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孝女贾氏，濮州鄄城人也。年始十五，其父为宗人玄基所害。其弟强仁年幼，贾氏抚育之，誓以不嫁。及强仁成童，思共报复，乃候玄基杀之，取其心肝，以祭父墓。遣强仁自列于县司，断以极刑。贾氏诣阙自陈己为，请代强仁死。高宗哀之，特下制贾氏及强仁免罪，移其家于洛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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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同籍异财的大家庭中，家长制是家庭关系中的核心。家长是一家之主，握有经济上的支配权。一切收入开支皆由家长决定其使用，其他人员不得无故动用，在管理上家长有督责权，如主持子女婚姻及财产分割；命令或惩戒子弟；在祭祀期间，统帅家人祭祀祖先等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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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法律为申“爱幼养老”之意，在考虑刑事年龄时比前代周到、宽松得多。《唐律疏议》卷第4《名例》“老小及疾有犯”条规定：“诸年七十以上、十五以下及废疾，犯流罪以下，收赎。”这一规定是为了体现《周礼》“矜老小及疾”的精神，但罪及反逆，判加役流者不用此律。《唐律疏议》卷第4《名例》曰：“八十以上、十岁以下及笃疾，犯反、逆、杀人应死者，上请。”《周礼》有“三赦”之法，即赦幼弱、赦老耄、赦憨愚。上述情形，合于三赦之条。然所犯之罪不可赦，虽有旧文，有司亦不可自断，只能奏听敕裁。《唐律疏议》卷第4《名例》曰：“盗及伤人者，亦收赎，余皆勿论。”盗及伤人，虽为老弱幼小，其动机亦在贪财、忿恨，既侵损于人，故不许全免，而令其收赎。如在官，则须从官当、除、免之法。盗及伤人之外，则舍之勿论。“九十以上、七岁以下，虽有死罪，不加刑。”这一规定，仍在遵循古礼“悼（七岁）与耄（九十）有死罪不加刑”的原则，以申“爱幼养老”之义。然缘坐配没者，不用此律。此外，“即有教令，坐其教令者。若有在赃应备（偿），受赃者备（偿）之。诸犯罪时虽未老、疾，而事发时老疾者，依老、疾论。若在徒年限内老、疾，亦如之。犯罪时幼小，事发时长大，依幼小论”。上述特殊规定，是为了防止教唆老小人犯罪，而尤其能够体现轻刑省罚的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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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律》规定，罪犯也有侍亲的权利。犯非“十恶”之罪的人，也有侍亲的问题。“死罪上请，唯听敕裁，流罪侍亲，准律合住”。这些法律保证了犯法者的侍亲权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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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巡访高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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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皇帝为倡导风化，常在巡幸的过程中，访问高年。贞观六年（632）三月，唐太宗巡幸九成宫，发使存问高年鳏寡。十八年（644）十一月，太宗巡幸洛阳宫，遣使至郑、汝、怀、泽四州询问高年，赏赐钱物绢帛，以示关怀；太宗还召集洛阳有名望的老年人190余名至仪銮殿，设宴招待，与其同乐。十九年（645年），太宗亲至河阳（今河南孟县南）年170余岁的吕姓寿星家中，赏予绢帛慰问；后又至汲县（今河南汲县）翟、张二位百岁妇人家中看望，至隐居平棘（今河北赵县）服食金膏140余岁的张道鸿寿星庐舍中，赐予衣服等物品。贞观中太宗亲幸年百余岁的医学家甄权家中看望，赐以几杖。唐高宗龙朔元年（661）九月甲辰，“以河南县大女张，年百三岁，亲幸其第”。唐代帝王巡幸各地，访问高年，对强化全社会尊老敬贤意识，提高唐朝全民教化水准具有突出的作用，其产生的积极意义也是十分深远的。地方官员也不时地对高寿老人进行慰问。《唐大诏令集》卷4《改元天宝赦》：“天下侍老，八十以上者宜委州县官每加存问，仍量赐粟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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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中州乡村社会 二、乡村医疗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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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地方政府医疗机构与医学教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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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上设有医疗机构。各州县设立医药博士、助教、学生，负责乡民的疾病治疗。《旧唐书》卷44《职官志三》：各州府设“医药博士以百药救民疾病。”唐代地方州县医疗机构的设置是在唐太宗贞观三年（629）。《唐会要》卷82《医术》载：“贞观三年九月十日，设诸州治医学。至开元十一年七月五日，诏曰：‘远路僻州，医术全无，下人疾苦，将何恃赖？宜令天下诸州，各置职事医学博士一员，阶品同于录事。每州《本草》及《百一集验方》，与经史同贮。’至二十七年二月七日，敕：‘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置十二人，各于当界巡疗。’”《新唐书·百官志》卷49下，医学博士注曰：“永泰元年（765），复置医学博士。三都、都督府、上州、中州各有助教一人。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诸州医生员数，据《六典》卷30可推算为4465人，但《唐会要》卷82《医术》记开元二十七年（739）二月敕作“十万户以上州，置医生二十人，十万户以下置十二人”，与《唐六典》及《新唐书》卷49《百官志》永泰元年“三都学生二十人，都督府、上州二十人，中州、下州十人”所记数额不同，可能生员名额因时间不同而有变化。各州将医学博士上升为品官，据《唐六典》卷30，比较州府录事与医学博士阶品，可以发现上州医学博士品阶（正九品下）高于录事（从九品上），中州、下州（从九品下）与录事同。《六典》所记可能为开元二十五年（737）秩品，这时上州医学博士又比始有秩品的开元十一年（723）上升了一级。医学博士品秩的不断提高，表明了唐对地方医学教育的重视。敦煌文书也记载了唐代敦煌郡的医疗机构设置情况。伯2657《唐天宝年间沙州敦煌县差科簿》有云：“令狐思珍，载五十一，翊卫，医学博士。”伯2005《沙州都督府图经》记载敦煌置有州学、医学和县学，“医学，右在州学院内，于北墙别构房宇安置”。这两件文书都可证明唐代沙州置医学，设博士。从敦煌地方医学的设置可以窥见唐代其他地方包括中州地区在内乡村社会医疗事业发展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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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医疗与医教不分，州府置医学博士、助教、学生，学生在跟随博士、助教学习的同时，还要广泛实习，“各于当界巡疗”。助教当与博士同，他们负责州府的医疗。唐代地方医学有专科教材，有医经、医论、方药、针灸、脉诀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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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药贮藏也是州医学之职。诸州府由功曹、司功参军负责采药、制药之事，“凡诸州每年任土所出药物可用者，随时收采，以给人之疾患（皆预合伤寒、时气、虐、痢等药，部内有疾患者，随须给之）。”功曹采药有两种用途：其一为上贡，其二为本州自用。除采药外，还要合制大量的治疗伤寒、时气等传染病药，因须而给百姓。除采造外，州府药物由市买获得。《吐鲁番出土文书》第10册“唐蒋玄其等领钱练抄”记录了唐官府用大练235匹2丈4尺从行人蒋玄其处买药，这部分杂药可能就是西州储备的治疗传染病的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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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中央对地方的医疗援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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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央政府时常在紧急时期派医疗人员到各地义诊。贞观十年（636），“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赉药疗之。”《旧唐书》卷191《方伎·许胤宗传》：“时（武德初）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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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也常常把药方以诏令的形式颁行民间，如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朕顷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已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医疗失时，因致横夭，性命之际，宁忘恻隐。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版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亲制《贞元广利方》五卷，颁于州府”。皇帝把医药知识的传播当作头等大事，亲令郡县长官与采访使督办此事。皇帝知民疾苦，看重民生，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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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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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上还设有福利医院疠人坊及悲田养病坊。疠人坊为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由寺院设置，《续高僧传》卷25记载，唐智严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浓洗濯，无所不为”。足见病人在疠人坊可得到护理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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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田养病坊的设立也与佛教有关，悲田坊原为寺院所设，武周长安（701年）以来，置使专知此事。开元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官以本钱收利给之”。病坊成为官办医院。尽管国家为病坊置本经营，但病坊仍由僧尼负责。唐穆宗会昌五年（845年）毁佛以后，令僧尼还俗，病坊无人主领，李德裕建议“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给病坊一定数量的田土，以充粥食，并为其置本收利，选耆寿一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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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田养病坊原属佛教僧尼主持之慈善机构，附设有医院、收养所及赈济等部门，其组织十分庞大，分设各州县。其成立之目的，本“恤贫宽疾”为大众服务。武宗时一度废佛法，令僧尼还俗，其时悲田养病坊选以“耆寿”为掌管，更名曰养病坊。及文宗登位，回复释教，自是以后，仍以道行僧尼主管。其经费之来源，则以政府资助为主，包括官以本钱收利给之，和拨给寺田，两京之悲田养病坊则给田十顷，诸州则七顷。其次则为私人捐助，以及州县所给恤绢米等。咸通八年（867），懿宗疾愈，并赐给颇多。《唐大诏令集》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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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病坊据元数，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糾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如遇风血之时，病者不能求丐，即取本坊利钱市米为粥，均给饥乏，如疾病可救，即与市药理疗，其所用绢米等，且以户部属省钱物充，迅具申奏，候知定数，即以藩镇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此敕到，仰所在州县录敕，榜于州县门，并坊市村闾要路。其州县所给恤绢米，恐下吏之所隐欺，仍委刺史、县令设法颁布，不得令不利本身所在。给恤之后，分析闻奏，俾令速济疾病，称朕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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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唐时之悲田养病坊，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慈善机构，分设全国各州县，兼负施医恤贫之责，与今之慈善机构相较，仍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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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敦煌郡病坊的情况在敦煌文书中有所记载。伯2626《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牒》比较集中地透露了唐代敦煌郡病坊的一些情况。引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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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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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前月日见在本利钱总壹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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