世之命运大概就自此而定了吧。虽说鸟羽上皇和忠实也有过一段团结一心共治国家的时期，但最后还是诱发了保元之乱，致使国家无可避免地陷入了乱世，即使在鸟羽上皇还在世的时候并没有内乱和会战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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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处同上，第216—21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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类似的记述还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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动乱的时代会动摇国家的经济基础，最终会波及政治权力中枢，政治斗争也会成为日常化的活动。在这种不安和动摇的环境中，天皇家和摄政家的掌权者绞尽脑汁，想出了各种各样的对策，彼此之间的关系忽近忽远、表里不一，在通往政治权力的阶梯上时而更上一层，时而跌落原地，这些有趣的现象一直在历史的连续剧中不断上演。若是作者慈圆没有生在摄关家，不能接触到这些细枝末节，那么这段历史便难以复原。慈圆巧妙地排列他所掌握的大小情报，依据事实来进行事态的推演，这才使真相渐渐浮出水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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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我们暂且放下对这个连续剧的好奇，把目光转移到在天皇家和摄关家内部上演的内乱纷争上来，慈圆认为这才是历史上的重要事件，探查它的真相是书写史书之人的应尽之责。但在这一点上我们要对慈圆的态度打一个问号。在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用近代的历史观作为对照，若想还原历史的应有面貌就必须超越权力中枢的内斗，将统治阶层和被统治阶层全都囊括进来，将时代整体作为研究对象。《愚管抄》在关注整个时代的动向这一点上，比不上同时代的《方丈记》和《平家物语》，它仅将目光局限于以天皇家和摄关家为中心的政权中枢上。《愚管抄》的方法论是在世事迁移中寻求道理。虽说在这一点上它无疑是有历史知性精神的，但非常遗憾的是，这份知性并没有被充分地运用在记述保元之乱之后的同时代的具体历史事件上。若是真能得到充分运用的话，这本追寻乱世道理的书，大概能因乱世中的动荡的引导，与迄今为止的所有国史和历史物语区分，成为一本真正能反映政治和社会构造的史书。《愚管抄》对当时历史的叙述并没有摆脱以往历史记述手法的窠臼，仅把将军家当成第三方势力，加入以往由天皇家和摄政家两方势力所组成的统治结构中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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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认为其时代是个乱世末法时代的慈圆来说，放眼人代之初到当时的历史发展，追寻横亘在历史中的道理，是一个能实现自我价值的最优选择。在其中可以看出一种独属于精英知识分子的强烈信念，这是怀揣对时代强烈的绝望和无力，企图用知识和逻辑来自立的信念。但慈圆对道理的追求，是在他自己的阶层，也就是特权贵族阶层中展开的。他并没有关注与特权相距甚远的普通人的生活。在《愚管抄》中几乎看不见平民的身影。正如上文所引的段落所说，慈圆认为如果要洞悉时代发展，起关键作用的是天皇的皇位继承、摄政与关白职务更迭等事实，政治只有以这些事情为基础才能立足，这样的政治决定着世道的发展。这可能是在统治阶层中十分流行的历史观，却并不适用于风云激荡的乱世。在动荡的乱世中，虽然慈圆对历史现实怀着强烈的好奇心，但他不是以导致动荡的主体——武士和农民——的动向为研究对象，来进行理论分析并寻找出道理的，而是在动荡中试图守护以往的统治结构的意志所衍生出的道理。慈圆所找出的道理被“统治阶层的自我肯定”的阴影所笼罩。但即使将自我肯定作为道理，作为蕴藏在历史内部的规律来论述，也不是件容易的事情。慈圆向这项不容易的事业发起了挑战，在保持清晰和客观的基础上进行论述，这也是他有着高度知性的表现。虽然他拥有着这样的知性，但将他本人身上的思想——特权贵族的阶级意识——作为批判对象也是很困难的。但若是做不到这一点，就形成不了可以对抗时代的历史意识。将贵族阶层的阶级意识作为批判对象是时代变革的必然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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