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于是，1904年9月7日（光绪三十年七月二十八日），在拉萨布达拉宫，在英国炮口的威胁下，西藏代理摄政甘丹赤巴在侵略军准备好了的条约上盖达赖喇嘛之印，其余噶伦、三大寺代表及僧俗大众代表分别被迫签字，同意英军事先炮制好的《拉萨条约》。其要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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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西藏应切实实行1890年（光绪十六年）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2）开亚东、江孜、噶大克为商埠，英国在这后两个地方享有与亚东同样的特权；（3）《中英会议藏印条约》所有应改之处，藏印派员会议酌改；（4）英国派员驻扎商埠处，监管英国商务；（5）西藏赔偿英国侵略军费50万镑，合卢比750万元：每年缴10万元，75年缴清；（6）英国侵略军占驻春丕；待赔款缴清，商埠开办三年后撤退；（7）削平自印度边界至江孜、拉萨之炮台、山寨，并撤出一切妨碍交通武备；（8）西藏土地不得租让、典卖给任何外国；西藏一切事宜不准任何外国干涉；任何外国不许派员或代理人进驻西藏，西藏铁路、矿山、电讯及其他权利均不许任何外国及其人民享受，若允此项权利与人，则应将相同的权利给予英国享受；西藏政府之税收与货物，不得以之向任何外国及其人民抵押借款。[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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条款的要害之处是排斥中国对西藏的主权，以建立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条约只字不提中国对西藏的主权，相反在第九款（即上文的第8条）中把中国暗列为“外国”；而且，更改了1893年（光绪十九年）中英订立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国驻商埠专员可以和藏官直接交涉，把中国中央政府排斥在有关西藏的交涉之外，企图建立英国对西藏的直接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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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荣赫鹏的险恶用意，清政府并非没有察觉。清政府接到有泰传来的条约草案后，指示有泰：“西藏为我属地，光绪十六、十九两次订约，系中英两国派员议定，此次自应仍由中国与英国立约，督饬番众，随同画押，不应由英国与番众径行立约，致失主权”；[111]并对条约的第九款提出特别质疑，于9月26日再次电令有泰：“第九款尤为窒碍，其有损中国利权之处。既据先行照会不侵中国主权，不占西藏土地，应即照定此议……至无论何外国各节，中国实有万难应允之势，一则因中国与各国凡属通商条约，皆系利益均沾，西藏为中国属地，不能独异，必无以杜各国之口；一则此次藏约早经各报喧传，现在各国已纷纷向本部诘问。若中国轻许，则各国公使群起辩争，中国固将棘手，与英国亦终无益。事处两难，当能曲谅。务须将此条婉商妥改，才能照办，不可遽行画押，免滋口实。”[1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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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泰得到清朝政府几次电令后，拒绝在条约上签字画押。荣赫鹏又多次照会有泰，诱迫他签字，荣赫鹏在照会中辩解说：“其第九条内开‘无论是何外国’字样，系除中国不在内。”[113]然而无论怎样狡辩，《拉萨条约》未经清中央政府的批准，始终是一个以武力强加于西藏的非法条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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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23日，英军撤离拉萨回印度，英国政府亦于11月11日正式批准了《拉萨条约》，但对其中的条款作了单方面的修改：饬令印度总督把750万卢比的赔款，改为250万卢比，至少要占领75年春丕，改为初缴赔款3年之后，撤退侵略军；同时废除关于英国驻江孜代表有权进入拉萨的附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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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三节 中、英关于西藏地方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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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英、德矛盾成为帝国主义的主要矛盾，以及俄国在日俄战争中的失败，英俄两国在中国西藏问题上南北对峙的局面逐渐出现转折，经过一年多的谈判，两国达成了协议，于1907年8月31日（光绪三十三年七月二十三日，藏历火羊年七月二十三日）在俄国圣彼得堡缔结了《英俄协约》。这个协约由序言、《波斯协定》、《阿富汗协定》、《西藏协定》等四部分组成，它标志着英、俄两大帝国主义国家在争夺中国西藏的过程中，由相互对抗走向了相互利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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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清朝政府与英国的交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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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武装侵入西藏，逼签“拉萨条约”的行径引起世界各国舆论的普遍谴责，更引起了全中国人民的激烈反对。清朝中央政府在全国人民的反对下，作出对外收回主权的决定。首先宣布将《拉萨条约》英方批准的250万卢比由清中央代西藏地方赔还，其次准备和英国商谈修改“拉萨条约”。即便在英国统治集团内部，其在野党也以西藏问题攻击保守党内阁，指责其执行的侵藏政策妨害了英、俄缔结条约以对抗德国。1905年初，英国政府为了缓和各方面对《拉萨条约》的不满，也为了强迫清政府在基本条款上承认这个条约，同意对该条约作一些修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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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1月清政府任命外务部侍郎唐绍仪[114]为全权代表，率参赞张荫棠、梁士诒等赴印度加尔各答，与英印政府谈判。同年2月，中国代表抵达加尔各答，与英国全权代表印度政府外交大臣费礼夏（S.M.Fraser）展开会谈。此次会谈由于双方各持己见，不肯让步，致使会议历时一年又三个月，一度更换议约代表及地点，才于1906年4月27日（光绪三十二年四月四日）在北京签署《中英续订藏印条约》（Convention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根据唐绍仪与费礼夏历次会议记录及所拟草约来看，中英双方相持不下的争论，为“主权”之争。[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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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坚持英国必须承认中国是西藏的“主权国”（Sovereign State），取消《拉萨条约》中所包藏的对中国主权的侵害和英国对西藏的保护关系；费礼夏拒绝，表示仅能承认中国是西藏的“宗主国”（Suzerain Stat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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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权”“宗主权”“属地”“属国”在中国历史里有特殊的意义，并不能随意与西方名词互换。解释上差异最大的是“宗主权”，严格说来中国历史里的“宗主权”是不能与英文词汇Suzerainty互换的，因为这两个名词在中、西历史文化里并不相同。英文用词Suzerainty通常与西洋中古时代的“封建领主”（Feudal Lord）结为一体，一般西洋法律辞典将之界定为：对属国（Vassal States）的外交有干预权，可代订条约，办理对外交涉，但准属国自主内政。但中国历史里的“宗主权”与“主权”，并不像西方界定的如此明确，“宗主权”是指对“属地”的内政、外交均有干预之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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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属国”与“属地”，译成英文都是Vassal States，泛指西洋中古时代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里的“属国”，但中国历史里，“属国”与“属地”则差别极大。以清代为例，“属国”是指与清廷有朝贡关系的国家，如安南（Annam1）、朝鲜（Korea）、缅甸（Burma）、琉球（Ryukyus）等国，在《清史稿》里被列入《属国传》，这些国家与清廷的关系，或可用西洋的“宗主权”来诠释。“属地”是指西藏、蒙古，清廷在这些地方设官管辖，俨然视为领域，在《清史稿》中，被列入《藩部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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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考虑到中外用词不同，在印度会议中小心翼翼地与英方代表费礼夏展开交涉，他将英文里的“宗主国”译成“上国”，“主权国”译成“主国”，“Vassal States”译成“属国”，但中文名词“属地”，则在英文里找不到对等的译词。印度会议中，唐绍仪数度致电清廷，解释中外用词的不同，强调中国力争的是“治藏主权”。[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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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绍仪与费礼夏在历次会谈中就主权问题有多次争执：[1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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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3月2日（光绪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七日）第一次会议，费礼夏将《拉萨条约》交给唐绍仪，请其早日签署，唐绍仪拒绝，并谓条约尚未开议，如何能遽签；费使答复：“萨公使（即驻京英使萨道义）来函称，中国并无改约之意，今遽欲将约作废，则无可再议。”唐绍仪答云：“贵国既接待议约，则我自有商议之权。中英之所以必须会议者，因西藏之主权在中国也。藏约既有干犯中国主权之语，自应解释明白。”[118]3月2日会议，双方可谓不欢而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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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7日（二月二日）举行第二次会议。唐绍仪首先将《拉萨条约》第九款内容全部更改，加上“英国无有侵占西藏”之意，并声明中国将来如准许英人在藏经营铁路、矿务、电线等事业，其他诸国亦可照章办理。费礼夏则坚决反对，声言“英费数年心力，耗兵费八十余万镑，冻毙士卒百余人，始成拉萨约，今将约内已得利益，全行让出，无此办法。谨直告贵大臣，此稿断不能更改”。[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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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月11日（二月六日）的第三次会议，费礼夏同意唐绍仪另议新约，但坚持《拉萨条约》必须全行附入新约，在新约中英国同意声明西藏属于中国所有；唐绍仪则仍坚持废除《拉萨条约》，另议新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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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英双方多次会议，均各持己见，不肯让步，致使会议陷入僵局。3月底，费礼夏竟然自行前往西姆拉避暑，把中国清廷代表留在加尔各答，仅派一印度外务大臣韦礼敦（E.C.Wilton）往来于西姆拉和加尔各答之间传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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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25日（三月二十一日），费礼夏遣韦礼敦送交唐绍仪一份草约，条文主要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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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英国国家允认中国为西藏之“上国”。（2）《拉萨条约》全行附入新约，彼此承认切实遵守。（3）倘他国无尝试干预西藏政治之事，则英国不愿并占藏地，及不愿以西藏为保护国，亦断不握西藏一切内政。（4）《拉萨条约》第九款第四节所声明各项利权，倘不许他国国家及他国人民享受，则英国政府不愿自行要求，或代其人民要求此项利权，惟英国须自占利益在该约第二款指明之商埠，与藏人商设电线通报印度境内。（5）中国国家允认，除实系中国籍贯人民之外，不用他国人在藏办理一切事件。[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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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费礼夏的草约，唐绍仪提出五点驳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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