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酒井抱一《夏秋草图屏风》（2曲1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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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琳的画作继承了宗达的豁达自在，扩展了装饰美术的领域，努力开拓源于生活的创作样式，其崭新的设计被誉为“光琳图案”，广受世人的欢迎并成为许多工匠模仿的样板。模仿是装饰美术中常有的事情，不应被责备。更何况如果模仿的对象是光琳，那么会被认为是快速习得了光琳画作中的敏锐之感、美之格调，模仿者会被认为是同时代的兴趣爱好者和匠人中别具眼力的人。毫无疑问，光琳图案的流行，让通俗的装饰美术更加广泛地渗透到社会中。虽然光琳死后，浮世绘占据了绘画的整个世界，但光琳图案的流行一直与浮世绘齐头并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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光琳图案得到了大众喜爱，形成模式的装饰画也在民间得到了广泛的认同。这期间，比光琳晚一百年出生的酒井抱一，试图通过具有个性的装饰画继承光琳的艺术。宗达和光琳都出生在京都，以京都为主要创作、活动的地点，而抱一出生在江户，是在江户进行创作、活动的画家。其代表作是《夏秋草图屏风》（现藏于东京国立博物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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屏风右扇的下半部画着芒草的叶子、旋花、白百合、松萝，上半部画着鲜艳群青色的弯曲的图案，上面再用细细的金线勾勒出漩涡，构成流水的模样。在花草和流水的对比上，巧妙运用绿色、蓝色、白色、红色，我们承认这些都很“光琳”，而画面整体传达给我们的却是不同的感受。与光琳的知性明快、大胆的冒险心、享受超脱的嬉戏心的性质不同，抱一仿佛对自然界中的微小动态也敏锐做出反应，他有着细腻至极的感受性。由于抱一对光琳怀有强烈的尊敬之情，我们可以认为右上方的流水是作者想象着光琳的《红白梅图屏风》而创作的，然而，这些流水却缺少了光琳的豁达与果断。尽管如此，我们还是能在轮廓线的微妙起伏中感到作者内心的震撼。靠近观者这边的夏草，与随风摇曳的虚幻晃动相结合，装饰风格的画中充满了难以用“装饰风格”来概括的悲哀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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左扇屏风上的秋草也能让人感到同样的悲哀之情。和右扇的屏风一样，这边也是随风摇曳的秋草，左扇屏风上的风却与右扇上的夏草之风恰好相反，是从右侧吹过来的强风。其中，从右下方到左上方延绵不断的芒草叶子和穗子，爬山虎的叶子和果实，葛根的花和叶，它们的形状、颜色、叶脉都被描绘得非常清晰且具有装饰风格。从这一点来看，画面有着切实承接观赏人视线的明晰之处，不是流于抒情的纤弱之作。将两扇屏风摆在一起时，风从画面的中央向外吹去，使得整个空间变得宽敞而开阔。另外，银地上流着群青色的水，这种色彩上的鲜艳对比也显示了抱一色彩感觉的敏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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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虽如此，我们不能否认这幅《夏秋草图》作为一幅装饰画具有浓厚的主观意愿，甚至是一幅随心所欲的作品。我们不能仅仅将夏草和秋草视为画在那里的图案。花草的形状和颜色不是用来给图案带来华丽感的。我们不妨把它们看作悲哀或是宁静寂静的象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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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一对光琳的画作表现出格外的爱与尊敬，励志复兴光琳的画作，描绘着一幅幅充满着悲哀之情甚至宁静寂静的抒情画作，这恐怕说明，光琳画作在抱一眼中就是这般形象的吧。这里面可能有时代变化的原因，也可能有画家本身资质的原因，但作为画的内部条件，画作越是将时代的变化和作者的心情投射到花草的形状和颜色上，越是能说明装饰画与时代、与作者的关系变得广泛深入且密切了。装饰画既从时代中，也从作者的主观意愿中，获得了相对的独立，所以它看起来似乎超越了鉴赏功能和实用功能，具有了可以普遍适用在广泛领域的普遍性。再一次地，装饰画成为充满时代气息和主观思想的表现，可能因为这是绘画作为一种社会性的存在而必须追寻的结果，这种变化是一种必然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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抱一的《夏秋草图屏风》似乎暗示着，从宗达传承到光琳的装饰画，正向着个性表现的方向转变，而这正说明了装饰画的样式将自由发展下去，其发展前景，人们尚未可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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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安土桃山时代，又称织丰时代，是指1573年（一说1568年）至1603年间，织田信长和丰臣秀吉称霸的时代。安土城，是1576年由织田信长建立的中心商业城市，在本能寺之变后遭到烧毁，现仅剩石垣。大阪城，始建于安土桃山时代，于江户时代重新修筑，别称锦城、金城，现位于日本大阪市中央区大阪城公园内，与名古屋城、熊本城并称日本历史上的三大名城。聚乐第，是安土桃山末期，丰城秀吉于京都内野兴建的城郭兼宅邸，前后仅存在了8年。——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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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上方，即都城周边，专指京都及其附近的地方。——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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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上文两句原文作“婦多徒那幾”“山乃ハならで”，是万叶假名写法，即《古今和歌集杂 上》中“二つなき 物と思ひしを”一首的两句，全诗为“此是无双物，思之欲悟难。池中真有月，不出在山端。”——编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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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滴入式，日本画绘画技巧之一，画上涂了颜色未干时，滴入其他颜色，从而产生渗入的效果。——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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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出于新文本译丛《伊势物语》第八段，丰子恺译，上海译文出版社。——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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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小袖，现代日本和服的原型，原本是指两片袖结构中较小的袖片，也被称为内袖或里袖。——译者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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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17066203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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珍宝中的日本精神 第十二章江户的儒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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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伊藤仁斋、荻生徂徕为中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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儒学在江户时代有很大的发展，成为具有统治地位的学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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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从西汉武帝开始，“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此后历经两千年，直到清末都是王朝统治的体制教育内容。因为日本和中国的交流紧密而深入，儒学对日本政治、社会、文化等各个方面产生了广泛的影响。但是另一方面，儒教虽然使人们明确地认识到其学说并赢得了广泛的关注，也成为学术研究的对象，但人们的认识程度上却远远不及佛教。在日本历史上，以儒者、儒家、儒学者而闻名的人物，在16世纪以前可以说几乎没有。日本人虽然也阅读和研究作为儒教基本文献的经书，但他们并不将其当作宗教书或者思想书来对待，相反，我们倒不如说16世纪以前的日本人把儒学书当成教养书来看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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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在江户时代，儒教却迎来了与以往迥然不同的局面，在社会上得到了广泛传播。为什么会产生这种变化呢？进入江户时代，战国时代的武斗终结，中央集权性的幕藩体制得以确立。作为儒教统治原理的德治主义，把身份制度作为基础的社会构造，可以很好地适应上述幕藩体制。这是儒学得以广泛传播的最大理由。君子（统治层）的任务就是教化人们以德修身，确立五种伦常秩序。这一统治思想既可以满足武士阶级的自尊心，同时对于农工商等被统治阶层来说，也比宣扬武力手段的暴力统治更容易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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另一方面，随着中国宋代的朱子学的登场，儒学在体系上也面目一新，这也是儒学后来在日本广泛地被接受的原因之一。朱子学的新颖之处在于，将长期作为体制教育而成为思想史主流的儒学，以哲学重构的方式进行严谨的讨论，构筑成圆满而宏大的思想体系，使存在论、人类论、修养论和统治论成为主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