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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中央政府时常在紧急时期派医疗人员到各地义诊。贞观十年（636），“关内、河东疾病，命医赉药疗之。”《旧唐书》卷191《方伎·许胤宗传》：“时（武德初）关中多骨蒸病，得之必死，递相连染，诸医无能疗者，胤宗每疗，无不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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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皇帝也常常把药方以诏令的形式颁行民间，如开元年间，唐玄宗下诏：“朕顷所撰《广济方》，救人疾患。颁行已久，计传习已多。犹虑单贫之家，未能缮写，闾阎之内，或有不知。倘医疗失时，因致横夭，性命之际，宁忘恻隐。宜令郡县长官，就《广济方》中逐要者，于大版上件录，当村坊要路榜示。仍委采访使勾当，无令脱错。”唐德宗贞元“十二年二月十三日，上亲制《贞元广利方》五卷，颁于州府”。皇帝把医药知识的传播当作头等大事，亲令郡县长官与采访使督办此事。皇帝知民疾苦，看重民生，于此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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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慈善性医疗机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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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地方上还设有福利医院疠人坊及悲田养病坊。疠人坊为专门隔离麻风病人的医院，由寺院设置，《续高僧传》卷25记载，唐智严在贞观十七年（643年）后，“往石头城疠人坊住，为其说法，吮浓洗濯，无所不为”。足见病人在疠人坊可得到护理及治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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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田养病坊的设立也与佛教有关，悲田坊原为寺院所设，武周长安（701年）以来，置使专知此事。开元二十二年，“断京城乞儿，官以本钱收利给之”。病坊成为官办医院。尽管国家为病坊置本经营，但病坊仍由僧尼负责。唐穆宗会昌五年（845年）毁佛以后，令僧尼还俗，病坊无人主领，李德裕建议“两京量给寺田拯济，诸州府七顷至十顷。各于本置耆寿一人勾当，以充粥料。”给病坊一定数量的田土，以充粥食，并为其置本收利，选耆寿一人负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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悲田养病坊原属佛教僧尼主持之慈善机构，附设有医院、收养所及赈济等部门，其组织十分庞大，分设各州县。其成立之目的，本“恤贫宽疾”为大众服务。武宗时一度废佛法，令僧尼还俗，其时悲田养病坊选以“耆寿”为掌管，更名曰养病坊。及文宗登位，回复释教，自是以后，仍以道行僧尼主管。其经费之来源，则以政府资助为主，包括官以本钱收利给之，和拨给寺田，两京之悲田养病坊则给田十顷，诸州则七顷。其次则为私人捐助，以及州县所给恤绢米等。咸通八年（867），懿宗疾愈，并赐给颇多。《唐大诏令集》卷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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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病坊据元数，各有本利钱，委所在刺史、录事参军、县令糾勘，兼差有道行僧人专勾当，三年一替。如遇风血之时，病者不能求丐，即取本坊利钱市米为粥，均给饥乏，如疾病可救，即与市药理疗，其所用绢米等，且以户部属省钱物充，迅具申奏，候知定数，即以藩镇进贺疾愈物，支还所司。此敕到，仰所在州县录敕，榜于州县门，并坊市村闾要路。其州县所给恤绢米，恐下吏之所隐欺，仍委刺史、县令设法颁布，不得令不利本身所在。给恤之后，分析闻奏，俾令速济疾病，称朕意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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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知，唐时之悲田养病坊，是一个十分庞大的慈善机构，分设全国各州县，兼负施医恤贫之责，与今之慈善机构相较，仍毫不逊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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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代敦煌郡病坊的情况在敦煌文书中有所记载。伯2626《天宝年间敦煌郡会计牒》比较集中地透露了唐代敦煌郡病坊的一些情况。引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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病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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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前月日见在本利钱总壹佰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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拾贯柒拾贰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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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佰贯文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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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拾贯柒十贰文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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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前月日见在杂药总玖佰伍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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斤贰拾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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合同前月日见在什物总玖拾肆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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铛三口 一受贰斗 一受一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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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受伍勝（升）釜壹口 受伍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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凡（瓦）盆贰 凡（瓦）罐三 锁肆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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刀壹口 镢壹具 锹壹张 泥漫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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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尺床子二 八尺床贰张 食柜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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药柜壹 药杵壹 药臼壹 嗽单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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步碾壹合 食单壹 鏊子壹面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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板壹 手罗壹 拭巾贰 白毡五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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