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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人胜公子孙同曾侄孙礼崇公子孙御祖、洪生、熊云、中彦、雄彦、一彦、圣乾、微耀等，为本乡之水口新起公平墟，老少欢悦，俱各齐心踊跃，各出自己粮田以作墟场，共建造店宇并小庄，皆照八股均派。胜公房墟基使用俱出祠内公项，礼崇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四公合成一半，胜公一半。自后每年将公平墟税当作八股收税，胜公房收墟税四股，礼崇公众房亦收四股，其年二房每收一半。至递年收墟税，公议胜公房择知事者四人，礼崇公房择知事者四人。至临收租之期，务要知会八人，同往均收均分，毋得越议，一二人专擅。恐口无凭，立合同字，各付一纸，永远为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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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四十四年六月廿三日，立合同人胜公、崇公子孙同立。[6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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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足乡邹氏定居于南宋，至明初分为叶胜、定敷二房。[64]上引《合同》中的“胜公子孙”，即长房叶胜派下子孙；“礼崇公”为定敷四世孙，“雄公”为“礼崇公”之子，“希孟公”为“雄公”之孙；“永生公”世系不明，但无疑也是“礼崇公”子孙。乾隆二十一年，长房叶胜子孙“建私祠于桥下”，而次房定敷子孙则迟至乾隆五十九年始议创建“私祠”[65]。因此，在乾隆四十四年建墟之际，“胜公”子孙已形成依附式宗族，而“礼崇公、雄公、希孟公、永生公四公”则分别代表4个相对独立的继承式宗族。这些不同层次及不同性质的宗族组织，在建墟的过程中分别以股东的身份进行投资，共同构成了以建墟《合同》为基础的合同式宗族。其基本结构如下图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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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图中，虚线表明以“定敷公”为核心的宗族组织尚未形成，因而其派下子孙只能以4个相对独立的继承式宗族参加建墟活动，与“叶胜公”子孙共同组成合同式宗族。此后，由于“定敷公”派下增加了新的股东，这一合同式宗族的构成又发生了变化。据记载：“至乾隆壬子（五十七年）、之春，阖族佥议于公平圩建造天后宫，我（礼崇派下）四公子孙邀礼衡公子孙入圩，叩之即欣然乐从。则我四公开墟前用之项，照依五股派还四公，自得当众交讫。嗣后公平圩圩场圩租，胜公子孙分收圩租一半，敷公房礼崇公房、礼衡公房、雄公、希孟公、永生公五公子孙分收圩租一半。前后立有合同，大簿载明，付执永为凭据。”[66]在此情况下，与“公平圩”有关的合同式宗族，共包括6个基本成员，其中1个为依附式宗族，其余5个为继承式宗族。这些基本成员之间的权利和义务关系，取决于各自所持有的股份，并依据有关合同而得以确认。在邹氏族内，还有一些其他名目的合同式宗族，大多是由少数族人合股而成的。如天后宫的“龙翔会”，专门为“递年三月恭祝天上圣母娘娘千秋”而设，“共四十八人，分为四会，当日每人出大番二元”。该会采取轮流值年管理的办法，有相当严密的组织形式。据记载：“众议，将出银自一会领起，交至二会、三会、四会，轮流生息，周而复始。存至嘉庆十七年，本利大番五百零六元。原额日后倘有会内要拆回者，只许领回本大番二元。”嘉庆十七年后，该会用契价495元买田三处，仍分四班“轮流耕作”，并规定：“临值之班无人耕作，准与各会耕作；再或通班无人耕作，与会外人耕作；限十二月初十日交清田钱。倘或不清，即与各班或外班有钱者耕作，毋得异说。”[67]此类组织如能长期稳定发展，其基本成员势必演变为若干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如邹氏族内有“关帝案田”二处，“其田钱除完钱粮本仓外，仍剩之钱以作礼衡公房、礼升公房、俊公房、杰公房、震孟公房、望鲁公房、中原公房当日入会曾题捐者后裔四年出案一次用费”[68]。由此可见，无论合同式宗族的最初组织形式如何，在经过若干代的持续发展之后，都必然成为若干继承式宗族或依附式宗族的联合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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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合同式宗族只注重族人之间的互利关系，而不注重族人之间的血缘关系及地缘关系，因而是宗族内部最为灵活的一种组织形式，在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得到了广泛的发展。以连城县《童氏族谱》的记载为例，共有下列合同式宗族组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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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始祖墓“春祭烝尝会”，创始于清康熙十八年，成员60人，“各出资五分”，后“买田十二亩，租百元”，分3班轮流办祭。[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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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始祖墓“秋祭烝尝会”，创始年代不明（康熙十八年以前），成员16人，置租数十桶，分8班轮流办祭。[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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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始祖祠元宵“庆灯嘉会”，创始年代不详（乾隆三十八年以前），成员27人，置店房二植收租，分9班轮值。[7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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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始祖祠“土地会”，创始于乾隆二十三年，成员21人，“各出贵子谷二桶”，后“创置田租十九担一箩”，分7班轮流办祭。[7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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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二世祖墓春秋“烝尝会”（文会），创始于雍正八年，成员26人，“以历年贵子（谷）积置”田租20担，“后将田租改置店一间，递年收租钱十五千文，又置典租五十桶”，不分班次。[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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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五世祖上街分祠“灯会”，创始于康熙二十年，原有成员7人，“各出谷二桶，交任昌久、士玉二人生放子息，置买田产，为历年元宵设祭、庆灯于祖庙”，后增至14人，分7班轮值。[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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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七世祖慎斋祠“拜图社”，创始年代不明，成员49人，置田租49桶，分7班轮流办祭。[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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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慎斋祠“尚义社”，创始于咸丰年间，成员58人，置店三植，“共纳租钱二十千七百文”，又“典租45桶”。每年除支付地基租钱及文武乡试“卷资”四千文外，“冬至前一日祠内致祭，照簿颁胙”[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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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八世祖子侣祠“清明社”（善社），创始年代及成员人数不详，“每届春秋荐本房之血食，喜之者令尚义捐资而惠遍亲疏，赖众力营谋置产”，每年照题捐名次“凭签颁胙”[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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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子侣祠“义仓社”，创始于同治十二年，成员132人，共捐谷近千桶，“岁逢夏季则粜出，秋获则上还”，每年公举“经理”4人。[7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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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子侣祠“花灯社”，创始年代不详，成员36人，置有田园收租，分4班轮值。[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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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十一世祖世松“尝田会”，创始于道光三年，成员25人，“约递年各捐谷一桶，有添丁者增贵子谷一桶”，不分班次。[8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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连城童氏的上述合同式宗族组织，大多是由族内士绅阶层组成的，这可能与依附式宗族的规模较大而功能又不够完备有关。据清初童氏族人的《义起祭始祖序》记载：“自始祖讳十三郎府君历传至纲等，盖十有六世。初合族禴祠，靡不诣坟展拜。嗣族众渐繁，祭始祖者各分班次，班外不与。以故登坟而祭者，止见该班为首之辈，至有绅衿子姓未列班次，毕世不识祖坟何所者。……因聚族同志之绅衿而谋之，约以八月朔各抽分金，以供秋祀，供事者必亲躬祭扫。”其《义起二世祖静斋公烝尝记》亦云：“因念吾家理学名世，开其统者实始自二世静斋公。……后葬于白坑，烝尝不给，岁修祀事惟烝首数十人。其路远雨泞，或不成礼。予辈得与于斯文，可不念厥始欤？众皆日诺，于是敛资办祭。”至于元宵庆灯、六月祭土地、春秋祭“失嗣之宗亲”及资助“文武乡试卷资”、设义仓以平粜等，这些原来都是依附式宗族所应当承担的职能，而在童氏族内却必须由合同式宗族承担。实际上，就连童氏族内的大小祠堂，往往也是按股集资修建的，具有合同式宗族的某些特征。如康熙三十二年重建始祖祠，共募集“元孙”123人捐资，“各出银二两正”[81]；康熙二十二年重建上街分祠，共募集“众子姓”60余人，“各出银三两”[82]；道光七年修建子侣祠，共有“首事、督工”244人[83]。这些曾经为建祠而捐资及担任“首事、督工”的族人，可以按既定份额领取“报功”胙肉，其子孙对此项权利亦可世代相承，甚至可以按份“出顶”。例如，康熙三十二年捐资重建始祖祠的123人中，至民国年间已有22人“出顶”[84]。这就表明，童氏的依附式宗族是不健全的，或者说是不完善的，因而合同式宗族也就成为族人必不可少的组织形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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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依附式宗族尚未形成或濒临解体之际，合同式宗族一般是聚居宗族中规模最大的宗族组织，并可代行依附式宗族的某些职能。如瓯宁县璜溪葛氏，自元末定居之后，至清末仍未形成统一的依附式宗族，各种规模较大的祭祖活动历来都是由合同式宗族组织举办的。其《一至五世祖公共烝尝条规》记云：“吾祖平心为善，不但不厚积产业以遗子孙，并烝尝亦不自置。后世裔孙念鞠育之功，追报本之思，爰集同人一百一十九名，鸠集祭资购置田塅，以为历年致祭之费。……后起者因亦观感而另集一班。”[85]这些依据股份而组成的祭祖组织，一般都具有严格的排他性，但有时亦可吸收其他族人参加。葛氏《六世祖佛童公祭序》云：“本祭原系与祖增光，集股而成。其先祖未增集股者，每有向隅之叹。……其先未曾集股、今有志与祭者，每股须充入小洋二十五角，始符公份。”[86]在此情况下，原来的合同式宗族可以不断地得到扩充，并逐步向依附式宗族过渡（详见第四章）。与此相反，有些依附式宗族虽已形成，但由于某些原因而趋于解体，则有可能为合同式宗族所取代。建阳县考亭陈氏于元代创立一座坟祠，“更置田山”，招僧住守。至明万历九年，被“刁恶道人”指为官庵，后经陈氏族人呈控，由本县断还，“听从陈氏另行朱明福、郑志同管守坟”。在此过程中，祠产的所有权归属已发生变化。如云：“前已公议，出银构讼者，则有收其祭租；未出财力者，永无伊收，各不相干。其中费尽赀资艰辛者，仅有二十九位。而以额例，其祠租苗不拘房次排收，但论此二十九股排收，永为定例。”[87]浦城县占氏原有“元善公墓田”计租50担，后被族人盗卖，乾隆时历经呈控，“断令备价赎回归祭”，而“祠内又无公款，致耽搁五十余载，田悬未赎”。清嘉庆二十一年，“以田未赎回，祭资无出，于是邀集族众四十人，分为仁、义、礼、智、信五班，每班八人，值管一年。将递年租息所出，于冬至日备办祭品，恭祀列祖列宗，各子孙馂余颁胙。除办祭完粮外，若有余款，四十人均分，名曰冬至会。立定章程，颁给号簿，行之已七十余年矣”[88]。以上各例表明，在聚居宗族中，依附式宗族和合同式宗族往往具有类似的职能，因而是可以相互替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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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福建各地的散居宗族，一般都是合同式宗族。这是因为，在散居各地的族人之间，既不存在共同的地缘关系，也不具备可靠的继嗣关系，因而利益关系也就成为联结族人的唯一纽带。例如，连城县文川桥、杨家坊等地的李氏族人，曾先后在本县及汀州府城和福州省城“同祠合祭”，其有关权利及义务都是按股份分配的，并以“合同”的形式加以确认。试见清康熙十五年的《子园公、子荣公两房合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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立合同城南李氏世孙，为同祠合祭，议定祀典事。我始祖十七郎公，由宋代来居连城，传至五世祖，子园公、子荣公兄弟生焉。子园公世居城南文川桥下，历传至八世祖，兄弟三人：宗政公、宗闰公、宗志公，子孙得以滋盛，始分为三大房也。卜地狮子坪建祠，崇祀先祖，轮奂壮观，置立祀田以供春秋二祭，是皆子园公之子孙三房义举也。子荣公迁居杨家坊，递传子孙，亦称为连之望族，即其本地亦建有祖祠，立有祀田，以供祭祀。因先年兄弟异居，虽共属本县，地之相去八十里。虽则分祠各祭，而子孙宗族凡有遇会遭逢，总之不忘本支至意，犹是尊尊亲亲，昭穆不爽。今子荣公之子孙卜吉诣祠，会集三房相议，将子荣公神主送入文川桥下祖祠，兄弟合祭，共祀列祖，仍将八世祖元贵公神主与宗政三公之神主同立。此诚宗族萃亨，没者安而生者顺，千秋盛举也。但合祠必首重祀典，而祭仪不可不与三房预为定计。今合子园、子荣二公之子孙，则为二大房，而权宜定例，则以八世祖之兄弟四人子孙分作四房，轮流值祭，递为祭主。丙辰春秋定例，每岁春祭用清明，秋用七月十四，凡办祭仪并设席颁胙等项，作四房轮流，每四年一次，上下相承，周而复始。（余略）[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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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文川桥李氏和杨家坊李氏分属于五世祖“子园公”和“子荣公”的派下子孙。按照常理，他们在“同祠合祭”时应当分为两房轮流主祭，但实际上他们却“权宜定例”，以八世祖四兄弟的名义分为四房轮祭。之所以如此，是由于他们商定的权利及义务关系为三比一。所谓五世祖分为两房及八世祖分为四房之类的说法，可能都是凭空杜撰的，因为文川桥李氏从明代至民国年间曾七次修谱，却从未与杨家坊李氏合修族谱。在文川桥李氏的早期修谱序言、凡例及祠堂记之类的文献中，对历代分支及族人的迁徙情况记述颇详，也从未提及杨家坊李氏。因此，两地李氏族人的“同祠合祭”之举，只是为了某种现实利益而达成的联盟，而不是以共同的继嗣关系为依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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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隆十八年，文川桥李氏与杨家坊李氏再次联合投资，在汀州府城建成了公共祠堂。此举最初是由李氏士绅发起的，其目的主要是为本族士人赴府应试提供寓所，同时也为其他族人往来府城提供方便。据乾隆十六年的《建置鄞江祖祠序》记载：“庚午冬，鄞江许友淮奇造连，告以福址。询其氏，出之余姓也；商其值，可八百余金。岁辛未，我族诸人临汀应试，旋即接踵往观风龙脉络……深三栋，旁屋二十余间，上有书房，余地尚宽，有园有井，而且门第两边有店收息，可办祭仪。诸族彦试回……爰集族众商酌营试，议将祖祠尝银倡捐三百金，其余资费仍须众力共勷。凡我子姓，无论去世生存，均宜配享，每名助钱一千二百文。以一至百，众擎易举，大事可成。匪特寒士应试获宁处之乐，即族姓平日往来亦得安居之便。”[90]此祠建成之后，两地李氏族人又立了一件《和议合同》，重新确认各自的权利与义务。其略云：“上下使用，共用银一千二百两。兹集城南祠中告祖权酌，两房作四分匀派，有（由）子园公房出银九百两，有（由）子荣公房出银三百两。……而配享名数务照四份均列，园公房三份该列三百三十名，荣公房一份该列一百一十名。至四百四十名外，倘续加配享者，每名出纹银一十二两，交两房众收，以供郡祠公用。其祠中房屋，遇考试之期亦照四份均分寄寓。自是，县祠则恪遵旧列（例）权宜轮祭，府祠则万代凛遵新规，竭诚其事。”[91]在这里，对“县祠”和“郡祠”的规则作了明确的区分。这是因为，“县祠”原来是属于文川桥李氏的，杨家坊李氏只是参加“轮祭”，并不拥有产权，而“郡祠”则是两地族人共同投资创建的，因而其产权也按投资比例分属于两地族人。此外，“郡祠”的共有者名义上是以“房”为单位，实际上却是各房所属的“配享”牌位，因为其经费主要是按牌位题捐的。对于未曾题捐的族人来说，自然也不得分享有关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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