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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2] 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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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3] 陈崇凯：《近代日本人在西藏的活动及与藏传佛教的联系——兼述十三世达赖与日本人的关系》，《青海民族学院学报》2005年第1期，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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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4] 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3、169页。此外，1908年日本西本愿寺法主大谷光瑞获知十三世达赖喇嘛在山西五台山，派他的弟子大谷尊由赴五台山，与达赖喇嘛秘密会晤，并协议互相派遣留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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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5] 佚名：《内厅侦察达赖报告》，线装手抄本，东京大学东洋文化研究所图书馆藏。转引自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5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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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6] 秦永章：《近代日本渗透西藏述论》，《近代史研究》2005年第3期，第16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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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7] 冯建勇：《1888～1911年英俄在西藏的角逐》，《西藏研究》2010年第6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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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8] 石楠：《关于英俄争夺西藏的矛盾与冲突》，《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2期，第182～18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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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七章 清政府在西藏的新政及西藏局势的变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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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内外交困，风雨飘摇。甲午战争结束后，中国民族危机意识日益增强。维新派康有为、梁启超、谭嗣同、严复等提出按照西方国家的模式，推行政治、经济改革，争取国家富强。虽然“百日维新”在慈禧太后的强压下无果而终，然而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使得清廷官员们意识到了变革的必要性，于是纷纷上书请求变法。1901年，清朝末年一场为期十年的在全国各地开展的“新政”揭开了序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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处在中国西南边疆天然屏障这一重要地理位置上的西藏，在这样一个大环境之下，同祖国内地一样，未能摆脱西方列强的觊觎与蹂躏。清朝中央政府此时也认识到兴革西藏以抵御外敌的重要性。然而，面对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四面楚歌的清政府不得已选择了妥协，还与英印政府签订了丧权辱国的《中英会议藏印条约》（1890年）和《中英续订藏印条约》（1906年）。清中央政府派往拉萨的驻藏大臣，大都是中下等人才，昏庸怯懦碌碌无为，被耻笑为“熬茶大臣”[1]，严重削弱了清政府在西藏民众心中的威信和形象，加上帝国主义分子的离间，使得清朝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一度陷入紧张的关系之中；尤其是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上层之间，矛盾愈加明显。使得清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施政困难重重、举步维艰，亟待整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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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一节 清末藏政革新的背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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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形势发生剧变、步入现代化进程的大背景下，存在了两千多年的中国封建制度开始走向衰败，在清朝政府中开始出现了变法维新思潮。此时的西藏地方同样挣扎在维持或打破传统的尴尬地步，危机重重。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清朝驻藏大臣试图在西藏地方推行一系列的新政以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1906年4月，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后张荫棠壮志未酬，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施行新政。清末西藏的这次改革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给沉寂了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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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俄等帝国主义国家对中国西藏的争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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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西藏由于与印度、尼泊尔、不丹、锡金毗邻，英国力求以西藏地方做天然屏障阻挡俄国势力入侵南亚次大陆，更想通过与西藏地方的贸易、通商，并扩至内地通商。此外，英国的如意算盘是，一旦占有西藏，即可直达长江流域，朝思暮想的南方之地就会成为其囊中之物。对于俄国而言，自1709年沙皇彼得一世击败当时欧洲强国瑞典获得波罗的海出海口，开始在西太平洋扩展其影响时起，历代沙俄政府就极力奉行寻找出海口，然而“丹扼波罗的海，土扼黑海，俄不能得志于大西洋，改而之东。既得海参崴、旅顺，雄视太平洋岸，然其地去本国绝远，虽有铁道，势终偏重，不能握两洲之中权，故其心不能一日忘印度洋也。英得印度倚为外府，逾三百年。海军至强，东、西、南三面皆可安枕。所虑者独北方陆路耳。俄谋南侵，而西藏一隅乃为必争之地矣”。[2]因此，我国西藏地方成了俄国势力南下的一个关键因素。通过西藏西北部、新疆、阿富汗南下夺取印度洋，自然成为俄国重要扩张战略之一。西藏地方和蒙古的关系十分密切，两地民众又大多数信仰藏传佛教，要想更加有效地加强对蒙古的控制与影响力，西藏有着不可忽略的重要战略地位。为此，英俄两国之间为了争夺我国西藏地区而引发重重矛盾，斗争更是此起彼伏，造成了近代西藏政局的动荡不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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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帝国主义分子以考察、游历为名搜集西藏情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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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40年（道光二十年）鸦片战争爆发，中国沦为半殖民地。1876年（光绪二年）英国逼迫清政府签订《烟台条约》，此后，帝国主义分子陆续通过这些不平等条约中有关允许外国人入藏“游历”“探路”的条款，获得了在我国西藏传教、游历、考察和通商的种种权力。一时间，入藏考察和游历骤然兴起，帝国主义分子纷至沓来[3]，打着游历、考察的旗号，在我国西藏境内秘密收集关于政治、经济、军事等方面的情报，欲想打开通商道路，从而一步步控制西藏。而在这些“考察”和“游历”的人群中，以英国人和俄国人为最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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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个到达拉萨的英国人是曼宁（Thomas Manning），他了解了很多关于驻藏清军的内部情况，并在发回的报告中建议说从帕里到拉萨的道路不适宜使用野战炮兵，这对于英印政府对藏用兵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建议。此后，还有一批英国人以各种名义相继到藏。另外，英国还训练了一批印度的土著作为秘密测绘侦探，这些秘密侦探中最有名的一个是南·辛格（Nain Sigh），他化装成商人到达拉萨进行了一些秘密的活动，以特制的转经筒和念珠测定了西藏各个地方的方位和距离。这些人表面上是“考察”和“游历”或“经商”，实则在西藏秘密地从事间谍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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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国出于“在亚洲打败英国（夺取整个波斯、蒙古和西藏）”的战略考虑[4]，在同英国争夺远东地盘问题上向来也是不服输的，在西藏问题上亦是如此。从1870年到1907年，他们以俄国“地理学会”的名义先后派出了13支“西藏考察队”。他们分别从北面和西面进入我国，以西藏为目标，收集了大量的信息。1883年，在英国军队进犯隆吐山的时候，已借“游历”为由进入西藏的俄国间谍，伺机给某些西藏地方头目密函，“约令遇有急难，将函驰送俄境，即可电达，助兵援应”[5]，试图打着“助藏抗英”的旗号，染指西藏事务。这期间进藏的俄国考察队也加紧了活动，遭到了藏族人民的坚决反对。但是，由于考察队员多选自现役军人，遇到阻拦时，便以枪弹开路，屠杀我藏族人民。[6]以1900年11月为例，窜入西藏的沙俄武装间谍在察木多（地名，今西藏昌都）琐图地方烧毁藏族人民房屋，抢掠马匹，制造了杀死杀伤藏族同胞四十人的流血事件。[7]此外，他们还在藏族上层中从事颠覆分裂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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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西藏地方政府对于外国入藏人员的态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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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接踵而至的帝国主义国家的“考察队”和“探险家”，清中央政府因东面的局势自顾不暇，自然无力对付。在这个特殊时期，西藏地方政府则态度鲜明，并成功地阻止了很多试图进藏的外国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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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人在控制了哲孟雄后，便开始图谋我国西藏地方，他们在大吉岭设立关卡，不时派人打探并整修到西藏地方的道路。面对英人的威胁，西藏地方政府于1886年在隆吐山建卡设防以防英人恣意妄为。英人眼看就要打通的路被堵上，自然不会就此放弃，于是便开始横生枝节，造谣挑衅，无理声称藏军“设卡之地距大古岭甚近，意在阻止通商”，后又提出这么做是在“横截廓尔喀东通印度之路”[8]，借此于1888年集结军队在隆吐山发动了对我国西藏的第一次武装侵略战争。西藏地方政府对清廷“严束藏兵，不准妄动”[9]的妥协投降政策没有照办，而是进行了坚决抵抗，多次逼退英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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