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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为186654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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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为902595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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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6年为1140336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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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7年为146l383卢比。[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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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组数据表明，西藏地区从亚东关输出原料和其他货物商品的变化，可以分为四个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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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阶段，1889～1894年。此时亚东尚未正式开埠，原料产品的外流数额尚不大。在这一阶段，西藏原料的输出逐年增长，年平均增长率为27.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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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阶段，1895～1903年。这时亚东关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虽有较小幅度的上下波动，但较诸亚东关开埠之前的输出量有了明显增长这一点却是昭然可见的。在这9年中，亚东关年平均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为763602卢比，比第一阶段的年平均输出商品价值总额增长514714卢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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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阶段，1904～1905年。1904年，西藏从亚东关输出商品价值总额由于受到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的影响而猛烈下跌，从1903年的687324卢比降至186654卢比。但尽管如此，该年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仍比1889年多55106卢比，这表明英国对中国西藏经济的侵略已达到了一定深度，即使处于战争状态，也不能停止商人们的活动，半殖民地经济的运行已经显露端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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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阶段，1905年以后。西藏从亚东关输出商品的价值总额猛然大增。“印藏贸易以羊毛牛皮为大宗，前藏商人贩货由江孜运至帕克里而止，将货售与上下卓木土人，再由卓木脚夫转运往噶伦绷、大吉岭等处。”[147]由此可见，羊毛、牛皮等原料是英国掠夺中国西藏地区自然资源的主要对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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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895年（光绪二十一年），英国从中国西藏掠夺去的原料价值为：羊毛581944卢比，麝香116024卢比，牛尾42628卢比，羊皮14183卢比，骡、马等31823卢比。需要指出的是，英国在打开西藏门户之前，对西藏的黄金等矿产资源期望值很高，但由于西藏地区在清代的矿业比较落后，情况并不尽如其意，所以英国侵略者其后将掠夺的重点放在羊毛、牦牛尾等畜牧业初级产品上。英印低价收购羊毛等原料，不仅使农牧民的经济利益受到损害，西藏民族手工业也受到冲击，使本来就脆弱的民族手工业在英印机器生产的商品冲击下，发展更加困难。同时，农奴们还要为运输这些商品无偿支差，庄园中的份地与租地收成降低，而农奴主们根本不会为支差减少缴纳的赋税，导致堆穷、差巴的生活更加贫困。这些情况交织在一起，对于西藏的庄园经济也带来相当大的冲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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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光绪三十四年），中方代表张荫棠和英方代表丰礼敦在加尔各答签订了《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按照该章程，英国商民可以在江孜商埠内租地建筑房栈，英国可以向江孜、亚东的商务代办处派驻名为卫队的武装部队；除印度边界土人向来在藏居住贸易者外，其余英国商民及货物不得从商埠绕入西藏腹地。此后，不断扩大的进出口贸易并未使西藏社会生产和经济积累得到好处，没有拉动西藏社会生产和经济发展，而人民生活水平和质量并没有因为扩大对外贸易而得到改变。西藏地方在政治上逐渐附庸于英印的状况，又使得英印对西藏经济的控制力度不断增大，使西藏地方陷于半殖民地的悲惨境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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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英国侵略对西藏和庄园经济造成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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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军在侵略战争中使西藏人民在经济上直接蒙受了巨大损失。据江孜地区宗萨谿本及百姓代表的一份呈报记载：“木龙年五月十五日（即1905年6月27日），大队英军侵入江热村扎营。到二十四日，我江热、文秀一带的一百多克庄稼被英国军马连吃带踩，后又被割去喂马。英军还火烧房屋、拉走牲畜、抢劫财物。”[148]在英军第二次侵藏战争中，中等贵族扎君巴一家的损失折合藏银1570.2两，中等差巴仲桑康巴一家的损失折合藏银943.2两，孜雪村鲁康·扎西丁一家的损失折合藏银2009.79两。西藏地方官府对因在第二次英军侵藏战争中禾苗损坏而没有收成的灾民进行救济的青稞达5600克之多，足见英军侵藏战争对西藏社会经济破坏力之巨大。[14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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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对西藏商品出口的不断扩大，造成了英国商品充斥西藏市场。据1905年曾到过西藏的崔比科夫记载，从英国及英属印度输入的呢绒、细棉布、粗白布、搪瓷器皿等廉价的英国商品在西藏极为畅销，有的英国商品甚至被转运到四川出售。英国在西藏大量倾销商品使西藏变成了英国工业产品的销售市场，使西藏的无数钱财滚滚落入英国资本家的腰包。由于商品的倾销，西方风尚的逐渐传入，一些时兴的消费品为西藏封建农奴主，尤其是西藏上层人物所喜用，影响了西藏地区消费水平和社会经济生活内容。西藏农奴主为了满足自己的奢侈生活，势必积极扩大出口贸易，采取某些措施发展经济。与此同时，西藏三大领主也势必加强对劳动人民的剥削强度，从而促使劳动人民日益贫困化，导致西藏社会经济机制的运行陷于一种恶性循环之中而难以自拔。[15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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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国在西藏倾销商品的发展，西藏地区的民族经济受到沉重打击与压力。与西藏的封建领主相比，英国资产阶级具有较高的从事商业活动的素质和极为强烈的冒险精神，具有雄厚的资本和先进的技术。尽管英印与西藏的贸易在开始阶段呈现出入超，但其后在西藏市场的竞争优势日益明显，使工具简陋、技术落后、规模很小的西藏手工业在洋货大量流入的冲击下纷纷破产，不断陷入困境。例如，西藏的氆氇纺织手工业是西藏手工业的主要部门之一，在尼泊尔、不丹、锡金等国享有较高声誉。然而随着英国毛毯的大量输入西藏，西藏的氆氇纺织手工业相形见绌，生产规模渐趋萎缩。西藏的氆氇出口额之所以从1898年的8262码减少到1899年的818码，原因即在于此。在清末，英国向西藏输出的主要是工业产品，西藏向英国输出的主要是原料产品。由于英国和西藏的产业等级不同，英国机械大工业的劳动生产率大大高于西藏手工操作的劳动生产率，因此，英国与西藏之间进出口商品的比价必然不利于西藏，两者之间存在严重的剪刀差。这种剪刀差造成了英国与西藏之间越来越明显的“马太效应”[151]，加速了英国的财富积累，使西藏经济越来越依附于英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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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社会经济结构在英国经济侵略冲击波的影响下，逐渐开始产生某些变异。西藏亚东自开辟为商埠以后，该地区附近1/3的人口抛弃了农业生产而从事运输、旅馆、堆栈各业。有资金者自行开业，无资金者充当这些行业的雇工或佣仆。每年用于商业驮运的骡马有二三千匹之多，致使亚东出现了草比粮贵的现象，所需要的粮食必须从国外进口。英国的经济侵略使亚东地区商业经济方面的就业人数急剧增加，标志着英国的经济侵略已经在局部地区触动了西藏由来已久的社会经济结构。西藏民族手工业在英印倾销政策压力下风雨飘摇，一落千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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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英国入侵西藏以前，中国西藏地区与内地的经济联系十分密切，西藏与内地的贸易是西藏与外界区域贸易的主体。据英国驻成都领事霍集估计，在19世纪末，由我国内地运往西藏的货物总值每年约为白银1053491两。史料记载，当时西藏与内地的商品贸易总额比通过中印边界西藏地区的全部交易额高出4倍以上。但在英国商品大量流入西藏后，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遭到了严重削弱。在19世纪末，西藏运往内地的羊毛数量急剧减少，以致引起了打箭炉一带羊毛价格的上涨；西藏运往打箭炉的黄金在19世纪90年代由原来的8000盎司减少为4000盎司，即减少了一半。与此同时，西藏从内地输入的商品额也大为减少。根据霍集的估计，1883年西藏从内地输入的茶叶总值为15万～20万英镑，而到1913年降为7.21万英镑。茶叶贸易是维系西藏与内地经济联系的重要纽带之一：其一，“盖藏帅借用番钞，给与印票，赴炉厅领藏，以抵藏饷，是藏饷须借商力接运，不仅茶也，藏帅及兵丁生机实系于此”；其二，“川省栽茶之园户，运茶之商贩，负茶之脚夫多至数十万人，悉赖此为生活”。[152]随着西藏与内地茶叶贸易的减少，西藏经济的重心明显向西移动，而西藏东部联系内地的商路沿线一带商情星散，经济萧条，出现了动荡不安等社会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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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亚东、江孜和噶大克三大商埠先后被开辟后，英印商人租地建屋，在客观上促进了这些城镇规模的扩大及其附近地区商品经济的发展。在1904年以后，英国在西藏边境与江孜之间修建旅舍等房屋11处，在印度边境与西藏三大商埠之间架设了电线，开办了邮件传递业务。此外，英印在侵占春丕谷期间，还在藏哲边境上的干都新修了一条公路，直达春丕。这些开发活动是英印意图控制西藏的行为，带有赤裸裸的残暴性，严重损害了中国的主权。以修筑春丕一带的公路为例，英国曾非法任命柏尔为管理春丕地区的长官，强迫当地西藏人民提供修筑道路的劳力，使当地民众苦不堪言。英国在西藏的商业活动仅仅是其侵略西藏的副产品而已，其目的并不是给西藏人民谋福利，或帮助西藏人民走上近代化的道路，而是服务于其对我国西藏地区的经济和军事侵略。[1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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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在清末每年向英印出口羊毛约400万斤，牲畜三四万头，表明畜牧业在其时西藏社会经济中占主体地位。清代西藏地区农业与畜牧业的结合十分紧密，每个庄园的内部种植业与畜牧业是不分开的。从延续至现代的产业结构状况看，西藏有纯牧业而没有纯农业。[154]由于自然条件对农业的限制，而且由于“帝国主义到处致力于保持资本主义前期的一切剥削形式（特别是在乡村），并使之永久化，而这些形式则是它的反动的同盟者生存的基础”[155]，西藏“农业地区的封建农奴主往往是畜牧业地区的封建农奴主，农业地区被剥削而失业的农民以及没有劳动力的老弱，他们可以流向牧区从事牧业和射猎，作为他们生活的尾闾。这样，游牧社会在客观上缓和了农业社会的阶级矛盾。因此，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同时并存，巩固了封建领主经济的制度”[156]。即使是在晚清英国入侵西藏时期，这种情况依然如此。通过两次侵略战争，英印对西藏经济施加影响后，也没有改变这种状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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晚清时期，政教合一制度成了英印对西藏进行殖民地化可以利用的一大因素，加之英国在南亚的战略目标是将西藏变成英印与中国的缓冲地带，选择巩固和维护西藏政教合一制度的存在，是一种地缘政治上的考虑，从而将农奴制包括这种制度下的庄园制经济与半殖民地经济格局长期化。因此，英印只以半殖民地形式掠夺西藏原料而不对庄园制经济进行任何触动，既是一种源于地缘政治的谋略，也是对当时西藏“农业区和游牧区的同时并存，巩固了封建领主经济的制度”这种状况难以改造的无可奈何。晚清西藏地区如同整个中国一样，内忧外患，满目疮痍，在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压迫下，人民困苦不堪，特别是生活在三大领主庄园的农奴们，其生活境地更加悲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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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地区社会人口增长停滞与庄园制经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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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量史料证明：旧西藏的统治十分严酷，民众享受不到任何社会保障，人口增长缓慢。在20世纪50年代以前的200多年间，西藏人口长期徘徊在100万人左右。1953年西藏地方政府自己统计申报的西藏人口为114万人，基本上是藏族和其他少数民族。[157]晚清西藏的人口数量，也包括在这个时间段之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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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两百多年间的西藏人口概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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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代雍正、乾隆年间（1736年）对西藏进行了比较详细的户口清查，据清代《西藏志》记载：“乾隆二年（1737年）造送理蕃院入一统志，内开达赖喇嘛在布达拉白勒蚌庙内居住，郡王颇罗鼐管辖卫藏达格布、工布、卡林、阿里、西拉果尔等处，共大城池68处，共百姓121438户，寺庙3150座，共喇嘛302560众。班禅额尔德尼在扎什伦布寺内居住，管寺庙327座，共喇嘛13671人，境内大城池13处，共百姓6752户。”百姓每户按4.5～5.0人计算，则合计百姓人数为893086～957181人。此外，据《卫藏通志》卷15《部落》记载，还有几部分居民应予计入，即霍尔措地区39族（约4889户，17606人）、达木（今当雄）蒙古地区（约538户，按每户1兵和4～5人匡算，兵民为2958人）、上波密地区（百姓约5000户，约合25000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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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样，在公元1737年时，西藏地区的百姓人数合计为622420～686515人，僧人316231人，总人口为938651～1002746人，而僧人占当时西藏人口的比例高达31.5%～33.7%。由于当时清廷在西藏“征收租赋……按年立限严催”，并经常推行“查实绝户荒田，随时豁赋”的政策，因此清代户口清查的准确性基本上是可以置信的。[158]亦即西藏地区人口的统计数约为100万人基本上是可靠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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