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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请参见拙文：《试论闽北乡族地主经济的形态与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5（4）；《清代台湾的合股经营》，载《台湾研究集刊》，1987（3）；《明清福建沿海农田水利制度与乡族组织》，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7（4）；《明清闽北乡族地区经济的发展》，见傅衣凌、杨国桢主编：《明清福建社会与乡村经济》；《清代台湾乡族组织的共有经济》，载《台湾研究集刊》，1988（2）；《明以后闽北乡族土地的所有权形态》，见《平准学刊》第5辑上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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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傅衣凌：《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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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卷，174页，北京，人民出版社，195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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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参见摩尔根：《古代社会》，218页，上海，商务印书馆，19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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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 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载《中国社会经济史研究》198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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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附录一 莆田平原的宗族与宗教[1]——历代碑铭解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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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前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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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中国社会文化史研究中，宗族与宗教历来是中外学者关注的焦点。早期的学者论及中国的宗族与宗教组织，大多追溯至先秦时代，甚至认为这是“原始氏族制与村社制的遗存”，因而也是“亚细亚社会长期停滞”的主要标志。近年来的研究成果表明，中国民间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与唐宋以降的礼仪变革密切相关；由于各地的礼仪变革不可能同步进行，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也具有明显的区域性特征。因此，考察唐以后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必须关注历代的礼仪变革过程，进行深入的区域比较研究。本文主要依据近年来收集的莆田历代碑铭[2]，探讨唐宋佛教、宋明理学与明清里社制度对民间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影响，以期为进一步的比较研究提供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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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平原位于福建中部沿海的兴化湾畔，总面积约465平方公里，在福建四大平原中位居第三。根据近期地质调查资料，莆田平原曾是水深近30米的海湾，由北部的囊山、西部的九华山和龟山、南部的壶公山及东南部的五侯山，构成了C形的海岸线。发源于闽中山区的木兰溪、延寿溪及萩芦溪三大河流，从莆田平原的西部和北部蜿蜒入海。从先秦到隋唐时期，由于长期的河流冲积与海潮顶托作用，在兴化湾边缘地带逐渐形成了大片的沼泽地。[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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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朝陈天嘉五年（564），莆田初次见诸史书记载，地称“蒲口”，意即蒲草丛生的河口。陈光大二年（568）及隋开皇九年（589），曾两度在莆田设县，但皆不久即废。唐武德六年（623），再度从清源郡南安县析置莆田县，其辖区范围相当于今莆田市。此后，陆续从莆田县内析置仙游县和兴化县，并于北宋太平兴国五年（980）设置统辖三县的兴化军。明正统十三年（1448）废兴化县，以其地分属于莆田、仙游二县，而沿海平原地区始终都归莆田县管辖。[4]20世纪80年代，莆田沿海平原共设有城厢、城郊、西天尾、梧塘、涵江、江口、黄石、渠桥、北高、笏石10乡镇，总人口约60万。[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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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沿海平原的大规模开发，始自唐代中叶，至元明之际已基本完成。这一开发进程是以兴修水利和围海造田为主要标志的，水利建设构成了莆田平原开发史的主线。莆田历史上的水利建设，大致可以分为三个阶段：一是从唐中叶至五代时期，以开塘蓄水为主；二是从北宋至南宋时期，以筑陂开圳为主；三是从元代至明中叶，以改造沟渠系统及扩建海堤为主。经过长期的水利建设和围海造田，逐渐形成了三大相对独立的水利系统，即以木兰陂为枢纽的南洋水利系统，以延寿陂、太平陂、使华陂为枢纽的北洋水利系统，以南安陂为枢纽的九里洋水利系统。[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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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沿海地区的聚落形态，与水利系统的发展密切相关。宋代以前的早期居民点，主要分布于兴化湾边缘的山麓及低丘地带，尤其是在靠近水源的河谷地区与水塘附近。由于当时尚未形成大型水利系统，居民点的分布较为分散，而沿海港湾可能还有不少以捕捞为生的船民。[7]宋元时期，随着各大水利系统的陆续建成，居民聚落也逐渐向平原腹地和海边推进。这些新形成的居民点，通常都有相应的沟渠系统和堤防设施，因而大多以“塘”“埭”或“墩”命名。明清时期，在海堤之外不断开发新的埭田，“有一埭、二埭、三埭之称”，沿海地区的村落也不断增加。到清代后期，南洋木兰陂系统共有102村；北洋延寿陂系统共有172村；太平陂系统共有28村；使华陂系统共有9村；九里洋南安陂系统共有29村。[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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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莆田开发史上，宗族和宗教组织曾经发挥了重要的作用。北洋于唐建中年间（780—783）创建延寿陂之后，主要由各大姓进行分区围垦，陆续建成各种相对独立的“塘”或“埭”，如林埭、叶塘、林塘、王塘、小林塘、陈塘、方埭、魏塘、陈埭、苏塘、游塘、郑埭等，其中也有不少寺院土地，如“国欢院田”“慈寿院田”“上生院田”等。南洋于北宋熙宁年间（1068—1077）创建木兰陂时，据说有三余、七朱、林、陈、吴、顾“十四大家”捐资助工、献田开沟。此后，这十四家“功臣”长期控制南洋水利系统，成为当地最有影响的社会集团。北洋太平陂创建于北宋嘉祐年间（1056—1063），最初由当地“八大姓”负责管理，后来改由囊山寺管理。北洋使华陂创建年代不明，自明初以后主要由方氏族人管理。九里洋南安陂创建于北宋太平兴国二年（977），南宋及明代先后由方氏、黄氏、王氏等大姓主持重建，而沿海的开发也主要是由各大姓分别围垦，形成吴墩、游墩、陈墩、欧埭、何埭、卓埭、东蔡埭、西刘埭等不同的聚落和垦区。[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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莆田历史上的水利系统、聚落环境与宗族和宗教组织，构成了地方社会的主要活动空间。限于篇幅，本文无法深入分析这些社会空间的内在联系，但也应该指出，莆田平原宗族与宗教组织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是为了适应水利建设与土地开发的需要，因而也必然受到水利系统与聚落环境的制约。唐以后莆田平原的礼仪变革与社会重组过程，就是在这一特定的社会生态环境中展开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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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二、早期佛教与世家大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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佛教在莆田沿海地区的传播，可以追溯至南朝时期。据说，梁陈之际，儒士郑露在凤凰山下筑“南湖草堂”读书，有神人请他舍地建佛刹，遂于陈永定二年（558）改草堂为“金仙院”，这是莆田历史上最早的寺院。隋开皇九年（589），升金仙院为寺；唐景云二年（711），赐额“灵岩”；宋太平兴国年间，赐额“广化”。从南朝至唐代，莆田沿海还先后建成了壶公山宝胜院、万安水陆院、保瑞灵光寺、玉涧华严寺、龟洋灵感禅院、囊山慈寿寺、壶公山中和院、涵江上生寺、江口圣寿院、太平山招福院等著名寺院。唐代莆田的佛学也颇为发达，先后出现了无际、志彦、法通、无了、妙应、曹山本寂等高僧。其中志彦曾奉诏入宫讲《四分律》，无了为“肉身佛”，妙应为“神僧”，本寂为曹洞宗“二祖”，实际上是创始人。[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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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武宗会昌五年（845），“诏毁天下佛寺，僧尼并勒归俗”，莆田的佛教寺院一度被毁，僧尼四处逃窜。[11]次年，唐宣宗诏复佛教，莆田的各大寺院也相继复建，至唐末仍在持续发展。五代时期，王审知等推崇佛教，使福建的寺院经济得到了迅速发展，莆田也不例外。宋人李俊甫在《莆阳比事》中说：“闽王延钧崇信竺乾法，一岁度僧至二万余。莆大姓争施财产，造佛舍，为香火院多至五百余区。”[12]明弘治《兴化府志》记载，南宋莆田县共有寺院246所，岁征产钱925贯662文。另据南宋绍熙年间（1190—1194）编纂的《莆田志》记载，南山广化寺最盛时，“别为院者十，为庵者百有二十”。与此同时，“壶公八面，旧有十八院、三十六岩”[13]。由于这些寺院实力雄厚，对南宋地方财政也有重大影响。刘克庄在《答乡守潘官讲》中说：“某窃见莆、福郡计，全仰僧刹，率以献纳多寡定去留。福谓之‘实封’，莆谓之‘助军’。故好僧不肯住院，惟有衣钵无廉耻者方投名求售。”[14]到南宋后期，由于财政压力太大，导致了寺院经济的破产。刘克庄指出：“近岁取诸僧者愈甚，十刹九废。有岁收数千百斛尽入豪右，而寺无片瓦者，则前世之所未有也。”[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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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宋时期莆田的世家大族，大多依附于某些寺院。这是因为，唐宋时期不允许民间奉祀四代以上的祖先，世家大族为了祭祖护墓，往往在寺院中设立檀越祠，或是在祖坟附近创建寺院庵堂。[16]南山广化寺及所属的别院和庵堂中，就有不少世家大族的功德院或报功祠，如广化寺法堂右侧的南湖郑氏祠堂、荐福院的方氏祠堂、中藏庵和普门庵的黄滔祠堂、报功庵的林攒祠堂、崇先文殊院的龚氏功德院等。[17]各大家族为了维护这些祠堂和举行祭祖活动，通常都不断向寺院捐献田产，这可能是当时寺院财产的主要来源。例如，五代时期的《广化寺檀越郑氏舍田碑记》宣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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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开平三年，檀越主都督长史郑筠偕弟信安郡司马郑震，抽出考廷评皋公在日置买得陈二娘平陵里小塘瓯垄田一派，产钱九百贯，舍入灵岩广化寺，充长明灯，追荐祖廷评府君、妣夫人陈氏。兼考廷评在日，曾抽塘阪上下田六十余段，舍入本寺，为露公太府君、庄公中郎将、淑公别驾名充忌晨，修设斋供，租付佃牧，课归祠纳。仍请立碑于大雄殿侧及影堂之内，尔寺僧恪遵之，不得遗坠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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乾化二年五月十日，檀越主郑筠、郑震谨志。[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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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后，郑氏又在广化寺立碑记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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