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陆路交通也很畅通。以洛阳为心，形成辐射各地的交通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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洛阳至长安驿道：据严耕望考证：由陕州向东，一条正东偏北略沿黄河南岸，经砥柱、横水驿（今孟津县西横水店）、孟县，至巩县而东。另一条是自州城正东偏南行十里至安阳故城，又四十里至硖石县，向东二十里至石壕镇，又二十里至乾壕镇，又东入永宁县北境之崤坂。至此又分南北二道，北道东入渑池县境，经县治及新安县至洛阳。南道东南经永宁县治及福昌县、寿安县亦至洛阳。该道西向从陕州灵宝经湖城、阌乡、潼关、华阴、渭南、昭应可到达长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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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洛阳太原驿道：此道由洛阳东北行，至怀州（今泌阳县），再北行至泽州（今晋城县），经潞州（今长治县）至太原府（今晋源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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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洛阳东南行至汝州（治所梁县，今河南临汝县），复西南行经南阳（今河南南阳市）、鄞州亦至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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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洛阳东行至汴州，复东南循运河行到宋州（今河南商丘市）。沿汴泗会合运河线而行，可至楚州、扬州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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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洛阳东南行经汝州（今河南临汝）、许州（今河南许昌市）至陈州（今河南淮阳）；由汴州去许州、去陈州亦通驿路。然后由陈州经颍州（今安徽阜阳）、寿州（今安徽寿县）、庐州（合肥市），渡江至来石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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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后期，豫西南交通地位逐渐提高。江南各地取道南阳经山南道抵达长安。京畿道内由长安东南行至蓝田的驿道，继续前进便是蓝田、武关驿道，古代把这条从京城至汉水江畔的襄阳、西北、东南走向的交通线路称为商山路。因为该道主要通过商山山区而得名。历来是关中地区通往荆、襄、宛（今河南南阳市）、叶（今河南叶县）的军事要道。至唐为京师连接东南、西南广大地区的主要陆路交通干道，在全国的交通地位仅次于两京大驿道，实为当时全国的第二驿道。南北公私行旅多走此道，利其便捷。中唐以后，沿运河线去东南的水陆交通常为东方军阀困扰阻塞，此道显得更为重要了，堪称南北陆路交通的大动脉。该道修筑于唐初。唐朝廷使臣和一般公私行旅去江淮、黔中、岭南者多经此道。唐代的知识分子去京城谋取功名、游东南、西南江湖美景、适性谋食，多取此道捷径。据严耕望教授统计，如张九龄四度以上，白居易六度以上，元稹可能七度以上。故称“商山名利路，夜亦有行人”。凡贬逐东南、西南边缘地区之臣，更以此道为惟一路途。唐德宗时更明令规定：“从上都（长安）至汴州（今河南开封市）为大驿路，从上都至荆南为次路驿。”并颁布该两驿道主驿官的优赏条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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商山路因为丛林茂密，常有虎患发生。《太平广记》卷432《商山路》载：“旧商山路多有鸷兽害其行旅。适有骡群早行，天未平晓，群骡或惊骇，俄有一虎自丛薄中跃出，攫一夫而去。其同群者莫敢回顾，迨至食时，闻遭攫者却赶来相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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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条驿路从长安东南行，经蓝田关、商州、武关、商南至内乡（今河南西峡）。从内乡循湍水东南行经临湍县，至鄞州（今湖北鄞州）。由内乡东行至南阳（今河南南阳市）与洛阳来西南道汇合，由此西南行亦至鄞州。鄞州南行经鄞城、临汉（古樊城镇）渡汉水到襄州治所襄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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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至德以后，由于汴河漕运受阻，江汉及江淮漕路开通。内乡、淅川成为重要的漕运中转站。《旧唐书》卷190下《文苑下·唐次传附唐扶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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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和）五年，（唐扶）充山南道宣抚使，至邓州，奏：“乡县行市、黄涧两场仓督邓琬等，先主掌湖南、江西运到糙米，至淅川县于荒野中囤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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陈朝云的《唐代河南仓储体系与粮食运输》记载，肃宗至德时期，唐转运线又有一次调整，转运仓的布局又有了新的变化。当时，先有安史之乱，后有卢龙镇朱滔、成德镇王武俊、魏博镇田悦、淄青镇李纳分别称王，淮西镇李希烈及朱泚分别称帝的“四王二帝”叛乱相继发生。叛乱者兴兵两河，阻绝漕路，严重干扰和破坏河、汴转运线，使朝廷财赋供应受到严重威胁。为确保东南贡赋的转输不致中断，朝廷另行开通江汉转运线，增置了几处转运仓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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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汉线主要有三个转运点：襄州、洋州、内乡，形成襄—洋和襄—内两条水陆转运支线，这两条支线都发挥了重要作用。其中襄—内线的水陆转运站在邓州内乡县，即今河南省西峡县，是淅水运输的终点，从汉江转运来的漕粮在此处转陆运分赴长安。德宗时襄—内线仍在使用。建中四年（783）正月，淮西李希烈因“使其将封有麟据邓州，南路遂绝贡献，商旅不通”。所谓南路即江汉路，是相对与北面的河汴路而言的，说明在此以前襄—内运输仍畅通。当年十一月，李希烈北上“攻逼汴郑，江淮路绝”，邓州复通。朝廷派侍御史万俟著“开金商运路”，又恢复了襄—内线，自此“朝贡皆自宣、饶、荆、襄趣武关”。贞元元年（785），襄州运到江西、湖南漕米十五万石。其中一部分在次年转运至内乡输场，因京师暂不支用，便就地造囤盛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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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新开了不少陆路。《新唐书·地理志》商州条下记载：“贞元七年，刺史李西华自蓝田至内乡，开新道七百余里，迴山取途，人不病涉。谓之偏路，行旅便之。”河南道河南府郾师条下说：“天宝七载（748），（河南）韦书济以北坡道迂，自县东山下（郾师县北二里有北邙山）开新道通孝义桥。”废去北坡的义堂驿路。河南道虢州湖城条下指出：“天宝八载（749），馆驿使、御史中丞宋浑开新路，自稠桑西由晋王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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交通工具：唐代中州陆路交通运输工具为骡、驴及牛车，也有使用肩舆的。由于少马，用马作交通工具的不多见。《旧唐书》卷145《吴少阳传》：“申、蔡……地既少马，而广畜骡，乘之教战，谓之骡子军，尤称勇悍。”驴为重要的交通工具，杜佑《通典》记当时交通运输之盛况时谓：“东至汴宋，西至岐州，夹路列店肆，待客酒馔丰溢。每店皆有驴赁客乘，倏忽数十里，谓之驿驴，南诣京襄，北至太原、范阳，西至蜀川、凉府，皆有店肆，以供商旅，远适数十里，不恃寸刃。”也有用牛车为运输工具的。《新唐书·高祖诸子传》云：“虢庄王凤之曾孙巨，为河南尹，征乘牛之出入市者，斥所得佐用度。”也有使用肩舆的，如《旧唐书·白居易传》：“致仕，与香山僧如满结香火社，每肩舆往来，白衣鸠杖，自称香山居士。”交通运输工具还有辇，《资治通鉴》开元十三年条载：“东封，发东都，有司辇载供具之物，数百里不绝。”人之所乘，亦称步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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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第三章 唐代中州乡村社会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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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乡村养老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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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保障”译自英文socialsecurity，又译为“社会安全”，它是现代国家和社会依据法律，通过国民收入再分配，以对因年老、疾病、贫困、失业、灾害等而陷入生活困难的一部分社会成员提供物质帮助，保证其基本生活的制度。没有这样的一种制度，对社会成员种种生活困难状况任其发展，就会酿成严重的社会问题，并进而危及社会的稳定与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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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社会保障问题，不仅现代社会有，早在中国古代社会，就已经出现。社会保障分为社会救助、社会保险与社会福利几个阶段。中国古代的社会保障是社会保障的初始阶段，属于社会救助性质，唐代乡村的社会保障自然也是社会救助性质的。唐代以法律或诏令的形式明确规定对因灾害而出现的贫困者进行救助，对高年进行服侍，对鳏寡孤独进行救助。不仅国家进行救助，而且民间也出现救助与自救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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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代的民本思想是唐代实施社会救助的最重要的理论基础。民本思想起源于殷周之际，形成于春秋战国时期，在汉唐时期有了进一步的发展。民本思想是中国古代包括儒家在内各家的重要思想，也是封建统治者普遍采用的治国之术。统治者出于长治久安的考虑，都要重视民生，以民为本。只有百姓有了安定富足的生活，才有社会的和谐发展。唐代前期的统治者，对此有更深刻的认识，因而，社会救助的措施相对完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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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养老、敬老是国家的一项基本国策。因为在农业宗法社会里，老人既是一家之长，是宗法制度中应受尊崇的对象，同时，由于农业社会里，老人拥有丰富的社会经验，是知识的传授者，一家之中高寿老人的存在实际上是一家的财富和荣崇的象征。儒家思想主张孝敬亲长，尊重老人，对老年人不仅要赡养，从物质生活上满足老年人的需要，还要在精神生活上给予关心。唐代的“孝”主要是指对尊亲的孝。《旧唐书》记载了大量孝亲之事。为了使人们尊老、敬老，唐代用一些法律条文来规范人们的行为。《唐律》：“凡同居之内，必有尊长。”家长在家庭中具有很高的权力，包括财产支配权。封建社会中的“孝道”在人们的思想里根深蒂固。在家庭经济还是基本经济单位的历史时期，对维护老年人权益，要求子女尽赡养老人的义务起到了重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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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道家追求长生不老，李唐王朝又特别尊崇老子，故道家思想对唐人的思想影响较大，自皇帝到平民百姓普遍祈求长寿。唐代的端午节、重阳节都含有道家求长生之意。唐人风俗五月五日赏续寿衣服，《唐会要》卷29“节日条”中唐高宗谈到五月五日的由来时说：“我见一记有云，五色丝可以续命，刀子可以避兵，此言未知真虚，然亦俗行其事。今之所赐，住者使续命，行者使避兵也。”又《初学记》卷4中也说：“（五月五日）造百索系臂，一名长命索缕，一名续命缕，一名避兵缯，一名五色缕，一名朱索，又有条达等组织杂物，以相赠遗。”不仅端午节含有道家求长生之意，九月九日重阳节也含有此意。九月九日赏茱萸树、菊花酒。《太平御览》卷32引《卢公家范》曰：“凡重阳日，上五色糕、菊花枝、茱萸树，饮菊花酒、佩茱萸囊，令人长寿也。”唐玄宗开元二十四年（736），敕曰：“宜令所司特置寿星坛，常以千秋节日修其祀典。”寿星坛祭的是老人星及角亢七星，自是以后，成为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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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形成了一套完整的乡村养老社会保障体系，以家庭养老与互助养老相结合，并提倡给予老年人精神上的关怀，法律对老年人的权益进行保障。唐代养老制度是古代社会中老年人权益的最好体现，达到了一个相当的高度，对今天的养老制度建设具有重要意义。唐代养老制度虽是家庭养老与互助养老相结合，但社会投入了较大的成本，比如对老年人免征科役，免征侍丁的劳役，实际上是把国家财政直接转化为养老投入，以家庭为依托，对老年人进行救助，附以道德舆论监督与法律约束。在封建社会里，赋役是国家的命脉，为保证国家的赋役征收，封建国家对逃避赋役的课户，施以法律制裁，里正也要承担法律责任。《唐律疏议》卷28《捕亡律》：“有课役全户亡者……一日笞三十，十日加一等，罪之徒三年……里正及监临主司姑纵户口亡者……各与同罪。”唐代对赋役的征收相当严格，但为使老年人得到妥善安置，唐政府不惜豁免一部分赋役，以使老年人得到救助，可见对老年保障的重视。唐代养老保障制度达到了相当的高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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