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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执事人：主管具体事务者。此指执色乐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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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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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丘坛高三层，有七十二级台阶，最顶层的坛面方圆三丈左右。圜丘坛有四条踏道：正南面的叫午阶，东面的叫卯阶，西面的叫酉阶，北面的叫子阶。圜丘坛上陈设着两张黄色褥垫，坐北面南的神位版上写着“昊天上帝”，坐东面西的神位版上写着“太祖皇帝”。坛上只陈设两张低矮的桌案，上面陈设着各种供品。坛上有十几个登歌道士，排列着一架金钟、一架玉磬，共两架，其余歌板色以及琴、瑟之类，每种乐器只有三五位执色乐工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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坛前设宫架乐①：前列编钟、玉磬②，其架有如常乐方响③，增其高大。编钟形稍褊④，上下两层挂之，架两角缀以流苏。玉磬状如曲尺，系其曲尖处，亦架之，上下两层挂之。次列数架大鼓，或三或五，用木穿贯，立于架座上⑤。又有大钟曰景钟⑥，曰节鼓⑦。有琴而长者⑧，如筝而大者⑨，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⑩，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⑪，如笙而大者⑫，如箫而增其管者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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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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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坛前设宫架乐：此处介绍北宋徽宗南郊时宫架乐的布设情况。宋代宫架乐大致有以下几个特点：（1）所用乐器涵盖金、石、土、革、丝、竹、匏、木“八音”之器；（2）乐队排列有固定不变的位置；（3）随月用律，十二律旋相为宫；（4）礼仪功能突出；（5）乐队中弦管乐器较周代雅乐为多，有一定的艺术表现力；（6）乐队规模庞大，庄重威严；（7）有乐正、乐师、歌工、运谱人等非乐队演奏人员。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建大晟府，制大晟乐，对乐器形制、乐队组成做过改造，孟元老此处所写，正是大晟雅乐在郊祀中的亮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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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玉磬：应指神宗元祐年间（1086—1094）范镇所造编磬，徽宗政和年间（1111—1118）进行磨治，编入大晟乐器。南宋王应麟《玉海·乐·政和玉磬、金钟》：“（政和）六年闰正月十二日大晟府言：‘神宗命儒臣肇造玉磬，藏之乐府，久不施用。宜略加磨砻（lóng），俾与律合。并造金钟，专用于明堂，以荐在天之神。’从之。”《宋史·乐志四》也说：“八月，帝亲制《大晟乐记》，命太中大夫刘昺编修《乐书》，……又为图十二：……十曰金钟、玉磬，……”序言说：“金玉之精，禀气于乾，故堂上之乐，钟必以金，磬必以玉。《历代乐仪》曰：‘歌磬次歌钟之西，以节登歌之句。’即《周官》颂磬也。神考肇造玉磬，圣上绍述先志，而堂上之乐方备，非圣智兼全、金声而玉振之者，安能与于天道哉？其图金钟、玉磬以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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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常乐：指普通礼仪中所用乐曲或乐器，相对于特殊用途或专门制作的乐器而言。《左传·昭公十二年》：“夏，宋华定来聘，通嗣君也。享之。为赋《蓼萧》，弗知，又不答赋。”正义：“享燕之礼，自有常乐，今特云‘为赋《蓼萧》’者……非礼之常，公特命乐人以示意。”文献中亦可见“皇帝每行，皆如常乐”（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宗庙考七》）、“军乐是军容，与常乐不等”（同上《乐考二十一》）之类用例。孟元老所记徽宗南郊亲祀所用乐器，为大晟府所制雅乐乐器，与北宋此前郊祀中所用“常乐”不同，许多细节为《宋史·乐志》等文献所不载，弥足珍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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④编钟形稍褊（biǎn）：此处介绍大晟编钟形制。褊，通“扁”。徽宗所造大晟编钟，其形制取法于当时出土的宋公成钟。《续考古图》曰：“崇宁三年甲申岁孟冬月，应天府崇福院掘地得古钟六枚，以宋公钟又获于宋地，宜为朝廷符瑞，寻上进焉。”据李幼平《见存大晟钟的考古学研究》，就目前已知的大晟钟实物来看，大晟钟虽称为“钟”，却更接先秦青铜乐器中的“镈”，腔体横截面近于合瓦状扁圆形，孟元老特别指出“编钟形稍褊”应即为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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⑤“次列数架大鼓”几句：大晟“革部”乐器有晋鼓、建鼓、鼗鼓、雷鼓、雷鼗、灵鼓、灵鼗、路鼓、路鼗、雅鼓、相鼓、搏拊等十二种。《乐书》斥为“夷乐”，知大晟雅乐不用大鼓，此“大鼓”或为大晟“革部”乐器的通称。穿贯，穿通连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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⑥景钟：指宋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依据魏汉律“以皇帝身为度”之法而铸造的景钟，属于大晟府“金部”乐器，黄钟律的代表乐器，为“乐之祖”，为全国音高定调。此钟悬垂为钟，仰置为鼎，身高九尺，可容九斛，外饰九龙，并刻有长篇铭文。翰林学士承旨张康国撰《崇宁景钟铭》，其序言曰：“皇帝践位之五年，崇宁甲申，考协钟律，保合太和，以成一代之乐。有魏汉津者，年过九十，诵其师说，以谓今之所作乃宋乐也，不当稽用前王之法。宜以皇帝身为度，自度而为权量，以数乘之，则声谐而乐成，无所沿袭。其法始于鼎，以量容九斛为鼎之大，取斛之八加斗之一，则鼎变而为景钟。景，大也，九九之数兆于此，有万不同之所宗也。度高九尺，植以龙虡，其声则为黄钟之正，而律吕由是以生焉。大祭祀、大朝会、大享燕，惟天子亲御则用之，以肃群臣。其下则宝钟子以承继也，其周则四清之钟磬，奠方隅以拱卫也。平时弗考，风至则鸣，贵天籁而本自然也。”在徽宗大晟乐中，钟至关重要，徽宗敕撰《宣和博古图》之“钟总说”中说：“圣人之作乐也，文之以五声，播之以八音。而八音之始，必原于律吕；律吕之气，肇于黄钟。……钟固乐之始也。”景钟则是黄钟之本，宋人刘昺《大晟乐书》的“八论”，其一即论景钟：“黄钟者，乐所自出。而景钟又黄钟之本，故为乐之祖，惟天子郊祀上帝则用之。自斋宫诣坛则击之，以召至阳之气。既至，声阕，众乐乃作。……音韵清越，拱以九龙，立于宫架之中，以为君围；环以四清声钟、磬、镈钟、特磬，以为臣围；编钟、编磬，以为民围。内设宝钟球玉，外为龙虡凤琴。景钟之高九尺，其数九九，实高八尺一寸。垂则为钟，仰则为鼎。鼎之大，中于九斛，退藏实八斛有一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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⑦节鼓：古代乐器。状如博局，中开圆孔，恰容其鼓，击之以节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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⑧有琴而长者：指大晟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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⑨如筝而大者：此指大晟乐所用的瑟，属“丝部”六种乐器之一，为刘昺改制的结果。据元人马端临《文献通考·乐考三》，刘昺因大乐原来使用的筝、筑、阮三种乐器，是“秦、晋之乐也，乃列于琴、瑟之间”，因而罢去。但是由于筝退出后整个乐队“丝声稍下，乃增瑟之数为六十有四，则八八之数法乎阴”（《宋史·乐志四》）。这种大晟之瑟“长七尺二寸，阴爻之数二十有四，极三才之阴数而七十有二，以象一岁之候”（同上），孟元老称其“如筝而大”，确实非常准确，因为筝与瑟形制相似，东汉应劭《风俗通义·声音·筝》就说：“今并、凉二州筝形如瑟，不知谁所改作也，或曰秦蒙恬所造。”西汉刘向《九叹·愍命》中有“挟人筝而弹纬”，注：“筝，小瑟也。”至于筝的具体尺寸，却没有文献记载，元人马端临在《文献通考·乐考九》中说：“自魏至隋，并存其器。至于制度之详，不可得而知。”孟元老见证了筝永远退出宫廷雅乐、为瑟所取代的历史时刻。而这种大晟瑟，也成为后世瑟的基础。南宋时姜夔定瑟之制，“桐为背，梓为腹，长九尺九寸”，所用为汉尺，汉尺九尺九寸与北宋大晟瑟的“长七尺二寸”并无出入，约为2.3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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⑩截竹如箫管、两头存节而横吹者：应指篪（chí），属大晟府“竹部”乐器，据宋人陈旸《乐书》记载，应为六孔（包括上出孔）而底端封闭的横吹竹管乐器。宋代旧有大乐中原本没有这种乐器，为刘昺所增制。本书卷九记天宁节“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有“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是篪这种新制乐器在徽宗朝燕乐中的应用（宋人叶梦得《避暑录话》所言，“虽燕乐皆行用”）。显然孟元老并非不认识“篪”这种乐器，而是因其为大乐中新增乐器，故而特意描述其形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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⑪有土烧成如圆弹而开窍者：指埙（xūn），吹奏乐器，为大晟府“土部”乐器中唯一一种乐器。埙是古老的吹奏乐器，《诗经·小雅·何人斯》中有“伯氏吹埙”之语。埙本以土烧制而成，宋代大乐中所用的埙均以木为之，宋太祖诏令涂成黄色，“以本土音”（《宋史·乐志一》）。徽宗时期改制，刘昺以为用木埙代替土埙，有违八音古制，雅乐改用土埙，故而孟元老特意描述南郊大礼所用不同于“常乐”的土埙形制。政和三年（1113）以后，埙亦施用于燕乐，“宰执亲王宗室百官入内上寿”条中有“次列箫、笙、埙、篪、觱篥、龙笛之类”，所用也可能是大晟埙，而非原来以木制成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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⑫如笙而大者：指大晟府增制的“匏部”乐器。“匏”指匏瓜，是古代对葫芦的称呼；匏类乐器，顾名思义，应以匏瓜为笙斗（共鸣腔）而制成乐器，包括笙、竽之类。唐时笙斗原为匏制，后改为木制，只是刻成匏的形状而已，北宋也沿用此法。徽宗崇宁年间（1102—1106）刘昺提举大晟府，“乃更其制，下皆用匏”，制作出竽笙、巢笙、和笙、闰余匏、九星匏、七星匏等六种名副其实的“匏部”乐器，用于雅乐，政和三年（1113）以后，大晟“匏部”乐器亦用于燕乐。《文献通考·乐考十一》引宋人陈旸《乐书》：“盖笙为乐器，其形凤翼，其声凤鸣，其长四尺。大者十九簧，谓之‘巢’，以众管在匏，有凤巢之象也；小者十三簧，谓之‘和’，以大者唱则小者和也。”据此，笙的尺寸都是四尺，但是不同簧数的笙，调高不同，故有大、小之别，“大”“小”指的是音调高低。孟元老所说“如笙而大者”，说明大晟乐中的笙类乐器与原来的笙造型相同，但是更“大”，他所描述的却应是笙的尺寸，很可能说的是列于大晟乐“匏部”之首的竽笙。笙是定律性的乐器，其形制上的变化，应与大晟乐律制度的改变有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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⑬如箫而增其管者：应指大晟“竹部”乐器中的箫。宋人陈旸《乐书》：“竹部有三：曰长笛，曰篪，曰箫。”中国古代的箫是一种编管乐器，即我们今天所说的“排箫”。古人认为箫是模仿凤凰的一种乐器，音色似凤凰之声，形状如凤凰之翼，不仅仅是一种作乐之器，而且承载着音乐理念。《宋史·乐志四》：“乐始于律而成于箫。律准凤鸣，以一管为一声。箫集众律，编而为器：参差其管，以象凤翼，箫然清亮，以象凤鸣。”箫乃十二律之本体，在雅乐中扮演着“以合众声”的重要角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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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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圜丘坛前面陈设宫架乐：前面陈列编钟、玉磬，悬挂钟、磬的架子，有如寻常乐队中悬挂方响的架子，但是架子的高度和长度都有所增加。编钟的形体稍扁，分上下两层悬挂在架子上，架子的两角缀着流苏。玉磬的形状如同曲尺，挂绳系在玉磬向上弯曲的尖角处，也挂在架子上，分上下两层悬挂。其次，排列几架大鼓，或者三个一组，或者五个一组，用木棒串联连结，立着插在鼓架的底座上。又有一口大钟，名叫景钟；有一种鼓，名叫节鼓。有琴，但是比普通的琴要长；有像筝的乐器，但是比筝要大；有一种乐器，是截取竹子而成状如箫管、两头留存竹节、横着吹奏的；有用泥土烧成状如圆球而在上面开孔的；有像笙却比笙大的；有像箫却比箫的簧管有所增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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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歌者，其声清亮，非郑卫之比①。宫架前立两竿②，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绯宽衫，勒帛③。二舞者，顶紫色冠，上有一横板，皂服，朱裙，履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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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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①“有歌者”几句：郑卫，指郑卫之音，春秋战国时郑、卫两国的民间音乐。因不同于雅乐，曾被儒家斥为“乱世之音”。《吕氏春秋·季夏纪》：“郑卫之声，桑间之音，此乱国之所好，衰德之所说。”然孟元老所谓“非郑卫之比”，虽仅指歌者之声，背后亦有大司乐刘昺改造大乐所用乐器之事。原本在朝会活动中，有熊罴十二案（亦称“鼓吹十二案”）陈设在编悬乐器的四周，配合钟、磬等乐器演奏，其起源于南朝梁的宫廷鼓吹乐，后在宋、辽、金用于朝会的鼓吹乐中成为定制。崇宁四年（1105），刘昺提出宫廷鼓吹乐中所用“熊罴十二案”中的金、箫、鼓、觱篥等，“所奏皆夷乐”，只可用于“中天下而立，得四海之欢心”的大朝会之中，不能“施于广庭，与大乐并奏”，否则就是“杂以郑卫”“淆杂大乐”。徽宗接受建议，大乐中罢熊罴十二案（《宋史·乐志十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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②宫架前立两竿：“竿”指舞表，是古代宴乐时为提示舞蹈队列进止而立的标志。《礼记·乐记》“其舞行缀短”，疏：“舞人行位之处，立表酂以识之。”《宋史·乐志五》：“（南郊）前三日，太常……立舞表于酂缀之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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③“乐工皆裹介帻（如笼巾）”几句：此处描写天子亲祀时，文、舞二队舞师的装束。据《宋史·乐志四》载“上亲祠二舞之制”：“文舞六十四人，执籥翟；武舞六十四人，执干戚，俱为八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