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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参见《现代中国》19.2（1993）之内的文章，及［加］卜正民（Timothy Brook）、迈克尔·弗罗利克（Michael Frolich）编：《中国的市民社会》（Civil Society in China），纽约州阿蒙克（Armonk，NY.），夏普（M.E.Sharp），19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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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如［美］休·克拉克（Hugh Clark）：《小区、贸易与网络：三到十三世纪的闽南》（Community，Trade and Networks：Southern Fujian from the Third to the Thirteenth Century），剑桥，剑桥大学出版社，1991；［荷］爱德华·弗米尔（Edward Vermeer）编：《十七至十八世纪福建省的兴衰》（Development and Decline of Fukien Province in the 17th and 18th Centuries），莱顿，布里尔，1990；［美］丁荷生（Kenneth Dean）：《中国东南的道教与民间仪式》（Taoist Ritual and Popular Cults of Southeastern China），普林斯顿，普林斯顿大学出版社，1993。重要的中文福建通史作品有唐文基主编：《福建古代经济史》，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95；朱维幹：《福建史稿》上下二册，福州，福建教育出版社，1985—1986。关于宗族的专史，见陈支平：《近五百年福建的家族社会与文化》，上海，上海三联书店，19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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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参见［美］毕汉思：《唐末之前福建的中原移民》（“The Chinese Colonization of Fukien until the End of the Tang”），收于［丹麦］易家乐（Søren Egerod）、顾迩素（Else Glahn）编：《汉学研究：向高本汉致敬》（Studia Serica Bernhard Karlgren Dedicata），哥本哈根，埃纳·蒙斯嘉德（Einar Munksgaard），195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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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参见［美］薛爱华：《闽帝国》（The Empire of Min），拉特兰（Rutland，Vt．），查尔斯·塔特尔（Charles Tuttle），19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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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参见［日］斯波义信：《中国宋朝的商业与社会》（Commerce and Society in Sung China），伊懋可（Mark Elvin）译，安纳堡（Ann Arbor），密西根中日文中国历史作品文摘第二号（Michigan Abstracts of Chinese and Japanese Works on Chinese History），1970；［美］休·克拉克：《小区、贸易与网络：三到十三世纪的闽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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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美］苏君伟（So kwan-Wai）：《十六世纪明代中国的日本海盗》，东兰辛，密歇根州立大学出版社，19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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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美］施坚雅：《主席演说：中国历史的结构》（“Presidential Address：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History”），载《亚洲研究》（Journal of Asian Studies），1985（4）：271-29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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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参见［新加坡］吴振强：《贸易与社会：中国沿岸的厦门网络，1683—1735》（Trade and Society：The Amoy Network on the China Coast，1683-1735），新加坡，新加坡国立大学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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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参见［美］罗友枝：《中国南方的农业变迁与农民经济》（Agricultural Change and the Peasant Economy of South China），剑桥，哈佛大学出版社，19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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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参见杨国桢：《明清福建土地私人所有权内在结构的研究》，见傅衣凌、杨国桢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杨国桢：《明清土地契约文书研究》，北京，人民出版社，19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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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参见［美］丁荷生：《中国东南的道教与民间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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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参见科大卫：《中国乡村社会的结构：香港新界东部的宗族与村落》（The Structure of Chinese Rural Society：Lineage and Village in the Eastern New Territory，Hong Kong），牛津，牛津大学出版社，1986；［美］伊沛霞：《中国帝国时期的儒家思想与家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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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第一章 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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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试图通过考察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族组织，探讨中国传统社会的基本结构及其演变趋势。毋庸讳言，这是中外学者普遍关注的学术研究领域，前辈和时贤都作过各种有益的探索，并已取得了不少研究成果。本书的有关论述，在许多方面得益于前人的先驱性研究，但也力求有所创新，不囿旧说。因此，在进入正题之前，有必要简要回顾以往的学术传统，并对本书的基本思路及分析构架略作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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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学术史的回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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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认为，先秦的氏族、秦汉的豪族、魏晋隋唐的士族、宋以后的宗族，标志着中国家族组织的不同发展阶段。前人论及中国传统社会的家族组织，通常是指宋以后的家族组织。在此着重介绍中国史学界、日本汉学界及欧美和台湾地区人类学界的有关研究成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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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的有关研究，历来注重家族组织的政治属性，强调阶级分析的观点。这一学术传统的形成，可能与中国共产党的政治斗争实践有关。毛泽东在其早期著作《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近代中国“由宗祠、支祠以至家长的家族系统”，构成了一种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这是压迫中国人民的四大权力体系之一。[1]在《井冈山的斗争》中，毛泽东又指出：“无论哪一县，封建的家族组织十分普遍，多是一姓一个村子，或一姓几个村子，非有一个比较长的时间，村子内阶级分化不能完成，家族主义不能战胜。”[2]因此，这种阻碍阶级分化、压迫人民大众的“封建的家族组织”，在中国民主革命时期成为主要的批判对象和斗争目标之一。新中国的马克思主义历史学家，为了寻求中国封建社会长期延续的历史原因，继续致力于对封建家族主义的批判，力求揭示家族组织与封建土地制度及专制政权的内在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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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4年，左云鹏在《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3]一文中，较为系统地分析了族权的历史成因、发展进程及社会作用。他认为，自隋唐以降，由于土地买卖和商品经济的发展，削弱了封建人身依附关系，使地主阶级对农民的超经济强制颇为困难，而个别地主的社会经济地位又不稳定，难以有效地维持封建统治秩序。因此，宋代的地主开始置族田、建祠堂，从事“敬宗收族”的实践，利用封建礼教和族规来约束族人，逐步形成了以“祠堂族长”为代表的族权。明中叶以后，族权与封建政权直接结合，在宣扬封建道德礼教、维护封建身份制、培养家族政治势力、控制地方事务及对抗农民起义等方面，发挥了封建政权所不及的作用。族权的经济基础是族产，而族产不仅强化了族权，“在经济方面也起到了维护封建制度的作用”。由于左云鹏把家族组织视为一种政治性的社会组织，因而也就特别注重家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试图以阶级矛盾的激化来解释宋以后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在国内学者的有关研究中，这是一种有代表性的流行观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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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化大革命”以后的有关论著，大多仍是以批判“封建家长制”为基调，但也力求更具体地分析家族组织的结构与功能。1980年，徐扬杰在《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论述》[4]一文中，分别考察了“聚族而居的家族组织”和“累世同居的大家庭”。他认为，前者的特征是“用祠堂、族谱与族田这三件东西联结起来”，“以祖先为家族中一切权力的源泉”；后者的特征是同居共财、内部组织严密、自给自足及包括地主与农民两个对抗阶级。这两种家族制度都体现了“以孝为中心的封建伦理思想”，具有维护和巩固封建统治的作用。但是，在家族内部的劳动成员之间，也存在着生产协作及经济互助的关系。1983年，王思治在《宗族制度浅论》[5]一文中，着重考察了清代宗族组织的内部结构及其社会功能。他认为，宋明时期的宗族组织，是以“敬宗收族”为目的的，至清代又进一步与封建政权相结合，演变成为基层政权组织。清代的宗族组织“由族长、房长、祠堂、族田、义田、族谱联结而成”，而“族长、房长则是族权的人格化和集中体现”。宗族组织的基本社会职能，在于“以血缘关系来掩饰地主和农民的对立”，但作为一种“封建地域性组织”，往往形成地方割据势力，导致宗族械斗，具有很强的内聚力，与封建政权有一定的矛盾。1984年，柯昌基在《宗法公社管探》[6]一文中，把宋以后的宗族组织分为三种类型，即“义田型”“祭田型”及“综合型”（同时拥有义田、祭田、学田、役田等多种族田）。他认为，宗族组织是古代农村公社的一种残余形式，其核心是“宗法财产”，故可称之为“宗法公社”。由于各种“宗法公社”的经济基础有所不同，对宗族成员的控制力和社会影响力也有大小之别，但就其基本作用而言，都是为了安定社会秩序，巩固封建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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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有关族权的研究中，李文治的《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论封建所有制是宗法宗族制发展变化的最终根源》[7]和朱勇的博士论文《清代宗族法研究》[8]，是颇有见地的。李先生认为：“宗法宗族制，既具有意识形态的内涵，又是一种具有政治性的社会体制，它的发展变化要受一定的物质经济条件所支配和制约。……就总的发展趋势而言，它的血缘关系逐渐削弱，它的政治因素逐渐增长。”在明代200多年间，宗族制的变化可以概括为两点，“一是废除关于建祠及追祭世代的限制……使一个族姓所联系族众范围较前扩大。二是宗族关系的政治性质加强。此前宋元时代，宗族制着重于尊祖敬宗和睦族收族，此后则更着重于对族众的控制和制裁，变成为维护封建统治的基层社会组织”。与此相适应，宗族制的体现形式也发生了变化，“由过去重谱牒制的修撰进而把建祠、修谱、制定族规等结合起来”。宋以后宗法宗族制的变化，反映了宗法血缘关系及门第等级关系的相对削弱，而最终根源是封建土地关系的松懈。“这时封建统治阶级大力宣扬宗法伦理说教，既是人们宗法血缘思想趋向松懈的产物，也和尊卑贵贱等级关系的削弱具有一定联系；谱牒制的等级性相对削弱，建祠修谱普及于庶民之家，是庶民户和官绅户的社会地位及相互关系发展变化的产物；族田义庄制的迅速发展，依靠经济关系睦族收族控制族众，乃是阶级矛盾日趋激化的产物。”很明显，李先生的研究不是局限于宗族内部的阶级关系，而是着眼于更为广泛的社会变迁。朱勇从前人较少涉及的法制史角度，论述了族权在封建法权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宋以后的宗族组织“在政治、经济和思想文化各个方面满足同姓族人的群体要求，进而达到在宗族内部稳定封建秩序的目的。国家统治者借重宗族组织在维护基层社会秩序方面的积极作用，允许宗族部分地代行国家基层行政组织的某些职能”。因此，宗族组织“具有一定程度的自治性”，而“宗族法是封建国家法律的重要补充形式”，这就必然导致封建社会的“二元法律结构”。清代宗族法的社会作用可以归结为三个方面：“促进传统农业经济的发展，阻抑资本主义萌芽”；“维持地方治安，稳定社会局势”；“宣传封建文化，禁锢异端思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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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史学界对于宋以后家族组织的研究，往往过于强调全国范围的一致性，而忽视了各地区之间的差异性。近年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宗族发展的区域性特点得到了重视。李文治先生指出：“在有些地区，或由于历史传统，或由于地理条件，加以官绅地主绅权嚣张，对宗法宗族制有意识地加以强化，族权作用特别突出。……但有些地区，宗法宗族势力较弱，族权的发展受到一定限制，不分地区过分夸大宗法宗族制的作用也是不妥当的。”[9]因此，对各地区的家族组织进行具体的历史考察，是有必要的。叶显恩的《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10]一书，为区域性的家族史研究提供了范例。叶先生认为，自东晋以降，由于中原地区战乱迭起，皖南山区成为北方大族的避难所。南迁徽州的北方士民，大多聚族而居，并共同占有和奴役佃仆，逐渐形成了血缘与地缘相结合的宗族组织。明清时期，各族通过建祠堂、置族产、修祖坟及编族谱，使宗族组织进一步得到了强化，确立了以族长、房长、家长为中心的族权体系。族权对于维护家族内部的伦常秩序，加强对佃仆的阶级统治，具有重要作用。根据叶先生的研究，徽州宗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多种因素共同起作用的结果。除了徽州特殊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渊源之外，宋以后程朱理学的传播、徽商集团的崛起、乡绅势力的扩张、宗族土地所有制的发展及佃仆制的盛行，对宗族的发展都有不可忽视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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