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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所有公田，族内子侄承耕者，租粒系是上垅干净，不得挨延短少。如有此情，即听族房长、总副理起佃召耕，不准入祠与祭，俟所欠纳清方许复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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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出入租粒，族房（长）、总副理先期三日议定，所入租粒或足理、或减收、或发粜，议价钱列字布知族人，一人不得自专。族房（长）、祠绅、总副（理）议定清楚以后，方准发粜，亦不得私借私粜。倘租粒存总理者，用族房（长）字式封锁，存副理者亦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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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祠内所有契券、字据、钱文、租粒，悉交总副理平分均收。递年中元节日到祠会齐，数簿核算；迨冬至日补记复算清楚，开列祠内，轮换笔迹，缴入各数簿毕，总副理即将明年值轮春、秋、冬三祭并清明、重阳祭扫名次开列明白，贴在祠内，布知族人，或无总副（理），族房长亦然，平分收存。……如有不遵公论，定即呈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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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本祠内及文武圣庙并各祖坟如有损坏，以及祠物毁伤，族房长、总副理务宜急议修补，毋得挨延。……[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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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氏宗族中的“族房长”“祠绅”“总副理”及“宗子”“宗孙”，都分别享有不同的等级特权，因而共同构成了宗族内部的支配者集团。不过，在依附式宗族的实际运作过程中，这些特权阶层的权力和职能仍是有区别的，应作具体分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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族房长是宗族内部的“尊者”，一般必须由辈分及年龄较高的族人担任。如云：“举族长、房长，必择昭穆、序次、名分之尊者。”[31]族房长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议决权和对族人的教化权及惩戒权。晋江县《浔海施氏族约》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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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族中既立有族房长，事可质平，皆当据实秉理，会有爵者诣大宗祠，平心剖析孰是非，大杖小罚，就祖宗前释怨修好。倘强悍罔从，逞凶兴讼者，通族公讨。正暴戾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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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婚丧……族房长察其果限于贫弗克自举者，就公项会族量助，务令速举。若冒费不速举，本人杖，族长赔偿，通周急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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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士农工商，各宜勤俭。……设有不肖子弟弃生业，结匪类，开设赌场，放头网利，致诱子弟破家辱身，殊可痛恨。以后族房长稔知放赌账目，不许取讨，仍令族众赴大宗祠戒饬，令其改过自新，不改者送官究治。除稂莠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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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闺门最宜严肃，男女授受不亲。……设有不幸，帷薄 不修者查确，房长会族众，男重究处，削去生庚；女不论有子、无子，逐回母家。扶风化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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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分家业必令族房长均产业，定公阄，父母毋私所爱，兄弟无专己有，违者罚金充祠。杜竞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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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子孙见尊长，当循循执行，不可居傲鲜腆，以尔、汝相呼，或有过受呵责，不论是非，俱应俯受。如果理是，亦当徐徐白诸尊长，不可使气忿争。……重敬爱也。[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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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只是列举了族房长的主要职权，实际上自然并不局限于此。由于族房长是宗族内部的天然尊长，他们往往只享有权利而不承担义务，因而其特权地位也是特别稳定的。除了族房长之外，依附式宗族中的其他高龄“尊者”，也分别享有某些特权。如云：“寿居五福之先，非可幸获。……六十者，寿胙壹觔；七十者，寿胙贰觔；八十者，寿胙叁觔；九十者，寿胙伍觔；期颐者，寿胙拾觔。所以敬高年、谨尚齿也。”[33]至于宗子或宗孙，一般是由长房长孙担任，其辈分通常低于其他族人。在明清福建，宗子之设未见普及，其主要职能也是局限于在祭祖活动中担任主祭，似无实质性的特权，兹不赘述（参见第五章第一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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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一般包括有科举功名及文武官衔的族人。士绅的特权，主要表现为对宗族事务的参议权，对“书田”等族产的独占权及死后的“入祀”权。依附式宗族中的重大事务，一般均须请本族士绅参与决策，尤其是事涉公庭或族际关系，通常只能由士绅出面周旋。有的宗族甚至规定，祭祖活动只能由正途士绅主持。如云：“主祭必先科甲，次恩、拔、副、岁贡生，次廪、增、附生员中辈行最长者。凡由捐资出身及辈行虽尊尚无衣顶，不许争占。其分献裔孙亦如之。”[34]更为重要的是？宗族内部的各种“成文法”无疑都是由士绅阶层制定的，在很大程度上反映了士绅阶层的价值观念和特殊利益。因此，士绅是依附式宗族中的主要立法者和决策者，或者说是依附式宗族的实际领袖。由于士乃“一族之望”，各族都有培养科举人才的专项费用。如云：“书田，吾族特为设法：一人入泮则专收之，两人则分收之，其或三、四、五、六人则匀派之，新进者即与其班。……若有新登科甲者，停分一载，悉助为盘资。倘前者已往，后者未续，公收存贮，延名师以培后学；俟后学才成，然后再给为膏火。”[35]有些宗族虽然未设“书田”，也把此项费用列入族产的支出预算中。如云：“吾宗祠支派子孙有入泮与补廪者，应给支公项钱四千文；恩、拔、优、岁贡者，应给支公项钱八千文；登科者，值收宗祠烝尝公项一载；登甲者倍之。授例纳监者，不在此例。”[36]此外，依附式宗族中的“贵者”，照例可以入祠受祭，甚至可以荣及父祖。福州《三山叶氏祠录》的《入祀条例》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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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科甲出身，登仕版者或未登仕版举孝廉、副、优、拔，凡列榜者，本身并其父入祀；除加衔、加级不计外，实官至二、三品者，其祖并入祀；至一品者，其曾祖并入祀；遵朝典封赠一代、二代、三代之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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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不由科甲出身，或军功议叙、或援例纳粟，外官道、府、同、通、州、县已补缺或署任者，京官六部主事、员外、郎中已补缺者，本身并其父入祀；除加衔、加级不计外，实官至二、三品者，其祖并入祀；至一品者，其曾祖并入祀，如科甲出身之例。其京、外各杂官，虽得缺不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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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恩贡，廪、增、附生员，或军功议叙，或援例纳粟官儒学训导，已补缺或署任者，并其父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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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由武进士出身者，如文科甲例，武职、行伍并重；除加衔、加级及候补人员不计外，实任至游击以上者，本身并其父入祀；至总兵者，其祖并入祀；至提督者，其曾祖并入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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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岁、恩贡，廪、增、附生员，年七十岁以上者，无论已邀、未邀钦赏，均入祀，木主内直书明年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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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氏宗族的上述规定，充分地体现了士绅阶层的等级特权。这是因为，在祠堂中设立牌位，由全体族人共同奉祀，是依附式宗族中至高无上的礼遇和特权，各族对此均有严格的限制。叶氏在制定《入祀条例》时，对此有一概括的说明，其略云：“吾祠为宫詹公而建，申公一世则七房所自衍，昌公一世则二十五房所自衍，皆立主无待议。昌公以下，子姓繁多，（若）一概置主，龛位既虑难容，盛典亦邻于亵，其不能不加区别者，理也，势也。查侯官林氏、螺江陈氏两祠，凡族人之得设主入祀者，均以膺官爵、登科甲为断，所以昭限制，示鼓励也。其德行之选，必受朝廷旌奖，如孝友、忠义、节烈，显有实迹者，则不论官爵、科第皆祀，所以重品谊，防冒滥也。至于议年、议功，或并行并举。历考成矩，莫不皆然。”[37]这就是说，除了族人的共同祖先之外，只有受朝廷旌奖的有德者及高寿和有功的族人，才可以入祠奉祀。在叶氏族内，“议年”的条件为“年享期颐（百岁），例应咨请建坊者”，而“议功”的条件为“捐置祭产、祭田银数至壹千两以上者”。至于其他族人，一般只许“入主附祀”，其条件是“交喜金壹拾千文以充公款”[38]。由此可见，士绅阶层在依附式宗族中的特权地位，是其他族人所难以比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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经理、董事之类的专职管理人员，一般必须由宗族内部的“富者”及“贤者”担任。如《三山叶氏祠录》云：“本祠总经理，宜选择端正。族房（长）、祠绅随时公举，惟孝悌、慈爱并殷殖者克膺其任。……孝悌者则不忍觊觎祠银，慈爱者则不敢妄耗祠银，殷殖者则不至吞噬祠银。经举者不得推诿。”[39]此类管理人员的职责，主要是管理族产及承办公务，其内部通常又有所分工。如云：“递年值轮正董一人、副董一人，一收发款目，一办理事件。由族中酌举勤慎者十余人，派定轮值，其未经举派者不能一概备轮。”[40]由于专职管理人员控制着依附式宗族的财政大权，因而此类人选备受重视。有些宗族规定，对族产的管理人员必须实行担保制度，由保人与管理者共同承担经济责任。如云：“公举理公项之人，必令仁、义两房内家业颇丰者数人主举，毋许贫寒者干预以及执私见者阻挠。举定之时，即令主举之人写立保字，亲加画押为据。如主举不实，致日后有侵吞、亏空情弊，许众子孙勒令主举之人赔补。其主举之保字，俟所举承管之人接办交代后，委无侵亏各弊，始行给还抹消。”[41]尽管各族的管理人员都以“殷实”“贤能”见称，而且在管理过程中还要受到各方面的制约，但却往往把族产视为利薮，极尽巧取豪夺之能事。浦城县《周氏族谱》记载：“慨自同治六年修祠告竣，族议三乐、三畏殷实可恃，遂将祠租举之管理，储为修谱需用。今岁纂修家乘，非特缘捐不缴，且吞兴祠租数十载，瘠祖肥己。”周三乐之流的劣迹，可谓豪夺之一例。顺昌县上洋谢氏的“司理祠内公项者”，则全凭巧取谋利。试见清同治四年的《上洋祠堂合同议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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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略）本年二月初六日，祖父瑶亭公派下仁、义两房众子孙佥议：“以前原立定章，限期每年正月初四日，司理祠内公项者齐集仁、义两房（子孙），核算存支公款有无赢余，填簿尽押，以杜侵蚀。查自道光十七年公算以后，寖不公算。以前簿载祠内公产出息，除开销外，每年可余钱数百余千。迄今二十余载未算，急应集祠公算归款。”等情。质之司理公项之寿臣，据称：“咸丰八年，长发逆匪攻陷上洋，杀人、放火、掳掠，存支各簿并契券尽失。……”查发逆退后，寿臣曾寻获原遗产字据一箱，何以匿不首先吐明？迨至众论腾沸，指攻获箱，始认交出。其颟顸朦胧，弊可概见。……兹同公亲公议，令寿臣酌捐己田入祠示罚，以昭炯戒。寿臣亦踊跃乐捐，知过能改，尚属可嘉。除由咸丰八年起，以前账据既被发逆冒失，无所稽考，概准抹销，无庸议外，惟祠内公业自不应永听失迷，令仁、义两房公同访查务获，仍归入祠掌管。果属寿臣冒侵，确有实据，自应查照冒侵数目加倍重罚；如无其事，应无庸议。……现在寿臣承办公项有年熟手，仍令勤慎司理，毋庸议更其管理。（余略）[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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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公业”一旦为管理人员所把持，则无异于私产。值得注意的是，谢寿臣的劣迹虽然已被揭露，却又因其“承办公项有年熟手，仍令勤慎司理”。这就表明，在依附式宗族中，此类管理人员的特权地位也是相当稳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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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中的“富者”和“贤者”，除了担任专职管理人员之外，还可以通过其他途径谋取某些特权。依附式宗族中的族产，绝大多数来自“饶财乐助者”的捐献。一般说来，族人在捐献族产之后，即可相应获得某些特权。清嘉庆元年，建阳县书林余氏祠堂“因祖遗田塅不给烝尝”，募集“缘首”42家捐资增置祭田，并声明：“阖族公议，奈本祠裔孙惟此四十二家颇堪题捐，因各捐出洋银五两正，交入祠内值首置买粮田以扩烝尝。递年冬祭日，务请缘首助祭饮福，世沾祖惠，以表微劳。”至道光十七年，余氏因“各项杂款尚难支持”，又再次募集“缘首”24名，“每名捐洋番十元置买田塅，以便修辑祠宇，余好加增产亩以扩烝尝”，其代价同样是每年“务请缘首助祭、饮福，世沾祖惠”[43]。在依附式宗族中，最有效的集资方式是扩大“入祠附祀”的范围，向送祖先牌位入祠的族人征收“神主钱”。族人送牌位入祠之后，一般即可依照定额参加“分胙”或“饮福”。如云：“先年入祠配享各公，共贰百玖拾贰位，于秋祭之日，每位颁胙半斤。”[44]有的宗族甚至直接以“纳胙”为名，在宗族内部募集捐款。建阳县《后举平氏族谱》记载：“康熙二十九年，十世孙国仁、国咏等接司祠事，慨然以修理为己任。……然年岁不登，繁费萧然，缘集众公议，顿开纳胙之例。一时乐捐之士，乐位二人、御位一十二人、数位四人，所纳银多寡既殊，颁胙亦自一石、二石有差。”[45]在此情况下，向祠堂捐款实际上是一种投资。由于此类权益可以世代相承，其派下子孙对族产也就持有某种特殊的支配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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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附式宗族形成之初，普通族人尚可参加“颁胙”“饮福”之类的权益分配，然而，随着宗族成员的不断增多，普通族人的此类权利往往逐渐被剥夺。浦城县东海徐氏的《前街伏元公祠祭典》规定：“祠内出产无多，颁胙良难遍给，惟有职事者理应受胙。”[46]瓯宁县屯山祖氏《新立丽南公祭簿序》规定：“只理事者自己致祭、算账、饮福，不必充丁颁胙。”[47]此外，绝大多数宗族规定，凡是违背族规的族人，一律不许参加“颁胙”和“饮福”。如果只是从经济利益考虑，依附式宗族给予普通族人的最大实惠，可能莫过于“济困扶危”，而这正是前人称颂宗族组织的主要原因之一。但在实际上，依附式宗族对于族人的救济作用是很微弱的，不宜过于夸大。例如，建阳县傅氏宗族规定：“一、本族有疾病无力求医者，随宜给以药资。一、本族有鳏寡孤独者，岁赠银三钱正。一、本族凡有丧者，赙钱一钱；贫而无棺者，必全给棺木以葬之；或有妻子兄弟贫而营办艰难者，助银五钱以上。”[48]像这种每次仅有数钱银子的救济款，只能是象征性的，无异于杯水车薪。一般说来，依附式宗族的族产收益，主要不是用于救济贫穷族人，而是用于祭祖活动、培养科举人才及其他公共事务。在明清福建的族产中，祭田、书田及役田为数最多，而“赡族义田”却十分少见，其原因即在于此。[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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