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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01 郑：从硕士论文到博士论文选题上的变化，可以反映我从比较纯粹的历史学转向跟人类学结合的过程。那段时间我有一个很好的学人类学的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聊天，他会把好的书、好的文章介绍给我看，我对人类学的兴趣就是从那时开始的。我做硕士论文的时候实际上没有人类学的思考，当我看了那些人类学的书和文章之后，我就知道原来我的选题里面还有很多问题可以再做。做历史研究，我曾经有个比喻，就是从大看到小，在文献中被记载的、被突显出来的，只是冰山的一角；而人类学与历史学不一样，它研究的是冰山的基座，要做到很深入、很底层的东西。像家族，做进去以后有无数的理论方法，就必然要谈到家庭、婚姻等一系列的问题。虽然我发表的第一篇文章是讲家庭、分家文书，但那时根本不知道人类学，没有这方面的思考。一旦把它跟人类学的研究一比较，我原来的研究就显得太表面、太肤浅了——没有个人，也没有较小的社会单位。所以我后来就试图从它内部去找，找它的逻辑，找它的脉络。所以做博士论文时就把问题做小了，集中到家族来做。这是从我个人的经历来说的。当然，从整个人文社会科学的发展看，历史学跟人类学的结合还有一个更大的学术转型的背景和趋势，这就是你提到的那个“必然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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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03 黄：近年来，您和其他一些历史学家在华南地区所做的区域社会文化史研究，正在产生越来越大的影响。你们的研究前所未有地让我们看到了历史原来是那么鲜活丰满、那么有血有肉，我想这与你们一贯强调的历史研究的“田野工作”是有密切关系的。用这一点来概括你们的研究特色，也许是最恰当的，尽管你们的“田野工作”与人类学所做的“田野工作”有很大的不同。有人用“文献档案中的田野工作”来概括历史人类学的基本方法特征，对此您是如何来理解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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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05 郑：我一直觉得像我们做历史研究的人去做田野，真正的意义不在于去研究这个个案，去解读一个社区、一个村落本身的“文化图式”、特质、体系等，而是在于提高自己的认识能力，也就是费孝通先生所说的“文化反思”，就是用来检验那些比较外在的学说，反思现代学术所建构出来的那些东西。说到最后，其实历史学和人类学的交汇点，一个是民俗，以民俗为表现形式的那个文化体系及其内在逻辑，我们都必须去解读；另一个是地方文献的解读，我们都必须去利用这些基本的材料。这样说可能比较表面，那两个学科共同的学术追求是什么？对我们来说，解读文献的能力，理解“总体史”的结构是至关重要的，而文献都是零零散散的，片断式的，缺乏内在联系的，根本找不到可以非常完整地把社会生活的每一个方方面面都有机结合在一起的文献，只有在田野才能做到把某一类、某一方面的社会现象放到一个相对完整的体系中去理解。社区研究的整体论，可能是我们通向“总体史”的必经之路。同时，我们做田野调查，是想获得一种“文化体验”，这与人类学家是一样的，但这种“文化体验”本身并不是我们的研究或叙述所要追求的，而是要在这种体验中去捕捉解读文献的“灵感”，去培养对历史过程的洞察力和问题意识，因此也可以说，我们是要通过对“共时”的感受去发现和解决“历时”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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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07 黄：您有长期借鉴人类学理论、概念和方法从事历史研究的实践经验，并能以历史学家的视野和思想保持与人类学家的对话，对历史人类学应该有较好的把握。在您看来，历史人类学应该是什么样的？在您心目中，历史人类学有没有一个较明确的方法论体系或研究“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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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09 郑：我认为，由于学术旨趣的不同，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可以有不同的理解。就历史学而言，历史人类学的特征应该是“从民俗研究历史”。这就是说，我们研究历史首先要从民俗入手，考察不同时期、不同地区的民众的思维习惯和行为习惯，然后把各种民俗现象和宏观历史进程联系起来，揭示民俗所具有的历史意义。在方法论方面，历史人类学应该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这是因为，历史学擅长对于历史文献的解读和对于历史过程的分析，而人类学擅长对于民俗现象的考察和对于社会文化的分析，只有把二者结合起来，才有可能做到“从民俗研究历史”。从人类学的角度看，也许可以把历史人类学理解为“从历史研究民俗”，这似乎是一种相反的研究取向，但在方法论层面，二者又是相通的，也就是说二者都必须同时面对历史和民俗现象，都必须同时运用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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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11 黄：就目前的情况看来，大部分在相互靠拢、相互借鉴的尝试下所做的历史学和人类学的研究，并没有达到可进行广泛对话的状态，历史学家的研究往往被认为缺乏必要的理论思考，而人类学家的研究则常常被认为对制度和历史的精确性把握不力。您认为其中的原因是什么？这里面是不是有一个所谓“学科本位”的问题？在强调各自的“学科本位”的同时，我们应该如何努力创造出更多的开展对话的平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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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13 郑：人类学要向历史学学习的东西，我一直觉得是在如何跟外在的宏观历史环境和社会体系相连接方面。就目前的情况看来，人类学家和历史学家对历史人类学有各自的理解，他们做出来的文本，差异也是很明显的，历史学家仍然偏重于建构大的历史过程和解释制度变迁的社会意义；而人类学家则始终着眼在“地方性知识”本身的系统、结构、象征及其反思力上。但我一直认为，做到最后、做到最好的时候，两者的追求应该是趋于一致的。“田野”对于历史学家而言，更多的是一个思想的试验场，学术思维的试验场，但我们的学术思维所要达到的目标并不是社区本身的问题。就是说我们不是以解释社区为目的，而是要解释典籍的意义、制度的变迁，做田野调查的目的是为了更好地解读文献，回答历史学本位的问题。这个本位的问题或者说历史学的任务，是大文化的建构过程，而人类学的任务是“地方性知识”的建构过程，所以我们是在解决不同层面的问题。之所以要广泛地开展对话，至少就目前而言，就是要让彼此的视野不至于只局限在自己所关注、所强调的一面。人类学的学术追求和学科传统的特点，是文化反思，这决定了在他们的心目中必须有“他者”的存在和价值，在人类学的中国社会研究中，那些地方文化、社区传统、民间习俗就是众多的“他者”，它们的价值体现在对大国家、大历史、大文化所构成的反思。而对于历史学来说，就不只是一个反思的问题，而是要把它们打通，而且还有一个“内在化”的问题。所谓“学科本位”的问题，从大的方面来说，它是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和现代人文社会科学历经长时期发展的结果；从小的方面来说，它是任何从事科学研究的人“安身立命”的基础。作为历史学家而言，他要明白自己的立足之本就是解读典籍，包括地方文献。对于历史学来说，仅仅做地方文献是不够的，我们读地方文献，研究地方文化，最后还是要回过头来看基本典籍，也可以说我们的根本任务就是要解读那些基本典籍。我们做生活史、文化史、心态史，如果不能跟主流的历史命题联系起来，如果不能跟历史学所关注的那些重大问题挂上钩的话，那就变得可有可无，别人可以不理睬你。我们的研究一定要能跟主流问题对话，要能够加深对历史进程的理解，在解释制度、解释典籍、解释重大的事件上比别人高明，一定要做到这一步。我想这也应该是人类学家、社会学家们对历史学家的工作最期待的东西，或者说是他们最想从历史学家那里知道的东西。从这个意义上说，这是历史学家想要去跟人类学家、社会学家进行对话的先决前提，也是他们可能对整个人文社会科学、对充实整个人类的“知识”体系作出贡献的地方。同样，人类学家对“地方性知识”、对结构、功能、符号、象征，对认知模式、生活方式等的见解，也是其他学科所无可替代的。因此，总的来说，我们既要有“学科本位”的意识，同时又不能因为这个而限制了自己的视野，甚至自我封闭。最后的归结点，我觉得应该是关于地方历史文献的源流和解读，这是历史学和人类学这两个学科都必须面对的问题。另外一个层面，是我所说的“民俗”，超越个人经验的民俗。这两个层面也许就是两个学科展开交流的平台。其实，我始终觉得要读懂地方历史文献，一定要有人类学的知识；当然，对于人类学家来说，要读懂地方历史文献，还要读它背后的意义，就是文化传承的问题，就是制度和典籍文化的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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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15 黄：据我的粗略了解，近半个世纪以来，人类学民族志写作的两个发展变化趋势——文化描写与意义诠释的深度化以及文化单位的政治经济历史情境化和广度化，正好可与同时期历史学的转向形成密切的呼应关系，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两者发生了方向相反的转向——历史学要从国家政治、典籍文化、精英传统、国家崇拜，转向寻求这些东西在具体的时空坐落中的实践与意义再造；而人类学则要从自我满足的社区、个体的和类型学化的经验，转向寻求它们与国家政治、典籍文化、精英传统、国家崇拜的内在联结与多层面互动关系。傅衣凌所开创的社会经济史学派正是属于前者的一个开拓性工作，与政治经济学化的民族志也有许多默契之处。您能谈谈这一发展趋势的前景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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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17 郑：实际上，在中国研究方面，我认为不管是做历史学还是人类学，就方法论而言，最后都必须落实到地方文献的问题上来。传统历史学关注地方文献是很少的，我们之所以走到“历史人类学”，首先就是因为地方文献，还不是田野调查。人类学要往历史人类学这边靠，也要去面对这些文献。只不过对于人类学来说，解读文献的目的可能跟历史学不一样，地方文献可能有另外一层意义。我想，不管学科之间如何转向、如何结合，它们最终要达到的目的是一样的，都是要对人类及其社会文化和历史经验做出解释，以完成总体上的自我理解和自我超越。对于历史学家而言，他们的目标是“总体史”，但是真正意义上的“总体史”是很难做到的，总体性的东西在很大程度上只能是共时态的。历史学跟人类学、社会学结合，是想把他们对共时性的观察作为自己的一个参照系，就像考古学把碎片复原为完整的器物一样，也是利用对其他器物、对类型的了解来做的，所以现在能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性，其实正是我们用以“复原”已经不能观察到的社会整体性的参照系。历史学讲“重建历史”、讲“复原历史的全貌”，只能在这种意义上理解。马克思认为，人类社会的全部历史，无非就是人性的不断改变。所谓人性，就是人的社会性，人与他人怎么去交往，交往有什么样的规则，规则由谁来制定，所有的人文社会科学都是在面对这个人性的问题。对人性，有很多不同的研究方法，历史学、人类学等都只是其中的一种方法，这就是学科本位的问题，就是说各有家法。尽管我们说人文社会科学之间要打通，要开放，要交叉，但每个学科还是要有自己的家法，要学有所本，对人性的了解少不了任何一种视角。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尽可能地接近于对那个“总体”的把握。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目前的学科之间的交流仅仅是个开始，历史人类学是进行这种交流的很好的“场域”，尽管历史学家和人类学家对历史人类学究竟该怎么做还有不同的看法，所关注、所强调的东西也不尽相同，但从它已经取得的成果来看，它可能代表着一个最具有活力的学术取向，相信它会有很好的发展前景，当然，这需要我们一步步脚踏实地地为之付出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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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19 [1] 本文曾发表于《中国社会历史评论》第五卷（北京，商务印书馆，2007），作者为郑振满、黄向春。为行文方便，文中黄向春省作“黄”，郑振满省作“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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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24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66]

1706660325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附录三　从民俗研究历史[1]——我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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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27 自20世纪70年代以来，由于历史学与人类学的相互渗透，逐渐形成了历史人类学的研究取向。不过，究竟什么是历史人类学，国内外学术界众说纷纭，目前尚未形成共识。在国内人类学界，已有学者对历史人类学作过解释，如庄孔韶曾发表《历史人类学的原则》，王铭铭在《逝去的繁荣》等书中，也表达了他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但是在我看来，人类学与历史学的学术追求是不一样的，人类学者对历史人类学的理解也未必适合于我们。作为历史学者，我们应该立足于自己的学科本位，探讨历史人类学的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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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29 在我的理解中，历史学者的历史人类学研究，就是从民俗去研究历史。法国历史学家勒高夫主编的《新史学》，对“历史人类学”有如下定义：“我们可以将历史人类学叫做一门研究各种习惯的历史学，这些习惯包括生理的习惯、行为的习惯、饮食的习惯、感情的习惯、心态的习惯等等。”这里的所谓“习惯”，实际上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民俗”，因此也可以说历史人类学就是“研究民俗的历史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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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31 根据上述理解，我们在讨论历史人类学时，就必须面对以下问题：一、什么是民俗？二、为什么要从民俗研究历史？三、如何从民俗研究历史？在此试结合自己的研究课题，就上述问题略述己见，以期抛砖引玉，就正于方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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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36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1706657167]

1706660337 明清福建家族组织与社会变迁（增订版） 一、什么是民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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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39 关于什么是“民俗”，有两个最简明的说法：其一，民俗指的是“没有教义的群众信仰和没有理论的群体实践”；其二，民俗指的是“在一个社会里争论得最少的态度或者行为”。也就是说，在特定的社会中，只要按照某种方式来说话、做事，就不会发生争议。我们平常说要“入乡随俗”，就是这个道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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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41 钟敬文先生曾经指出，所谓民俗应具有五个特点：集体性、类型性、传承性和扩布性、相对稳定性、规范性和服务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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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43 集体性是民俗最重要的特点。有些民俗涉及相关地区、相关民族的所有社会成员，是社会各阶层共享的一套规则，影响范围非常广泛，实际上也就是所谓“地方性知识”或“族群性”“民族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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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45 类型性也叫模式性，这是民俗与其他地方性知识相区别的内在特征。民俗学的主要研究方法之一，就是将民俗现象类型化，力求通过比较分析，归纳某种民俗的基本特征，考察相应的空间范围和时间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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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47 所谓传承性和扩布性，指民俗的基本特点是世代相承，一个人生下来就与民俗相联系，虽然可能没有人去教他，他也会习惯成自然，不假思索地继承下来。不仅如此，民俗也是一个开放的系统，一个地区的民俗会向外传播，与其他地区的民俗互相影响和交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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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06660349 民俗的相对稳定性，指它通常是长期存在的，相对稳定的，不容易被改变。比如丧葬的习俗、饮食习惯等。民俗也有变革性，但是，因为它是相对稳定的，所以一旦发生了变化，那就是非常深刻的变化，可能会改变一种文化的性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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