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岁丙申（道光十一年），仁房堂兄龙洋，与晋江盐商周联辉构讼。维时众商蜂起，以财势相凌，龙洋力不能支。予助千金，不足；又助一百八十金，仍不足。龙洋未如之何，乃计及于瑶亭大父祠内公产，并书田出息银买有田，岁可收租谷七百箩，倡议分析，变价以济。予迫于事势，不能阻也，因听其品搭肥瘠，作仁、义两房平分，书立合同议据并声明字，各执为凭。除仁房分入即卖外，予义房得田十五塅，计谷三百四十大箩。……爰集二弟筹议，不瓜分，不变值，仍照日、月、星三房按序轮收。……嗣后如仁房能将变价各田赎回归祠，予义房亦即将此续增祀产截停，仍归祠内，以昭画一同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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浦城县《占氏族谱》卷二一《祭产》的“洛公书田”条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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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租原额五千八百零五觔。至光绪十三年，坤元公房裔孙大弟、乌弟等，从额内拆去额租二千九百五十觔，公同卖断与季姓。自后坤元公裔孙人等，无论入泮与否，不得干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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仙游县《朱氏族谱》的《附争海总览》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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始祖逸斋公，遗下门前海荡一所，历管三百年。……至成化十一年，邦基公与蔡元昭告争东边海界，蒙本府司踩勘判还，给帖附照，与世承房对半管掌。嘉靖二十七年，蔡道又争西边海界，时世承出名讦告，用费数两，独累世承，致世承将海田十五丘献与莆（田）张给事家，递年认回种蛏纳租。奈本户课纳不堪，合族会议，思吾祖管海年久，岂可一旦弃之？长房惟风等执邦基公府帖，用费不出毫厘，惟次房仕阶、仕昂、有重、子义等奋而作之，将本房分过蛏埕照丘出银，当官告理，准为现今买海之资，每丘八钱二分，共银十五两，就张给事家赎出写献文字。……今东西海界管久无争，世承房海半属仕阶等房，各执现契管业，故府帖、私约俱不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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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三例，都是由于族产的分拆和买卖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分化或解体，而具体结局又有所不同。在上述第一、第二例中，有的族人把分到的族产出卖了，与此相关的继承式宗族也就随之解体了；有的族人对分到的族产继续实行共同继承，因而仍可构成一个新的继承式宗族。在上述第三例中，于明成化十一年把海荡分开“对半管掌”之后，也就分别形成了两个继承式宗族；至嘉靖二十七年后，由于对海荡产权的转让和回赎，使“世承房”的产权再次一分为二，从而又派生出一个由“仕阶等房”构成的新的宗族组织。由此可见，族产的分拆只会改变族人的协作范围，使原来的继承式宗族分解为若干规模更小的继承式宗族；而族产的出卖却使族人失去了协作的基础，从而导致了继承式宗族的完全解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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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当指出，拥有族田之类营利性族产的继承式宗族，为数不可能很多。这是因为，能够为后人留下族田等族产的祖先，一般都属于较富有阶层，其总数毕竟是很有限的。因此，福建历史上绝大多数的继承式宗族，是以里甲户籍和历代宗祧为标志的继承式宗族。例如，邵武县勋潭《黄氏族谱》记载：“十甲里役有花户黄天赐，通族共焉。前明里长之役颇为累民，故自恭保公改充八甲，而寿一公派下子孙稀少，渐不克当。清顺治十六年，复拉廷辉公兄弟归户，相帮承役。……雍正年间，寿一末房之周亮，又经出户；乾隆十五年后，其弟星亮仍归焉。”在此情况下，即使族人之间并无任何共有财产，也会由于户籍和赋役的共同继承而形成继承式宗族。在此类继承式宗族中，为了分担与户籍有关的各种义务，一般也是采取“按房轮值”的协作方式。如云：“原祖遗四都一图十甲册里，原系三大股轮当：长曰寿一得初；次曰寿二得贵；三曰寿三得高。……今又轮寿一得初分下子孙承役。”[18]在明清福建，户籍的共同继承是一种普遍习俗（详见第五章），因而可以设想，此类继承式宗族也是普遍存在的。与此类似，有些宗族虽然不设族产，但由于对历代宗祧的共同继承，也会形成以共同祭祖为目的的继承式宗族。清道光年间，诏安知县陈盛韶在《问俗录》中记云：“予偶因公出，见道旁男女荷酒肉络绎而驰，问之，曰：‘无烝尝田，各备数豆，合伯叔以供祭，祭毕即撤馔以退也。’”这种与祭祖活动有关的继承式宗族，一般是以对祖厝、祖墓及祠堂之类的祭祖设施（宗祧）的共同继承为基础的，其协作方式一般也是以“按房轮值”为特征的。例如，福州《世美吴氏条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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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列祖神牌，合族鼎刻，迎奉进祠，取其崇德报功也。……其余支派，各立小木主于寝自祭外，仍照房分各公立小屏一架，刻本派列祖，附祠以享祫祭。高祖以上则祧之，仍列祀于祠之东西室，每岁中元一大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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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堂为列祖神灵所栖。……元宵，司祠具灯烛，按房举八人，轮年具祭品、上灯，行庆赏礼；秋七月中元，司祠具香烛冥财，按房醵金……候合族祫行荐食礼，准东西两室祧主大祭之；九月，司祠具香烛冥财，按房醵金……候合族祫行祭礼，曾、玄、云礽咸在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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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祭扫坟茔。春秋以清明为正，秋祭以重阳为正，新年祭墓非祭典也。有祭田者，自无缺典；无祭田者，断不得以贫而废典。……始祖（墓），通族祫祭，春秋两举，房各一丁，计房醵金，席以八簋为准；列祖（墓），各亲房特祭，春秋两举，亲房轮值，均毋失礼。[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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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氏族人的祭祖活动，大致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全族范围的“祫祭”；二是各支派的“特祭”。无论是“祫祭”或“特祭”，都是族人的共同祭祖活动，其有关费用只能由派下子孙共同分摊，即“按房醵金”或“亲房轮值”。由此可见，为了共同奉祀历代祖先，势必形成一系列亲疏有别而又层次分明的继承式宗族。在某种意义上说，祖厝、祖墓、祠堂等祭祖设施，实际上也是一种族产。因此，对于族人来说，参加祭祖活动不仅是一种义务，而且也是一种权利。试见清光绪年间建阳庐江何氏的《祖墓山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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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约何氏默斋公支下子孙，为载明祖山，不致紊争事。……我族六世祖默斋公、妣陈氏墓穴，同葬于崇文里下酬美人山，坐丁向癸，立有碑记，派下孟、仲、季三房谱名宗澄、宗沂、宗渠公子孙，俱宜登山祭扫，永远管业，若文政公派下者不与焉。惟七世祖孟房宗澄公讳悌字舜号竹润墓山，卜葬仁德里三头亭……立有碑记；十世祖渊訇公、妣陈氏墓山，葬仁德里赤岸莲花山……立有碑记；即属孟房子孙登墓拜扫，而仲房宗沂公、季房宗渠公派下子孙，不得入山添葬焉。若十三世元佑公、祖妣章氏墓山，葬仁德里新厝考历仔……立有碑记；十五世夏孙祖公、肖氏祖妣墓山，同葬于仁德里下狮子山……光绪庚寅年秋新立碑记；此惟元佑公子孙登墓拜扫，而孟房宗澄公别支子孙，不得入山添葬焉。总之，按图内某山、某葬、某祖，即系其祖遗支下子孙管业，他支不得紊争，凡族众各守清规可也。设有豪强影占、诡异盗葬之事，各族众着其迁起究还、原骸改葬之外，另议重罚，否则鸣官究治，不得循私。（余略）[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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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里，各种有关的祭祖活动，必须以族人对历代茔墓的共同继承为前提。明清时刻，随着山林私有化程度的不断加深，福建民间无不重守先人茔墓，以祖墓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也就更为频繁和隆重。浦城县《梁氏合修族谱》规定：“各房坟茔，各房子孙务必刊立碑记，亲身修墓，毋或失于祭扫并假手外人祭扫，以致坟茔不识，日就湮没。其有树木护荫，私自砍伐者以不孝论，合族攻之。”[21]《崇安吴氏家录》记载：“崇俗，葬其祖祢或远在百里，或数十里，或三五里，则各竖小宇于墓之左近，名曰冢庵。”[22]这种以祖墓为中心的祭祖活动，一般必须代代设祭，因而也就成为宗族内部最为系统的一种祭祖方式。大致说来，自宋代以降，福建已形成代代设祭的祭祖习俗，至明清更是“家祭”（祭于寝）、“墓祭”（祭于墓）、“祠祭”（祭于祠）同时并举（详见第五章）。祭祖之风的盛行，固然与族产的发展有关，但却不是以族产的存在为必要前提。浦城县《梁氏合修族谱》的《祭产引》宣称：“王制：有田则祭，无田则荐谷果。……然古今异宜，乡里殊俗，如必待田而祭，则追远之诚能伸者几人哉！”这就是说，如果恪守“有田则祭”的礼制，祭祖活动就不可能得到普及。因此，我们对继承式宗族的认识，也不能只局限于少数族产丰厚的富有宗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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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应当说明，继承式宗族往往同时具有多种功能，其表现形式也是复杂多变的。因此，可以从各种不同的角度，对继承式宗族进行分析和定义。上文只是从宗祧、户籍、族产等最主要的继承对象入手，分析了继承式宗族的基本功能及其运行机制。而在实际上，继承式宗族还广泛地作用于水利、交通、工商业活动、科举教育及宗教事业、慈善事业等领域，可以说是千姿百态，难以一一详述。对于同时具有多种功能的继承式宗族来说，其演变趋势也是较为复杂的，不可以偏概全。例如，闽西《清河张氏九修族谱》的《禾口墟记》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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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秀公生四子……惟四郎公乐耕，只守属原地石碧，是为四世祖。于宋淳熙二年，买到张廷郎荒山一片，地名禾口，用钞九贯。……于万历年间开墟市，所造屋宇、店屋、上冈下街，冈、街之租，先年三房均分为定。遗有空基所造蓬厂之租，抽归四郎公位下春秋供祭之需，轮流经理。又遗穴基，于道光十三年阖族兴工建筑祖祠德馨堂，倡首成梧、荣伦、华绅等。而鱼坪冈头，上三房先年编与以善为己业，竖立界石为据。……一、牛岗；一、粪箕冈；一、米冈，上建戏台一座，又贵晓造有茶亭一栋；一、油坝；一、五通庙基；一、西望寺桥街弦边墩；乃是四郎公独资所造。举市周围，寸土悉属四郎祖太价买之业。予非谬笔，详参数世原谱，秉载悉明，世代为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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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开列的各种族产，分别涉及商业活动、祭祖活动及文化、宗教、水利、交通等公共事业。建立于这些族产之上的张氏宗族组织，无疑具有多方面的功能，但张氏宗族组织并非一成不变的，各种功能也不是始终由同一宗族组织承担。大致说来，从南宋至明中叶，“四郎公”的派下子孙对禾口一直实行共同继承，但这时的禾口只是一片荒山。自明万历年间开设墟市之后，各种商业设施由派下三房“均分为定”，即分属于三个不同的继承式宗族。与此同时，祭产及祭祖活动仍由各房“轮流经理”，即保留以“四郎公”为核心的继承式宗族。清道光十三年，由少数族人“倡首”兴建了合族祖祠，表明以“四郎公”为核心的继承式宗族已演变为依附式宗族。至于戏台、茶亭、油坝、庙基等族产，基本上是属于全族共有的，即先后隶属于以“四郎公”为核心的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实际上，所谓“四郎公独资所造”，是指以“四郎公”为核心的宗族组织所创造，而不是指“四郎公”本人所创造。由此可见，继承式宗族的演变过程，可能伴随着功能的分化和转移，或者说表现为功能的分化和转移。当我们论及继承式宗族的分化或解体，一般是就其某些方面的主要功能而言，而如果着眼于继承式宗族的其他功能，则可能发现这一宗族组织仍然存在和发展，或是转变为其他类型的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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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般说来，继承式宗族的主要功能在于传宗接代，因而特别关注其财富及社会地位的共同继承。在明清福建，继承式宗族的普遍形式和基本内涵，是借助于宗祧、户籍及某些族产的共同继承，使族人在日常生活中长期保持较为密切的协作关系。至于在较大范围内发挥作用的一些社会功能，如水利、交通、科举教育及社会救济等，主要是由依附式宗族或合同式宗族承担。因此，在继承式宗族的演变过程中，这些功能往往也是最先被“扬弃”的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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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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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依附式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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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的基本特征，在于族人的权利及义务取决于相互支配或依附关系。由于族人之间的相互支配或依附关系一般是在聚族而居的条件下形成的，因而可以说，依附式宗族是以地缘关系为基础的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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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已述及，在继承式宗族中，一旦族人的继承权发生变动，就会导致继承式宗族的分化或解体。不仅如此，即使族人的继承权并无明显变动，只是改变了宗族事务的办理方式，也会导致继承式宗族的变质，亦即由继承式宗族转化为依附式宗族。例如浦城县北乡王氏的“受益公祭”和“周祖母祭”，共有祭租350余担，原来由派下七大房轮流收租，承办“清明祭扫及完纳粮米”等公务。至光绪年间，陆续抽出冬至“香灯租”“清明祭租”及“书灯租”150余担，拨归本族“谦孝祠”统一管理，其余祭租则由派下子孙按房均分，“七房值收子孙小股拈阄为定，各有应收之佃，不得越占紊乱”[23]。从表面上看，这只是改变了对族产的管理方式，而族人的继承权并未发生变动。但在实际上，却使少数族人获得了对族产及其有关事务的支配权，而其余族人则处于从属的或依附的地位。其《七房裔孙议拨谦公祭入祠议字》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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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本祠于光绪十七年，由周氏祖母膳产抽出额租五十一担五斗正，拨入祠内为历年冬至香灯、修理费用之资；又本年经七房裔孙复议，将受益公祭租产抽出额租八十五担一斗，拨入祠内为递年完粮暨清明醮祭需用之资。两款祠租，均受益公、周氏祖母祭纳入，外房并无升斗在内。为此，递年收入、支出，概由受益公派下七房裔孙互推经管，所有外房子孙概不得干涉经理，只许冬至日照章颁给丁饼、丁肉。后世子孙，永不得藉词争执，此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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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批：绳谦公祭抽出书灯计额租二十一担六斗，系为奖励本七房裔孙读书而立。此种权利，在本七房子孙有志上进者，始得享之。[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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