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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藩置县，其影响于农工商民者，至为重要。先是农夫耕于藩侯之地，岁纳田税，尝过其收入之半；居于其乡，不得他徙，困苦类于农奴。其工人居藩内，制造货物，不能销售于外，价值低廉，家多穷困。商人则限于藩禁，运输不易，地位最低。及废藩后，农夫自有其田地，出入自由；货物输运，途无所阻，需要供给，各得其宜；工业渐盛，贸易亦渐发达；惟于武士则有不利焉。武士自昔享特殊权利，傲视一切；及政府采行征兵制度，彼此遂一律平等。及一八七三年，政府令藩士年俸在百石以下，而愿悉领其俸者，得领半数现金，半数公债；世袭之俸，领六年公债；终身之俸，领四年公债；公债利率，按年八分。其所以然者，武士俸金，若按月与之，仅能赡养其家，不能资以经商耕种，故今悉数与之，助其独立谋生；且国家财政困难，发行公债，亦借以轻担负。惟其时领俸自谋生活者，为数甚少。至一八七六年，政府因又下令，强其领取公债；其全数俸金逾千元者，利息五分；百元以上九百九十九元以下者，六分；百元以下者七分。结果以武士素尚忠信，鄙厌欺诈，骤出经商，往往丧失资本；其耕种者，购买田地，资先耗去，遂致生活困难，情殊堪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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昔日藩内收入，惟赖田赋。其标准不一，种类繁多，制度杂乱，赋税奇重。及土地归于朝廷，政府谋整理之，始丈量田地，估定价值。其纳税者，钱可代米，又许人民得售买田地。由是朝臣主张渐分二党：一主立改田赋，一请继续缓进。但前说势盛，进行益力。至其田税标准，系取一八七〇—一八七四年之平均收入，定为税率，百分取三。房基较重；森林山地，纳税极少。其后减税，改纳百分之二点五。高原山地，不能耕种者，收为国有。神社田地，道路沟洫，概免纳税。凡此经营，历十年之久始竣其事，耗库金三千余万，亦云奢矣。但其制度公平确实，可以一劳永逸，维新之大政至是乃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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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17066305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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给大家看的日本通史 第十三篇 文治武功派之党争及立宪运动（1873—189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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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藩合作，政府之地位巩固，进行改革，毫无顾忌。数年之中，上自海陆军制，下及庶人服冕，诏令改革者，事以百数。及一八七三年，征韩论起，武功派之朝臣，力主出兵，文治派之首领，争论不可，党争渐盛。文治派者，其党议谓内政需改革者甚多，尚非外征之时，以岩仓具视为首。武功派者，其党议专主用兵，扬国威于外，以西乡隆盛为首。二党之人互相疑忌。先是一八七一年，朝命岩仓具视为大使；其党大久保利通、木户孝允、伊藤博文五十余人从之，游说欧美，谋改条约。大使频行，与阁僚约曰：“我侪行后，不可专断大事，擅改政治。”其时文治派之势力盖较武功派为盛。及其去后，隆盛谋宣国威，又值朝鲜事起，朝议一变。方幕府之归政也，天皇尝遣使告朝鲜。朝鲜王以其国书违背惯例，却之不受。使者归国，有倡议伐之者。至是，两国之间，嫌隙又生；日使在中国者，质问朝鲜之事。清廷答曰：“朝鲜虽为我藩属；其内政中国概不过问。”隆盛因有所借口，其党板垣退助、江藤新平等和之，武人在外者，更为之声援；独大隈重信等数人以为不可。大隈，佐贺藩士也，自亲政以来，入为参与，其声望威权，尚不及隆盛。于时廷议将决；文治派在欧洲闻之，遄程归国。既至，详述欧洲大势及俄人之野心，力主和平，排斥众议；武功派之气渐馁，乃迫太政大臣三条实美，仰请圣裁。实美惶恐，不知所为，托疾不朝，请以岩仓代己；天皇亲视其疾。但岩仓又托病，杜门不出；天皇问之，因为详述用兵之害。俄而开御前会议，天皇遂否决征韩之议。于是西乡隆盛、江藤新平、板垣退助等，悻悻然上表辞职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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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征韩论的争论，中间为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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岩仓具视使节团，左起：木户孝允、山口尚芳、岩仓具视、伊藤博文、大久保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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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盛归其故乡鹿儿岛；其徒相继辞职者尤众，散居国内，互相标榜，为时所重。时政府大权，归于岩仓、大久保二人之手，人心不服，隐谋抵抗，佐贺之乱遂起。佐贺者，江藤新平之故乡也。其地初有征韩忧国二党，凡二千五百人。至是党徒合谋，迎新平西归，其势大张。县令之僚属，多为其党，因遂侵掠豪商，强借军需，终乃举兵，袭破郡县。变闻，天皇委任征讨都督，令其率军平乱；未几即定，捕杀新平。然谋应之者犹众，内乱将复起。适台湾生番，虐杀琉球漂民事起，日使向中国抗议。清廷答谓生番，化外之民，中国不问。政府借为口实，因谋用兵，以泄国内不平之气；独木户孝允不可，曰：“内政未修，遽生外事，徒苦人民。”与政府力争，卒乃辞职而去。于是朝命中将西乡从道为台湾事务都督，率兵三千人往讨；既至，登岸，诸蕃降服。从道命人兴工，营造府邸，开辟荒芜，为屯田久居之计。中日之交涉，因之又起，几至决裂；幸英公使居间调停，议定条约，其事始已，时一八七四年也。（详见第十七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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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着武士服的木户孝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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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自废幕以来，行征兵之制，农工商民，皆得为兵，武士之权利，根本废除。一八七六年，天皇诏改禄制；华族士族之禄，限期改领公债。于是惯恃豢养之武士，始自谋生；其人素鄙农工商业，毫无经验，类多失败，中心愤闷，群思叛乱，而熊本之变遂起。初，熊本藩士尝倡言尊王攘夷。及改革令下，始怀怨望，私自相结，夜饰武士装服，袭击兵营县署，杀伤甚众，声势大振。同时山口、前原、一诚继之而起。一诚初立军功，尝为参议，会罢免归，居常郁郁不乐。及闻乱起，聚其私党，号召士族，诈言曰：“将防熊本。”其他起兵应之者凡七，皆怨望之武士，隐谋已久，原约同时举事。会熊本以机迫先发，党人先后应之，势力分散，故易扑灭。乱平，朝廷惧农民和之，由天皇下诏减轻田税。略曰：“曩定税率为百分之三，今察稼穑艰难，深念休养之道，其减税为百分之二点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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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年，明治即位已十年矣，车驾幸西京，祭祀先祖，西乡隆盛忽起兵于鹿儿岛。初，隆盛勤劳王事，进任陆军大将；及征韩论起，退居故乡，时望归之；将士武士之不服大臣者，奉之为主，其势俨然与政府相敌。隆盛设立学校，教练其党。政府恶之，尝夺其生徒，又徙鹿儿岛之军械局于大阪，嫌隙日深。会传政府使人来刺隆盛，其党闻之大怒，奉隆盛起兵。隆盛之众，一万五千余人，多久战之士，训练有素，心怀怨望，分途前进，势极凶猛。大久保利通时在神户，伊藤博文亲往告之，二人遂同归京。次晨，朝命削隆盛官爵，罪以叛逆，敕亲王为征讨大总督，以陆军卿山县有朋等为参军，发近卫等兵讨之。令下，伊藤乃知为大久保之策也。天皇更命人渡鹿儿岛，慰前藩侯岛津久光曰：“逆徒作乱，蔑视朝命，朕命讨之。久光国家元功，朕素信赖；今遣重臣来，汝其致尔诚意。”久光得旨，力陈效顺，其忠于旧主者，多不与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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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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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盛出军，进攻熊本；守兵登城拒之，久不能克，惟出城迎战者为其所败。其后援军大集，转守为攻；西军人少，因据险以战。两军遇于田原，炮弹如霰，官军多死。入夜，官军潜行，迫近其营。西军将士，方张宴诀别，意将战死；官兵突入，西军大乱；乘势前击，遂复田原。及晡，西军援至，复大败追兵。斯役也，战争之久，历十余日，两军阵地逼近，炮火猛烈，傍近诸山，先多松木，战后变为童山。官军已数败，西军势张，士族之怀怨望者，散居各地，隐谋起兵。然举事者，率谋泄而败；朝廷因令府县征募巡军，编为旅团。天皇更幸临大阪，慰抚战士之被伤者，赐之酒馔；皇后复以绒丝赏之；人心奋勉，军气大壮。卒乃援军麕集，攻陷坚垒；西军大挫，解熊本城之围。初，隆盛起兵，将攻熊本。其弟进策曰：“为今之计，宜先以精兵数千，潜乘汽船，驶往长崎，乘夜登岸，袭击县厅，火攻兵营，据有其港，资其米谷弹药，以断官军之冲。熊本守军，势必出援；我更伏兵击之，进据其地，则邻地响应，西海定矣。”隆盛不从，遽出兵以攻坚城，故不克而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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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时政府海军之势颇盛，因运输军队，进据西乡之根据地鹿儿岛。西军之人心摇动，大败而遁；官军因围之于可爱岳，日夜攻击。隆盛告其将士曰：“事势不利，乃困守于此；夫以一隅之士，苦天下之兵，于今半载，大丈夫之事毕矣。贪生贻羞，诸君义不欲为，与其使士卒徒陨于矢石，宁自尽以救之，我志决矣。”语毕，举座默然，独一将言曰：“我军虽败，尚有众五千，苟纵横突击，必能冲围而出。夫死于战，犹留鹿儿岛男子之英名，固胜于自戕也。”众皆从之。夜半，西军拣选精锐，突前驰击，势如风雨；官军不为备，遂被破围而逃。西军素谙地理，善于跋涉；其地居民，复为之耳目，故能避实冲虚，三破重围，复入据鹿儿岛城，官军追及围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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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盛登城拒守，遣使者二人谒见参军。参军告以所传暗杀之诬及征伐之故，留其一人；其一遣归，报告隆盛。将行，山县有朋复附书致隆盛；使者还述参军之言，且曰：“菊次郎无恙。”——菊次郎者，隆盛长子也。隆盛默然；既阅山县之书，更愀然曰：“我义不负山县。”因召集将士，使者复述参军之言，举事证之，众皆惊悸；或曰“可降”，或曰“战死”，众议不一。既约明日再议，又不果。时官军来围者益众，日夜炮击；城中将士，各送要物归家，沐浴更衣，为战死之计，约期将破围而出。官军谍知其期，先期一日，四面袭击，西军大乱。有欲退者，将士厉声曰：“敢逃者斩。”立杀四人，众殊死战。隆盛在垒，几为官军所获；从者恐其受辱，杀之。其下将士，知事不可为，多自杀。战后，验隆盛之尸，见有肥而无首者，股有伤痕，手有刀瘢，皆其少时所伤，知为隆盛也；并搜得其首葬之。此役也，政府出兵六万，耗四千余万元，阅八月而克之。于是政府威权，非武士之力可得抗拒，成为昭著之事实，自后国内遂无内乱之忧。所可惜者，武士不忘报复，谋刺主谋平乱之大臣，俄而智勇兼备之大久保利通，竟于入朝之时，为凶徒六人所杀。其因战败死亡者，多国内奇杰自好之士，激于私义，动于蜚言，酿成战争，至于流血，亦可哀也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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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久保利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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