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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川边改土归流及其对西藏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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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末年，帝国主义势力不断侵犯我国西南边疆包括四川、云南和西藏地方。不仅如此，“为了转移西藏地方上层和广大群众的斗争目标，他们（帝国主义分子）还把西藏上下当时尚不知为何物的西方式民族主义思想加以歪曲，灌输给少数不顾民族大义的上层败类，唆使他们反对中央政府，破坏我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和领土完整”。[31]致使藏军时常在川边藏区寻事，以致川边藏族地区乱事迭起。“自瞻对划归藏属，蕃官侵暴，川边[32]土司[33]弱者慑其威而甘于输纳，强者怙其势而恣为奸横，几若知有藏而不知有川，匪惟蛮触纷争，抑且弁髦王章，轻侮边吏”[34]，令清朝政府中不少有志之士忧心忡忡。于是奏报清政府请求及时处理，以免祸患无穷。清朝政府于是借清末新政之风，派专人前往川边处理其动荡不安的局面。继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被杀后，赵尔丰被派往川边藏族地区。他平定乱事后，针对川边藏区长久以来存在的弊端，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赵尔丰不仅在政治上实行了“改土归流”的政策，他还对该地区的经济、交通和文教卫生等方面进行了改革，对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起到了推动作用，也对同一时期西藏地方，尤其是驻藏大臣在西藏的新政产生了一定的影响，达到了其保卫川边、应援西藏的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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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川边改土归流的起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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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5年，面对川边发生的“凤全事件”，特别是西藏地方内忧外患的形势，清朝中央政府开始采取积极的措施，于是年夏天派四川提督马维麒和建昌道赵尔丰率军赴川边平乱。随后，对该地开始了大刀阔斧的“改土归流”，进一步强化了清朝中央政府对川边藏区的统辖地位，冲击了这一地区的封建农奴制度，从某种程度上解放了生产力，也促使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开始实施新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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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川边时局外忧内患，清廷派员赴川整饬边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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曾有学者对川边改土归流的范围做过考证，认为“远大于当时四川管辖藏区土司之地，而是打箭炉厅所辖藏地、云南德钦藏区和雍正时行政上划归西藏的康区全境”[35]。川边地形多为峡谷、高原，由于自然环境恶劣，人口稀少，清政府历来不重视此地经营和开发。但是，此时，由于英、俄在藏互相争夺，昏庸无能的清朝政府完全无力保卫西藏，而西藏上层统治集团在沙俄诱惑下，心生寻求沙俄保护之念，使西藏局势愈显危急。如若西藏地方不保，川滇失去屏障，外国侵略者的魔爪就会迎面伸来。清朝统治者不得不谋划出路——及时经营川藏，而“川藏经营之略，以边务为关键”。[36]于是，“筹边援藏”成为当时的客观形势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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清朝在乾隆时平定大小金川之后，对如何废土司以扩大经营川边的问题，因国家财力原因，一直搁浅在清廷的议事日程上。因此，当清后期全国大部分土司地区完成改土归流[37]之际，土司统治仍在川边实行。土司虽名义上隶属清王朝，但由于清政府一直奉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羁縻政策，因此，清朝政府不直接干预土司所辖地区事务，从而逐渐形成了土司割据的局面。广大藏族人民一直深受土司、头人、寺庙的压榨。土司之间也矛盾不断。清末，随着清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恶化，川边藏区的土司头人与清廷关系也日益紧张，直接威胁到清政府对于川边藏区的统治与权威。傅嵩炑在奏折中就曾说过：“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知有朝廷。光绪二十年以后，乡城则据邑而杀长官；乍丫则入藏而围攻钦使；泰宁以开矿而戕毙武弁；巴塘以垦务而戕害大臣。叛乱迭兴，屡烦兵力。”[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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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拯救西藏与川边危局，1903年，清政府派锡良、有泰和凤全详细体察情形，督办川边事务，原闽浙总督锡良被调往四川。在“集绅自招商股”[39]以修川路的同时，锡良还根据川边藏族地区的特殊情况进行了适当的整顿。1903年7月，驻藏大臣有泰、帮办大臣桂霖与锡良商议将驻藏帮办大臣移驻察木多，以“居中策应，筹防练兵，庶几外可以慑藩服，内可以靖蜀疆”。[40]1903年10月29日，考虑到川省事务繁重，而川边各地土司又实难管理，锡良上奏朝廷：“求无增改建置之烦，而深有益于边务，莫若将打箭炉同知升为直隶所，径隶建昌道，与雅州府划疆分理。关外土司管辖如故。巴、理粮员等官，改归该所察举优劣，核转案牍。箭归府属之沈边、冷边等土司暨泸定桥巡检均与所近而府远，一并归所转辖。”清朝政府应允，随后又请设了炉霍屯务，“议将朱窝、章谷改土归流，分派屯员管理”。[41]除此之外，锡良还在巴塘地方试办屯垦。他表示，“但巴塘垦务即办，他处如能耕作，推行较易，牧政、矿政又当次第考求，似于边务总有起色”。[42]1904年5月，巴塘粮员吴锡珍提出开办垦务办法6条，包括委员宜速赴差、经费宜预筹备、办法宜分缓急、募民宜示区别、营兵宜酌拨用、线路宜量安设等内容。五月，吴锡珍、都司吴以忠议就开垦章程12条，对招雇农夫等事做了较为详细的安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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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10月（光绪三十年九月），鉴于形势清廷颁旨：“有人奏，西藏情形危急，请经营四川各土司并及时将三瞻收回内属等语，着锡良、有泰、凤全体察情形，妥筹具奏。”[43]凤全原为湖北荆州驻防镶红旗人，后调任驻藏帮办大臣，在四川为官二十余年。有史料称，凤全“性情劲直，办事勤能……明决廉勤，胸有经纬……”[44]，但其后来的表现却似乎不尽如人意。新任驻藏帮办大臣凤全到达川边之后，即开始整顿边务。他于8月26日到达打箭炉，从同知刘廷恕处了解了该地的情形后，认识到了“屯防并举，为持久之计”。[45]10月21日，凤全上奏朝廷，恳请在当地招募士兵，并就地各自先行操练，稍显熟练之后再汇合起来统一操练，练成之后分驻各险要关隘，守防兼备，并举中策应。11月18日，凤全抵达巴塘。在前往巴塘的路上，他随处进行了土地勘察，发现理塘一带可耕地很少，而巴塘地方气候较之稍好，土地还算肥沃。之前在锡良的安排下开垦了良田300多亩，但仍然有大量的可耕之地。经过详细勘察后，他认为此地还可以成田五六千亩，预计一年可以完成1000余亩，于是派同知刘廷恕加紧在炉霍地方进行开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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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达川边之后，整顿了军制，将关内原来的两营防军裁员后并成了一个营，加上之前在当地招募的新兵一起，共1000人，分别驻扎在打箭炉、理塘、巴塘、察木多等地，既可以承担防务，平时又可以进行开垦。此外，他还上奏朝廷，请求收回瞻对地方，在遭到驻藏大臣有泰的阻止后[46]，他再次上奏，据理力争，坚决要求收回瞻对。后凤全在筹办边务以及屯垦、开矿和练兵等事宜中，“激发忠诚，感怀时局，殚精规画，昕夕不遑”。[47]而就在全力以赴处理边务的过程中，凤全感觉到了川边僧人的桀骜不驯：他们联合当地土司，频频滋事，蔑视朝廷官员，乃至阻止其开展垦荒开矿之务，甚至打伤打死官员士兵，“堪布之权，甲于官长，稍不遂意，聚众横行……干预地方，肆无忌惮”。[48]且“里塘地方土司积弱，日以朘削番民为事，十室九空。僧多民少，大寺喇嘛多者四、五千人，借以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抢劫频仍，半以喇嘛寺为逋逃薮，致往来商旅竟向喇嘛寺纳贿保险，即弋获夹坝，辄复受贿纵逸”。[49]应该说，他看到了当时川边地区存在的一些在统一国家中不能容忍的情况。对此，凤全认为“惟是尽绝根株，非使喇嘛寺有所限制不可。即此不图，相率效尤，恐以后办事亦多掣肘”，于是上奏请求消除不法僧人借宗教的名义为害社会的行为，并限制僧人数量，“拟请申明旧制，凡土司地方大寺喇嘛不得逾三百名。以二十年为限暂缓剃度”。[50]他对当地情况的了解深入、分析有理，但由于提出的措施是当地僧人所没有见过的，他们习惯于朝廷的松散管理，甚至是任其自由。他们“压制土司，刻削番民，积习多年”，对于严格的管理，自然会以暴力叛乱来抗拒，最后直接导致了“凤全事件”（又称“巴塘事件”）的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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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凤全事件”（又称“巴塘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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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帮办大臣凤全请旨限制川边僧人的不法行为和改善“僧多民少”状况的消息，不仅惊动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也遭到了泰宁、巴塘和理塘僧人的反抗。他们散布凤全“办事悉为洋人而来”，“凤全教练洋操，袒庇洋人，应即加之诛戮”，并阻止凤全对巴塘地方的屯垦。实则巴塘地方早些年一直有粮员在负责垦荒，虽进度慢，但一直以来也算顺利，并无人骚扰阻止。而自凤全负责此事开始，每有动作，便有人出来抗议阻止。1905年2月21日，凤全的队伍在经过巴塘丁零寺时，突遭僧人群起袭击，随后还焚烧了垦场。28日，当地僧人及土司部众杀掉两个法国传教士，焚毁了巴塘天主教堂。凤全属下死伤二十余人，巴塘督司吴以忠和随员秦宗藩亦在其中。不仅如此，他们还掠走了不少粮食。29日，凤全为安全起见，带领少数士兵前往理塘，准备带回先前留在炉霍的士兵，一起再回来惩办乱事之人。3月1日到达一个名叫红亭子的地方时，遭遇埋伏，凤全率兵奋力搏战，终因寡不敌众，一行五十余人全数被杀，凤全未能幸免于难，这就是近代川边史上著名的“凤全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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应该说“凤全事件”非常充分地反映了清朝政府对于川边藏区长期疏于管理，以致造成“各处土司、喇嘛，只知有西藏，不只有朝廷”的不正常局面：土司和喇嘛当道，不服政令，胆敢杀害朝廷命臣。[51]事后，巴塘地方百姓向打箭炉颇本禀明了此事，基本上是对凤全的控诉，指责他庇护洋教、操练洋枪、招募外地人开垦巴塘土地并要求纳粮、限制喇嘛数量等。实际上，对于当时而言，这些都是发展当地经济、促进社会进步的明智之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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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折子虽名为巴塘百姓所请，实则出自土司喇嘛之手，目的无非就是维护当地僧人的地位和土司的权益。凤全到达巴塘后，深切感受到川边藏区僧俗头人横据一方，多行不端，因此为了打击和抑制土司、喇嘛的势力，他在锐意经营屯垦、积极谋划收回瞻对的同时，有意削弱了川边藏区僧俗头人的权势。如此，他直接地触犯了土司的经济利益，而限制喇嘛人数增长则是在动摇僧人的特权地位，必然遭到反抗。在起事前，凤全对于土司、堪布策划变乱毫无警觉，遂遭到袭击。后指控说凤全庇护洋教、操练洋枪不过是起事的借口。折子的后面说：“如再有差派官兵勇丁进来，则众百姓发咒立盟，定将东至理塘、西至南墩十余站差事撤站，公文折报一切阻挡，甘愿先将地方人民尽行诛灭，鸡犬寸草不留，誓愿尽除根株，亦无所憾也。”[52]这种威胁显然是对中央政权的严重挑战。如果此时再不予以反击，一则清朝政府威严尽失，以后之事更难办理；二则更加纵容了肇事者的狂妄，难免以后还会有类似事件发生；三则影响到川边及其他地方驻地官员及士兵的安全，生命得不到保障，为清朝政府效力一说又从何谈起。因此，“凤全事件”就如同一个导火索，激怒了清朝政府，也为清廷在川边强行实施新政提供了充足的理由，下决心彻底解决这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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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凤全在川边的表现，四川总督锡良也有几份呈给朝廷的奏折，从中可以看出其对凤全在川边一些行动的实时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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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伏查凤全遵旨筹办边务，虽欲拓兴屯垦，亦未尝以峻急行之，只因拟请限制寺僧人数一疏，喇嘛闻知，中怀怨怼，飞诬构谤，鼓惑愚顽。正副土司初不过潜预逆谋，继则公然助恶，屡投印文于奴才等署，竟称：凤全教练洋操，袒护洋人，应即加之诛戮，若川省派兵压境，惟有纠合台众联聚边番以死抗拒等语，狂悖实为至极。……且凤全从死百余人众，两司铎又其罹厄，焚毁教堂、粮署……”[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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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里塘僧士竟敢要挟文武，逼释盗匪，扬言瞻酋派队围犯里塘。同时正办泰凝（即泰宁——编者注）金矿，该寺喇嘛尤敢抗阻，据险设伏，屡次伤毙勇弁，都司卢鸣扬被害捐躯。”[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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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巴塘番匪出而掳掠，并声称阻止练兵、开垦等事，扰及近台。凤全派勇追拿，道经喇嘛寺，讵敢施放枪炮，击伤勇丁，始知番匪滋事，均由喇嘛主使。”[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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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这些资料中，可以看出凤全在川边实行屯垦、开矿、练兵等措施，是根据朝廷批准进行的。一开始并没有用武力强迫实行，而当地寺庙僧人首先以武力阻止，“伤毙勇弁”、“抗阻”开矿、“阻止练兵开垦”。在这种情况下，凤全才不得不派兵加以解决。可以说凤全所为，既没有急功近利，也看不出性情粗暴、作风专横，如四川总督锡良所说：“亦未尝以峻急行之”。而所推行的“开垦”“开矿”，是一种发展经济、改善当地民生、促进社会发展的举措，即使现在看来也是应该予以肯定的。凤全“限制寺僧人数”的措施，自然损害了寺庙僧人的利益和特权，必然引起僧人不满，不但有言论，上书锡良请求对凤全“加之诛戮”，而且有行动，进行武力反抗，伏击杀死凤全等百余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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驻藏帮办大臣凤全遇难后，锡良于4月5日上书清朝政府，详细陈述了此次“凤全事件”的起因和经过，并“遵旨派建昌道赵尔丰办理炉边军务，迅速驰往，会同提臣马维骐相机妥办。并以巴、理一带均隶于建昌道，而运粮亦在所属邛、雅等处，故令赵尔丰先赴本任，接篆后，即日起程，所以便调度而一事权”。马维骐领旨于2月起程前往川边。巴塘僧人与土司扼险设伏，仍图抵抗。马维骐深知用兵贵在速度，于6月亲自统率五个营，“次第开拔，分道并进”，先后攻克了泰宁和巴塘。并彻底查明了“凤全事件”原委，将元凶缉拿归案，并由锡良上奏朝廷：“伏查凤全遵旨筹办边务，虽欲拓兴屯垦，亦未尝以峻急行之，只因拟请限制寺僧人数一疏，喇嘛闻知，中怀怨怼，飞诬构谤，蛊惑愚顽。正副土司初不过潜预逆谋，继则公然助恶，屡投印文于奴才等署……若川省派兵压境，惟有纠合台[56]众联聚边番以死抗等语，狂悖实为至极。”[57]10月，巴塘形势稍显稳定，马维骐奉旨调回四川，留赵尔丰任炉边督办，统兵留驻，办理善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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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时，巴塘、泰宁虽已平定，但赵尔丰感到巴塘所属多个村子的藏民常受僧人唆使，致使地方长期动荡不安。他认为，“七村之逋诛未除，则巴塘有肘腋之忧，桑披岭寺之强梁如故，则关外有腹心之患。先其近者，自当搜剿七村”。[58]于是，在9月、10月间，赵尔丰命巡防新军中的两个营和常备军炮队绕到山后，又派顾占文等带领其他营开往前山。10月4日，前后营队汇合，形成夹攻之势。虽有抵抗，但终究不敌。自此，赵尔丰便开始了其对川边藏族地区大规模的新政改革，史称“改土归流”。所谓“改土归流”，就是废除土司（是藏族历史上自然形成的地方首领，并非朝廷任命的官员）世袭制，代之以流官（是由清政府任免调动的一般官吏，废除终身和世袭的职位）治理其地。即“对割据一方的地方政体实行改革，废除元、明两朝以来皇帝封赐或世袭的土司，由中央皇朝委派，改设流官直接对当地进行统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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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改革的原因何在，川督锡良等在请设川滇边务大臣奏折内有如下陈述：“边事不理，川藏中梗，关系至大。征之前事，藏侵瞻对，川不能救；英兵入藏，川不问战。藏危边乱，牵制全局者，皆边疆不治，道途中梗之所至也。……乘此改土归流，照宁夏、青海之例，先置川滇边务大臣，驻扎巴塘练兵，以为西藏声援，整理地方为后盾，川滇边藏声气相通，连为一致，一劳永逸，此西南之计也。”锡良的话既指出了问题的症结所在，又提出了解决问题的有效办法，比起鼠目寸光的驻藏大臣有泰强胜百倍，更显得清朝任用有泰为驻藏大臣的失策。因此，“筹边援藏”，维护国家主权，反对帝国主义侵略是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的根本原因；其次在于解决川边僧人、土司权势过大，独霸一方，不听中央指挥，已成尾大不掉之势的混乱局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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