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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王及大臣准备接受这一条件，但遭到王后的反对，她组织了近2万名兵士从道格拉军后面迂回进攻，使道格拉军受到一定的损失。1835年4月，双方在浪卡子（Lang ka tse）附近展开决战，结果拉达克军溃败，道格拉军队推进至拉达克首府列城。拉达克成为查谟大君古拉伯·辛格的附属地，每年向道格拉支付2万卢比的贡金，并支付战争赔款5万卢比；拉达克王仍保持其统治，但道格拉有代表常驻列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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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达克虽一时臣服于道格拉族，但不时起来反抗，囚禁道格拉在列城的代表，没收他们的财产。佐尔阿弗尔·辛格再赴列城，以拉达克首席大臣俄珠丹增（Ngorub Stanzin）替代原拉达克王，强索拉达克所欠战争赔款13000卢比，并在列城修筑要塞，留驻300多名道格拉士兵。1836年3月，佐尔阿弗尔·辛格返回查谟，并带走拉达克新王之子及一些拉达克要人作为人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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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久，拉达克人再次反抗。佐尔阿弗尔·辛格不得不于1837年春，再次率军入拉达克镇压。拉达克新王俄珠丹增向斯必提（Spiti，汉文资料作“毕底”）逃亡，但为道格拉军追获，被囚于列城。道格拉人又起用原拉达克王策巴南杰，其承诺交纳年贡和支付额外军费。1839年初，佐尔阿弗尔·辛格第四次率军入拉达克，其任务还是镇压拉达克人的反抗。自此，道格拉人才逐渐巩固他们在拉达克的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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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森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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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格拉查谟大君古拉伯·辛格侵占了拉达克之后，又于1840年出兵侵占了拉达克西北的巴尔蒂斯坦（Baltistan，又有小西藏之名）。到1841年，道格拉人即开始了向中国西藏西部的入侵。因藏族称道格拉人为“森巴”，故史称“森巴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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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拉伯·辛格入侵中国西藏地方有其两方面的考虑：经济上，既要维护他们对中国的鸦片贸易，又要垄断西藏西部的羊毛贸易。鸦片是克什米尔商人通过拉达克运往我国新疆叶尔羌的重要商品和利润来源，但中国政府1839年的禁烟运动使居住在叶尔羌的克什米尔商贩蒙受了数十万卢比的直接经济损失，还断绝了他们的财源。而垄断阿里的羊毛贸易，以全部通过拉达克运销到克什米尔（包括查谟），也是古拉伯的梦想。另外，西藏阿里地区富有金矿的传闻和寺院积聚的大量财物同样也是古拉伯入侵西藏的借口之一。政治上，由于1839年锡克国王兰吉特·辛格死后，锡克各封建主割地自据，古拉伯·辛格野心膨胀，企图吞并中国西藏及新疆的叶尔羌，在中亚建立一个独立王国；而此时的英国势力已向旁遮普渗透，古拉伯·辛格还企图在拉达克至喜马拉雅山另一侧的廓尔喀之间建立一系列要塞，与廓尔喀结盟，共同抗拒英国势力的侵入。但在古拉伯·辛格发动对西藏的进攻时，却致信英属印度政府，声称他是“通过对中国西部边境的入侵来与英国政府进行军事合作”[39]。英印政府十分清楚古拉伯的意图，因此对他的建议并没有直接表态，而是派坎宁汗（A.Cunningham）带兵到西藏边境，注视事态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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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1年5、6月间[40]，佐尔阿弗尔·辛格分兵三路侵入阿里。南路由古兰姆·汗（Gulan-khan）率领，先从安莱（Hanle）南下，然后进入西藏的则布龙（杂仁宗，今西藏扎布让）、达巴噶尔（今西藏札达南），击败了当地居民的抵抗，随后向东至噶大克（Gortok，西藏阿里地区地方长官噶本驻地，今西藏噶尔雅沙）。[41]中路由诺诺索南（Nono Sodnam）率领，由安莱沿森格藏布（狮泉河）而上，直趋噶大克。北路由佐尔阿弗尔·辛格亲自率3000人，沿班公湖向南推进，于6月5日攻占茹妥（Ruthog，今西藏日土），然后也向噶大克进攻。三路军队在噶大克会合后，沿古老商道向东进攻，途中击溃了当地军民的抵抗，从今拉昂错和玛旁雍错两湖之间南下，向西藏西部重镇达克拉堡（Taklakot，即补人宗，今西藏普兰县）进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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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藏文文献，战争的大略经过如下：战事爆发后，阿里的两位噶尔本及各宗的宗本很快将道格拉人入侵的消息报告给噶厦，由噶厦来报告驻藏大臣。西藏地方政府于藏历金牛年四月十三日收到报告后，与驻藏大臣孟保等共同商量对策，并于四月十五日遣前藏代本比喜（即谢扎·汪曲结布）赴堆噶尔本处“防范查办”，同时严令噶尔本等官员详细探查和妥善处理边境等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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两位噶尔本遵照西藏地方政府的命令，四处征兵。藏历四月二十六日，南路敌军发动进攻，我方因武器装备低劣而失利，最终撤回噶大克附近。不久，敌人又乘势疯狂入侵，先后占领我扎仁（扎布让）地区的九个战略要地。在乡泽留下500多人守护，其余人马开赴噶大克。四月二十八日，中路敌军攻占扎西岗。次日，两位噶尔本经噶大克逃往达克拉堡（普兰），五月二日到达巴卡（在普兰境内）。五月四日，中路敌军攻占噶大克。茹妥则于四月二十三日向北路敌军投降。北路敌军在茹妥留下140多人的守护军，于五月二十六日自茹妥起程前往噶大克，三十日抵达噶大克。三路敌军会合后，在噶大克休整队伍，四处探听阿里噶尔本的下落，并要求朗如、门士等地官兵投降。代本比喜于五月二十二日抵达巴卡与在此的两位噶尔本会合。他们一面讨论下一步的作战计划，一面到各处征兵。这样，到六月二十一日，聚集在达克拉堡的民兵已达1860多人，但仍无法与敌军抗衡，于是紧急要求地方政府增派援兵。就在这时，佐尔阿弗尔率2000多人马从噶大克出发，向达克拉堡进发。七月四日，敌军占领前后藏和噶尔的交通要道——格尔东（在达克拉堡的东南）。八日晚，敌军偷袭达克拉堡，藏军纷纷逃散，噶尔本琼让巴在逃亡路上被打死，噶尔本嘎波、达克拉堡宗本、扎仁宗本以及代本比喜的得力助手等全被敌军俘获。[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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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月29日（藏历七月十三日），孟保又派熟悉军务的噶伦策垫夺吉和晋美策旺班觉率兵1300名前往增援。此时，西藏西部阿里茹妥、堆噶本驻处等五处均已失陷，森巴人并在上述五处各设堡垒，分别由300～500名士兵把守。森巴人闻知西藏噶伦到达，送信约和，但前提是西藏地方要提供一定数量的赔偿。孟保等认为赔银息事有违尊严，拒绝和谈。[43]同时，又在9月27日（藏历八月十日）增派由2名如本、4名甲本、20名定本率领的前后藏士兵500名，兼程前往阿里。此外，那曲地区的700多名骑兵也集中准备赶往战区。西藏地方各阶层也纷纷行动，支援藏军，赶在大雪封山之前，将粮饷运到前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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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后冬天来临，大雪封路，森巴军不耐严寒，而且供给困难。藏军乘机在噶伦索康、代本比喜的率领下，到处发动攻击，取得一些胜利，收复补人等地。1841年12月11日至14日[44]，双方决战于多玉（Do-yo，在玛旁雍错南）一带，森巴军队溃败，其主帅佐尔阿弗尔·辛格右肩中弹落马，被藏兵用长矛刺死。至此，道格拉军全面崩溃。据驻藏大臣孟保的奏报，藏军“杀毙森巴及拉达克贼目四十余名，投降者八百三十六名”[45]。俘虏及投降的森巴人及拉达克人以后大部分定居于西藏，只有少部分返回。到1842年3月，藏军先后收复了被侵占的所有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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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4月，由代本比喜率领的藏军进至拉达克的首都列城，拉达克、巴尔蒂斯坦人民发动起义，配合藏军围攻列城。拉达克、巴尔蒂斯坦通过西藏地方提出回归中国，请求“准其投归唐古特商上，情愿各防边界，协力堵御”[46]，正当清朝准其归顺时，战场形势突变，古拉伯·辛格派遣精良部队进军拉达克，锡克援军也驰抵拉达克。而藏军孤军深入，粮弹不济，战败退至班公湖南的咙沃。森巴、锡克联军镇压拉达克、巴尔蒂斯坦各地起义后，引水灌入藏军营地，藏军溃败，噶伦饶噶厦阵亡，噶伦索康（zur khang）、代本比喜等被俘。[47]西藏地方收回拉达克的努力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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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2年9月17日（藏历水虎年八月二十三日），索康、比喜与森巴代表于列城谈判达成停战协议。据目前的材料分析，停战协议有两种版本，一为藏文，一为波斯文。[48]两种协议版本的文字内容颇有出入，但协议共同承诺的要点是：①双方停战，各自维持旧有边界，承诺不用武力加以改变；②双方按战前办法进行贸易（即西藏羊毛、盐等商品全部通过拉达克出口贸易）；③拉达克照旧向西藏朝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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需要指出的是，协议完全是一个停战后双方保证互不侵犯和维持旧有边界和贸易的换文，而且签字的双方代表仅是各自国家的地方当局代表，皆未得到各自中央政府的批准。因此，它只能算是一个双方表示互不侵犯的停战协定，而不是关于划定边界的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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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协议从表面上看双方似乎是平等的，维护了战前双方的传统边界和贸易惯例；但在事实上未能解决森巴侵占西藏拉达克的问题。此次战争的结局是西藏地方未能将森巴人逐出拉达克，仅得到拉达克照旧“年贡”的虚名。致使拉达克继续为森巴人侵占，并为日后英国侵略这一地区留下可乘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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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1841～1842年西藏与森巴的战争在中国西藏历史乃至中国近代史上仍然占有重要的一页，它是近代中国西藏人民抗击外国殖民侵略活动的一场正义战争。战争是在清朝中央政府的授意下，在驻藏大臣和西藏地方政府直接指挥下进行的，西藏地方僧俗百姓团结一致，同仇敌忾，是最终将入侵者击溃并收复失地的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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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中英关于西藏、拉达克的划界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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森巴战争的结局对英国而言有利有弊。森巴战争削弱了古拉伯·辛格的军事力量，他的独立国梦想随之破灭，于是，他转而把重点放在锡克内部的争斗上。这有利于日后英国对锡克的征服。但西藏地方和古拉伯达成的维持原状、承认在森巴人控制下的拉达克继续保持对西藏贸易的中介地位的协议，使英国想控制克什米尔乃至拉达克经济贸易的计划难以实施。这成为英国日后发动对锡克的战争，吞并克什米尔，染指拉达克的一个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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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通往阿富汗、中亚和中国交通要道的锡克王国及其附属的克什米尔等地，早已是东印度公司觊觎的对象。英国在征服阿富汗后，便于1845年底至1846年发动对锡克的战争。此时正值锡克王国内部分裂混战，加之古拉伯·辛格在战争中保持所谓的“中立”，战争以锡克人失败而告终。战后，英国“肢解”锡克，与锡克签订《拉合尔条约》，要求锡克王国赔款1500万卢比，其中1000万卢比必须以割让比阿斯河与印度河之间的地区（其中包括克什米尔、查谟）作抵偿；而和古拉伯单独订立了《阿姆利则条约》，以极低的价格把克什米尔、查谟转售给古拉伯。这样，英国就解除了古拉伯对锡克王国的附属关系，把他拉向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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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英国对古拉伯并不十分放心。英国担心古拉伯有可能再次入侵阿里，以达到垄断西藏羊毛贸易的目的，这会有损于英国的经济利益。加之此时的英国已在鸦片战争中捞到好处，正极力向中国内地渗透，不愿古拉伯挑起与中国西藏的战争，以妨碍他们的如意算盘。为束缚古拉伯，消除他发动战争的借口，英国在《阿姆利则条约》中还特别规定“古拉伯·辛格在没有得到英国允许之前，不得随意变更他的边界线”；并明确提出要组织划界委员会，划定古拉伯·辛格东部与西藏的边界线等，为他们和中国谈判边界问题作准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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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和中国谈判的目的是想获得一条既能与西藏地方直接通商又能排除拉达克中间地位的商业道路，以便“把西藏与英属印度省邦间的商业关系置于一个比之当前更使人满意的基础上”[49]；而且要把它对拉达克的“保护关系”合法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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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6年8月英印总督哈定（A.Harding）通过英国香港总督德庇时（S.J.Davis）向清朝两广总督耆英转呈了要求划界通商谈判的提议。同时，驻藏大臣也收到了噶大克噶本呈交的由库鲁头人转来的哈定同样内容的信件。哈定在信中说，他希望中国西藏地方政府派遣官员，一起划定英国所属克什米尔（古拉伯·辛格领地）与西藏边界，并取消1842年西藏与拉合尔协议中的某些条款。清廷经鸦片战争后，对英人深怀疑虑，但又不敢和英国发生正面冲突，便于1847年2月11日降旨，指示琦善：对英关系以现有的条约为准，其余一概拒绝；维持西藏、拉达克旧界，不与英划界；对英交涉由耆英在广东统一办理。琦善回复英属印度，强调“办理洋务系钦差大臣之事，应由该商自赴广东与耆英商办”；耆英同样以“西藏本有定界，无庸再勘；通商系原约所无，不得违背”，驳回英国的要求。[50]此后，清廷要求他们继续调查，了解情况，严密防范。不久，琦善派噶伦诺依金彭前往噶大克等地查访，识破英国乱占土地及垄断细羊毛贸易的意图，清廷接报后指示琦善应相机筹办，“以消其桀骜之气而杜奸诈之萌”[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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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7年8月7日和次年1月5日（道光二十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耆英先后两次收到德庇时转来哈定之信，声称该国已派委员到克什米尔边界查勘，要求中国委员立即前往指明旧界。鉴此，清廷谕令驻藏大臣斌良、穆腾额和已升任四川总督的琦善派员前往访查，“如该国实有洋官来至后藏，即眼同确查加治弥耳[52]向与西藏通商旧界，详慎办理”[53]。噶伦诺依金彭再到噶大克各地细心查访，各处俱属安静，亦未见英国划界委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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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英国早于1846年夏天组织了第一届划界委员会，由坎宁汗和阿格纽（V.Agnew）任委员，划定和绘制了拉合尔、斯必提与古拉伯领地之间的边界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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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1847年英印总督哈定又组织了第二届划界委员会，由坎宁汗、斯特拉彻（H.Strachey）和汤姆逊（Thomson）博士为委员，他们仅在从斯必提到班公湖这一段西藏与拉达克边界上确定了若干点，就草草收场。这次划界，不仅没有中国方面的代表，就是古拉伯·辛格也出于自身利益的考虑采取不合作的态度；因此，实际上划界工作无法正常进行，英国单方面所划定的这条边界是非法的、无效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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