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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淳化间，后埭长史缓公婆夫人余氏，新创崇圣庵诸刹，又舍南寺前后等处田数段，及平洋墓前山林一派，付与僧充柴薪之用，递年该产钱二百三十四贯。入庵而后，子孙不许侵渔，寺僧亦不许盗献豪门，谨疏。[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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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的所谓“崇圣庵”，原是郑氏的“小书堂”，附近有“祖坟一十二丘”，实际上就是郑氏的坟庵。元至正十三年（1353）的《南湖山郑氏祠堂记》称：“后埭侍御史伯玉公、祖母余氏创庵，即崇圣庵，又割田若干段。每遇岁时享祀、祖忌、中元，释氏备礼物，子孙拜谒，款纳如约不替。”[20]这种专门为祭祖护墓而设的坟庵，受到了家族的严密控制，其实也是一种族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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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宋后期，由于寺院经济日趋衰落，莆田的世家大族往往直接介入寺院的经营管理，使寺院反而依附于世家大族。南宋咸淳元年（1265）的《荐福院方氏祠堂记》，集中地反映了宋代莆田世家大族与寺院关系的演变过程，兹摘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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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入莆始祖］长官尝欲营精舍以奉先合族而未果，六子水部员外郎仁逸、秘书少监仁岳、著作郎仁瑞、大理司直仁逊、礼部郎中仁载、正字仁远，协力以成父志，请隙地于官，买南寺某司业圃以益之，于是荐福始有院。既共施宝石全庄田三十石种，又施南箕田七石种、南门田三石种，秘监也；施漈上田三石种，正字也；施濠浦田十石种，礼部也；增景祥横圳田六石种，僧祖叔住山有麟也；计种五十有九石，产钱七贯二百六十五文，于是荐福始有田。见于莆田令尹吕承佑之记。旧祠长史、中丞、长官三世及六房始祖于法堂，遇中丞祖妣、长官祖二妣忌则追严，中元盂兰则合祭，六房之后各来瞻敬，集者数千人。自创院逾三百年，香火如一日，后稍衰落，赖宝谟公、忠惠公后先扶持而复振。至景定庚申，院贫屋老，赋急债重，主僧宝熏计无所出，将委之而逃。忠惠子寺丞君悯七祖垂垂废祀，慨然出私钱输官平债，经理两年，铢寸累积，一新门庑殿堂。乃帅宗族白于郡曰：“郡计取办僧刹，久矣。新住持纳助军钱十分，满十年换帖者亦如之。问助军多寡，未尝问僧污洁，刹乌得不坏？愿令本院岁纳助军一分，岁首输官，主僧许本宗官高者选举。”又曰：“院以葺理而兴，以科敷而废。今后除圣节大礼、二税、免丁、醋息、坑冶、米面、船甲、翎毛、知通仪从悉从古例输送，惟诸色泛敷如修造司需求、赔补僧正偕脚试案等，官司所济无几，小院被累无穷，并乞蠲免。”郡照所陈给据，仍申漕台、礼部，礼部亦从申，符下郡、县。乃念于广族曰：“南山，祝圣道场也。岁满散日，族之命士有随班佛殿而不诣祠者。自今助香毕，并拜祠饮福，院办面饭，并劳仆夫。又灵隐金紫墓，昔拘蒸尝份数，命士、举人、监学生多不预祭。自今省谒，院办酒食，请众拜扫，内赴官入京者免分胙。”众议曰：“宜著为规约，愿世守之。”[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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方氏第二代六兄弟，“皆仕于闽”，可见荐福院创建于五代时期。宋代方氏为莆田“甲族”，而荐福院在方氏的支持下也长盛不衰。因此，从五代至南宋末年，方氏都以荐福院为全体族人的祭祖场所，历时300多年而“香火如一日”。然而，南宋后期对寺院的各种苛派，使荐福院濒于破产，只能依赖于方氏家族的救助和监管，逐渐失去了独立性。此后，由于方氏祠堂一度外移，南山荐福院也就不复存在了。明万历年间（1573—1619）的《重建南山荐福祠碑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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考吾宗入莆千祀，而是祠亦八百余年矣。载观郡中梵刹之有乡先生祠，多缘寺而起，独南山迤西之荐福，则因吾祠而名。……胜国兵燹，洊罹板荡。皇朝洪武丙子，移建追远堂于古堂巷中，此地寖鞠莱草芗。给谏万有公叙谱，曾致慨之。尚祖际万历庚戌，遍核圭田，力清出故址。……于是饬材鸠工，征役于戊寅冬，告成于辛巳秋。……虞物力之未副，不图顿还旧观。[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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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明代方氏族人的心目中，似乎荐福院自古就是为方氏祠堂而建的。因此，在明初移建方氏祠堂之后，荐福院也就没有重建的必要了。万历年间虽然在故址重建方氏祠堂，但也“不图顿还旧观”，实际上已经完全取代了荐福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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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时期，莆田有些宗族的祠堂还设在寺院中，但这种祠堂通常是由宗族自行管理的，寺院与宗族的关系已经完全颠倒过来。例如，清末编纂的《延寿徐氏族谱》记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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景祥祠，在郡城西北……密迩故居延寿地。唐中秘公捐资创景祥寺，仍舍田七余顷，以充香灯需。至宋，大魁尚书铎公复整本寺，增租二顷。僧德之，立祠祀二公为檀越主，榜曰“唐宋二状元祠”。嗣是，朝奉公喆甫、崇仪公可珍叠加修葺。……国朝初年，本祠复圮，寺僧潜筑土楼，只存先影于楼上。康熙丁酉岁，仙溪房朝议大夫万安公与莆诸生成章、蜚英、良翰辈，削平寨楼，倡族复重建之。乾隆庚辰秋，仙溪临谒本祠，见规模狭隘，与侄大任、大业、大瑞、大源添盖本祠后座。……又念本寺为世祖创建之地，日久倾颓，因为之捐资鼎建重新云。[2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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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的景祥寺与景祥祠虽然同时并存，但徐氏族人已俨然以主人自居，寺僧只是徐氏宗族的附庸。这种反客为主的现象，早在宋元之际已见端倪。元至正六年（1346），徐氏族人在《重修景祥徐氏祠堂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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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考，家有庙，祭有田，古制也。近世巨室舍田创寺，主檀越祠，制虽非古，然报本始，昭不忘，一也。……宋季科征取给于寺，景祥遂而不支，惟佛殿、公祠独存。咸淳时，司干端衡公请于郡，允抽园租，充时思用。未几，被僧元规罔恤香火，以坟山为己业。高大父朝奉喆甫公执券证，乃白。继是则殿圮矣，仅遗法堂、公祠。余本房诸父、昆弟恻然于怀，谓家毡犹旧，而庙貌宜新也；念瓜瓞既绵，而祭田不容俭也。于是重绘先影，增置圭租，使祖宗数百年之盛事复见于今日，岂不伟哉？[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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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时期徐氏对景祥寺的控制，首先是从争夺产权开始的，其次又通过重修祠堂，确立了徐氏宗族在景祥寺中的主导地位。值得注意的是，徐氏族人为了寻求理论依据，竟把寺院中的檀越祠等同于家庙。这就表明，宋元之际的寺院与宗族之争，实际上也是佛教与儒教之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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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历史上的佛教寺院，曾经为祭祖活动和宗族的发展提供了合法的外衣，因而也得到了世家大族的大力支持。然而，到了宋代以后，民间的祭祖活动日益趋于合法化，祠堂逐渐脱离了寺院系统，宗族与寺院也就分道扬镳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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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三、宋明理学与宗族祠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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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以后宗族组织的发展，与程朱理学的传播密切相关。程朱理学形成于两宋之际，南宋时期以福建为传播中心，对莆田士大夫有深远影响。南宋初期的莆田理学家林光朝等，在理学传播史上据有重要地位。林光朝字谦之，号艾轩，早年游学河南，师承洛学，后回乡创办“红泉书院”，传授理学，开创了“红泉学派”。南宋淳熙九年（1182），莆田士绅请立“艾轩祠堂”，在呈词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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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虽小垒，儒风特盛。自绍兴以来四五十年，士知洛学，而以行义修饰闻于乡者，艾轩林先生实作成之也。先生学通六经，旁贯百氏。早游上庠，已而思亲还里，开门教授。四方之士抠衣从学者，岁率数百人，其取巍科、登显仕甚众。先生之为人，以身为律，以道德为权舆，不专习词章为进取计也。其出入起居、语言问对，无非率礼蹈义。士者化之，间有经行井邑，而衣冠肃然，有不可犯之色。人虽不识，望之知其为艾轩弟子也。莆之士风一变，岂无所自？[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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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光朝之后，由门徒林亦之（号网山）、陈藻（号乐轩）相继主持红泉书院，他们也是南宋福建著名的理学家。淳祐四年（1244），陈藻的学生林希逸为兴化知军，倡建“城山三先生祠”，他对这些理学家有如下评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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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先生之学，自南渡后。周、程中歇，朱、张未起，以经、行倡东南，使诸生涵泳体践，知天道不在于训诂者，自艾轩始。疑洛学不好文词，汉儒未达性命，使诸生融液通贯，知天道不在文章之外者，自网山、乐轩始。盖网山论著酷似艾轩，虽精识不能辩；乐轩加雄放焉。其卫吾道、辟异端甚严，尝铭某人曰：“佛入中原祭礼荒，胡僧奏乐孤子忙。”里人化之。使网山、乐轩而用于世，所立岂在乐轩下哉！[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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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上所述，在程朱理学的传播过程中，“红泉学派”发挥了承上启下的作用，而且不断有所发展。林光朝的讲学活动略早于朱熹，而林亦之、陈藻与朱熹为同时代人。他们的学术渊源相近，都致力于推行礼教秩序，尤其注重祭祖礼仪。不过，由于“红泉学派”重讲学而不重著述，对后世的影响力也就不如朱熹。南宋后期，朱熹声名日著，在莆田也有广泛影响。嘉定十三年（1220），莆田县学创立“朱文公祠堂”，朱熹的及门弟子陈宓在碑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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先生所著书数十种，而尤切于世教者曰《大学中庸章句或问》《语孟集注》《近思录》《家礼》《小学》，家传而人诵之。莆虽蕞尔邑，昔称“士乡”。先生初仕于泉，及淳熙间凡三至焉，趋风承教之士不少。先生殁廿二年矣，前辈往往凋谢，晚生益知向慕。校官陈君汲，既刊前诸书以惠后学矣，谓诵其书不知其人，可乎？于是，即学宫而祠之。[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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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宋之际，由于程朱理学的发展与传播，促成了民间祭祖礼仪的改革，逐渐形成了“庶民化”的宗法伦理。[28]这是因为，程朱理学注重礼教秩序，试图通过改革祭礼达到“敬宗收族”的目的，以抵御佛、道二教对民间社会的影响。程颐认为：“天子至于庶人，五服不异，祭亦如之。”因此，他主张废除祭祖礼仪的等级差别，使贵族和庶民都可以奉祀五代之内的祖先。他还提出，自高祖以上至于始祖，虽然在五服之外，也应当每年一祭，以示慎终追远。[29]在此基础上，朱熹进一步提出：“君子将营室，先立祠堂于正寝之东，为四龛，以奉先世神主。”他所设计的这种“祠堂”，可以同时奉祀自高祖以下的四代祖先，实际上就是把“小宗”之祭推广于民间。至于祭祀始祖及四代以上的先祖，朱熹认为：“此二祭古无此礼，伊川以义起，某觉得僭。”但他又说，为祠堂而设置的祭田，“亲尽则以为墓田，宗子主之，以给祭用”。这就是说，对五代以上的祖先，虽然不得在祠堂中奉祀，但仍可举行墓祭活动。[30]由于程颐和朱熹的祭礼改革“不用王制，以义起之”，突破了儒学经典和朝廷礼制的等级界限，为民间的祭祖活动和宗族发展提供了理论依据。然而，由于宋儒过于注重大、小宗之别，对宗族的发展也有不利的影响。因此，在宋以后宗族组织的发展进程中，又不断对祭祖礼仪进行创新和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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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莆田已有专门为祭祖而建的“家庙”或“祠堂”，但由于受到祭祖代数的限制，难以持续发展。南宋庆元二年（1196），朱熹在《唐桂州刺史封开国公谥忠义黄公祠堂记》中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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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明皇时，桂州刺史忠义公岸，偕其子谣为闽县令，始迁于莆涵江居焉。刺史六世孙校书郎，偕其孙奉礼郎文惠，孝心克笃，爰构家庙，未既而卒。其孙世规，以国子司业赠朝议大夫，于明道元年命工营建，榜曰“黄氏祠堂”，定祭田以供祀典，未备复卒。世规孙彦辉，历官潮州通判，捐俸新之。前堂后寝，焕然有伦；昭穆尊卑，秩然有序；禴祀烝尝，孔惠孔时。盖有效于司马君实、欧阳永叔氏家庙之意也。则是祠堂之所由立者，三公厥功伟哉！然尝伏思之，世患无祠堂耳，而世之有者，创于一世，不二世沦没者多矣。呜呼！良可悲也。如黄氏祠堂而创续于祖孙若是，此士大夫家孙子之所难也。然熹又有说焉。创之者尔祖耳，后之人可无念尔祖乎？然念之者无他，祖庙修，朔望参，时食荐，辰忌祭；云礽千亿，敦睦相传于不朽云。[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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