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毋庸讳言，任何一种分类方法，都只具有相对的意义。在实际生活中，各种家族组织不是彼此孤立和一成不变的，而是相互从属、混合生长，时刻在发展变化之中的。因此，在具体的研究过程中，不仅应当区分各种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而且应当揭示各种家族组织之间的有机联系，力求在总体上把握家族组织的结构和功能。根据笔者所见资料，在高度发达的家族系统中，往往同时包含以上6种家族组织，其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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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单线表示统属关系，双线表示并列关系。由于各种家族组织的相互统属和相互联系；构成了相当庞杂而又层次分明的家族系统。这些不同层次的家族组织，在结构上是耦合的，在功能上是互补的，从而体现了婚姻关系、血缘关系、地缘关系及利益关系的有机统一。对于每个家族成员来说，他不仅从属于其中的某些家族组织，而且从属于整个家族系统。因而，只有揭示各种家族组织之间的相互联系，才有可能把握家族系统的总体特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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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动态的观点看，各种家族组织可以相互转化，从而呈现出家族发展的阶段性特征。在正常情况下，每个家族都有一个共同的始祖；这个始祖经过结婚和生育，先后建立了小家庭和大家庭；而后经过分家析产，开始形成继承式宗族；又经过若干代的自然繁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不断淡化，逐渐为地缘关系和利益关系所取代，继承式宗族也就相应地演变为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这一演变过程，可以图示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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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表明，各种不同类型的家族组织，标志着家族发展的各个不同阶段；结婚、生育、分家及族人之间的分化和融合，是连接各个发展阶段的不同环节。由此可见，家族组织的形成与发展，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连续系统。就其长期发展趋势而言，处于较低级阶段的家族组织，必将依次向更高级阶段演变，而这正是家族组织长盛不衰的秘密所在。不仅如此，在家族发展的较高级阶段，又会派生出较低级的家族组织，从而呈现出周期性的回归趋势，导致了多种家族组织的并存。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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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纵向表示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的演变，横向表示从高级形态向低级形态的回归。前者反映了家族组织的变异性，后者反映了家族组织的包容性。由此可见，家族组织的发展进程，是一个陈陈相因的累积过程。因此，只有把各种家族组织置于历史的脉络之中，才有可能揭示家族组织的演变趋势，阐明家族发展的全过程。当然，上图只是一种理想型的发展模式。在实际生活中，家族的发展可能超越其中的某些阶段，直接由较低级形态向较高级形态演变。例如，台湾早期移民的宗族组织，一般不是经由自然繁衍而成的继承式宗族，而是由若干血缘联系并不明确的大家庭、小家庭或不完整家庭，直接地融合为合同式宗族。在战乱之后及社会流动性较大的地区，此类现象也颇为常见。不过，在较为安定的社会环境中，家族的发展大多经由以上6个不同阶段，依次从低级形态向高级形态演变。正因为如此，才有可能对家族的发展做出合理的解释，而不至于为杂色纷呈的现象所迷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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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书以下各章，将依据家族组织的内在发展逻辑，依次论述明清时期闽台地区的家庭结构、宗族组织及其与历史环境和社会变迁的关系。第二章通过考察分家习俗，探讨家庭结构的基本格局及其长期演变趋势。第三章通过考察宗族组织的不同类型，分析其基本结构和功能。第四章分别考察闽西北山区、闽东南沿海及清代台湾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探讨社会生态环境对宗族发展的制约作用。第五章从宗法伦理、社会控制及财产关系等方面，探讨家族组织与明清社会变迁的关系。第六章总结全书基本论点，并对本书未能正面阐述的若干理论问题，略作补充说明，以供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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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希望，本书所采用的分析构架，能够兼顾历时性与共时性的双重要求，以期较为系统地阐明家族组织的基本类型、演变趋势及其与社会历史环境的关系。当然，能否达到这一预期目的，还有待于实践的检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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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3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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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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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左云鹏：《祠堂族长族权的形成及其作用试说》，载《历史研究》，1964（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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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徐扬杰：《宋明以来的封建家族制度论述》，载《中国社会科学》，198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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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王思治：《宗族制度浅论》，见《清史论丛》第4辑，北京，中华书局，19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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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 柯昌基：《宗法公社管探》，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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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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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 朱勇：《清代宗族法研究》，长沙，湖南教育出版社，198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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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 李文治：《明代宗族制的体现形式及其基层政权作用》，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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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 叶显恩：《明清徽州农村社会与佃仆制》，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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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有关论著，可参见叶显恩、谭棣华：《论珠江三角洲的族田》《封建宗法势力对佛山经济的控制及其产生的影响》，均见广东历史学会编：《明清广东社会经济形态研究》，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85；章有义：《明清徽州土地关系研究》，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彭超：《歙县唐模村许荫祠文书研究》，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2）；刘和惠：《明代徽州洪氏誉契簿研究》，同上刊，1986（3）；朱勇：《论清代江南宗族法的经济职能》，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7（4）。以及拙文：《清至民国闽北六件“分关”的分析》，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4（3）；《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同上刊，1985（4）；《宋以后福建的祭祖习俗与宗族组织》，载《厦门大学学报》，1987年增刊；《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4）；《明清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发展》，见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厦门，厦门大学出版社，1987；《茔山、墓田与徽商宗族组织》，载《安徽史学》，1988（1）；《清代闽西四堡族商研究》（与陈支平合作），载《中国经济史研究》，1988（2）；《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载《台湾研究集刊》，1988（2）；《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见《平准学刊》第5辑，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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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参见［日］村松裕次：《中国经济的社会态势》，东京，东洋经济新报社，19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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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参见［日］福武直：《中国农村社会之构造》，京都，大雅堂，1946；［日］仁井田陞：《中国的农村家族》，东京，东京大学出版社，19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