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06671204 2.设陈列所一座。从川省劝工局取来陈品陈列于此，供藏民参观，并向其演说物体的质地和制作方法。同时选送一批藏民赴川省劝工局学习工艺制造，以图学成归藏，能振兴工务。

1706671205

1706671206 3.开矿、造币。1909年（宣统元年）5月，联豫提出“西藏矿源甚富……弃利于地，诚为可惜。且恐启外人觊觎之心”，故“拟招商承办”。虑及“藏俗迷信风水”，怕节外生枝，故宜先“由我属之三十九族地方办起”，果有成效，则“藏人欣羡……易乐从之”。开矿既可解官款拮据之难，同时亦可断外人觊觎之心。联豫之前在湖北、浙江有办理过银圆局务的经验，也深知铸币的厉害。他认为不应让英人所铸的卢比在西藏继续通行，这有损主权，于是建议“照从前式样，正面铸光绪宝藏，背面用唐古忒文字，以期利用。在公家既可免汇兑之费，且可得盈余之利”。[150]1910年（宣统二年）7月，仿乾隆宝藏银币，试制出宣统宝藏银圆一种、铜圆二种。新币造出后，“商民领用，极形踊跃”。[151]这样，“既固主权”，且“于筹饷一节，不无小补”。[152]

1706671207

1706671208 4.裁粮员改设理事官。“专管地方词讼之事，保护汉民。理事官又四川委派，可兼任裁判。”[153]此外，联豫表示，接电线、修道路、开矿、设警察等事务也是势在必行，容后次第办理。经过学部和度支部的讨论并稍加修改后，联豫便开始进行办理。

1706671209

1706671210 5.通邮。联豫通邮的目的很明确，即“议接收英线，以固主权，而赴事机”。1904年英军入侵西藏时，在亚东至江孜一线拉设电报线。“其后藏中机要事件，即赖英线传递，反客为主，数年以来，费报外溢，为数不资”，联豫为此发出“主权一失，则利权随之”的慨叹，而1908年的《中英修订藏印通商章程》第六款规定：“一俟中国电线，已由中国接修至江孜，英国可酌量将由印边界至江孜之电线移售与中国。”联豫便以此为契机，于1910年（宣统二年）11月，首先从拉萨至江孜一段入手，架设了自驻藏大臣衙门至西大关之间约三十里的电线。“试办竣工”后，“传电灵捷”，并准备与英人开议“移售”江孜至中印边界电线之事。同年，拉萨邮界成立，原有的塘兵驿站并入邮政制度内。1911年（宣统三年）拉萨设立邮政管理局；察木多、硕般多、江达、亚东、帕克里、江孜和日喀则等地设立了二等邮局；西格孜设立了邮政代办所。西藏邮电事业较前有很大发展。

1706671211

1706671212 1908年12月，温宗尧由海路入藏，接联豫帮办大臣一职。他协助联豫设立了戒烟查验所，办理戒烟事宜。并拟现行开通江孜和亚东两个商埠，噶大克地形较为复杂，拟详细勘察后再行定夺。

1706671213

1706671214 1909年2月，联豫因任期满三年，向朝廷请旨回京复命，朝廷考虑到当时西藏情势危急，办理藏事比较紧迫，而联豫对其中情形比较熟悉，于是仍命他抓紧机会，举办新政事宜。4月，西藏波密地方发生严重的抢劫事件，联豫派陈渠珍步队一营为前锋，以管带张鸿升接其后，然后派炮队一队一同前往帮助剿匪。又派步标统带陈庆带领队伍，沿途驻扎，以伺机援助前线营队。

1706671215

1706671216 1910年2月，经联豫多次申请，朝廷派钟颖带领川军两千人抵达西藏；随后，联豫再次请派边军四个营继续进藏接应钟颖的部队，赵尔丰随即响应，并亲自带领前往。刚刚回到拉萨的十三世达赖喇嘛闻知此事后，选择了再次离开拉萨，出走印度。2月，联豫派人封禁了西藏地方所设造枪厂和造币厂，考虑将该造枪厂加以扩充，作为驻藏陆军修枪的场所；对于造币厂则添加一些机器，作为铸造银圆的地方，巩固主权，并获得一些余利以补贴军饷。3月，联豫在江孜和亚东商埠设立了巡警，他按照内地设立巡警的规则，分保安、正俗、卫生三个部分。并要求，在江孜和亚东的巡警需稍微知晓交涉知识，这样才能更为有效地执行任务。并在前藏设立巡警总局，统筹总体事务，然后分派巡逻官和巡逻长，带领徒步警兵140名、马警兵24名，站岗巡逻。4月，联豫开始差人修整西藏的道路和桥梁。从前藏到察木多共计2600余里，分32站，他派熟悉道路的工程人员分段进行勘察，并整修路面，均扩宽一丈五尺，可以同时供两辆牛车通过。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藏乱陡生。1912年4月，联豫经印度回到北京。

1706671217

1706671218 联豫是清政府派驻西藏的最后一位驻藏大臣，他1906年到达拉萨，1912年4月离开，在藏达6年之久，属驻藏大臣中留藏时间较长的一个大臣。朝廷如此委任并不能说明联豫本人的能力强，而是在当时特殊的环境下朝廷不得已的选择。然尽管如此，也不能完全否定他在藏的这6年时间里的所作所为。评价一个历史人物，理应从此人对当时社会的贡献入手，看他在历史前进的过程中起到了推动作用还是阻碍作用。从这点上来判断，联豫对于西藏地方在近代化改革的过程中还是做出了自己的贡献。以兴办教育为例，联豫到藏后，曾表示“即以兴学为先务，多方劝导，逐渐经营，始由前藏办起，以次推及后藏、靖西、达木、山南等处，参酌初等小学及蒙养院章程，以国文为教科主体，改良其习惯语言，期于同我文化，数年来汉番人民，渐知向学之益”。[154]不管是继承张荫棠的做法，还是借助于赵尔丰的支持，他最终还是将这场新政进行了下来，比较好地实施了清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管辖，将西藏地方在近代化改革的路上推动了一大步，这是值得肯定的。

1706671219

1706671220 三 驻藏大臣实施新政的意义及其夭折的原因

1706671221

1706671222 1906年4月，清朝中央政府任命张荫棠为钦差大臣进藏处理藏务，筹办新政，采取了一系列相关措施。以后张荫棠壮志未酬，由驻藏大臣联豫继续施行新政。清末西藏的这次改革触及政治、军事、经济、文化等各个方面，对西藏地方的旧制度和传统观念发起了挑战，使得沉寂了几百年的封建农奴制社会刮进了一缕新鲜的空气。改革虽未成功，但意义重大，它是清朝中央政府维护西藏地方主权的一次有益尝试。

1706671223

1706671224 （一）驻藏大臣新政夭折的原因分析

1706671225

1706671226 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让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的新政停下了脚步，而张荫棠和联豫搞的这场新政也最终以失败告终。在没有动摇西藏地方上千年的封建农奴制度的基础上，为西藏地方留下了些许近代化发展的痕迹。有人批判驻藏大臣碌碌无为，有人责怪中央政府不予支持。对于导致这次新政夭折的因素，学术界有很多人分析过，大致有以下几种。

1706671227

1706671228 一是认为张荫棠、联豫所代表的是资产阶级改良派思想，必然导致新政的最终失败。“张荫棠幻想在不触动腐朽的清朝政治制度和西藏封建制度的基础上，发展民族工商业，走西方走过的资本主义道路，以使西藏日渐富强。这在半封建半殖民地的旧中国，是注定要失败的。”[155]

1706671229

1706671230 二是认为张荫棠提出的收回政权的政治主张触动了一大批西藏上层人士，尤其是以达赖喇嘛为代表的僧俗上层的既得利益，因此受到坚决的抵制，如西藏地方政府总是阳奉阴违，推诿敷衍。[156]

1706671231

1706671232 三是认为张荫棠、联豫代表的是清政府统治阶级的立场，因此他推行的大民族主义政策不可能争取到民心。

1706671233

1706671234 “……在荫棠的《藏俗改良》中，也反映出类似的问题。他对藏民习俗横加指责，令人啼笑皆非，如‘见客礼宜以合掌为常见礼，凡鞠躬吐舌、竖指头之礼，贻笑各国，皆不可行’、‘楼下不宜养牛马’、‘男子不宜戴耳环’等。世界上每个民族都有自己区别于其他民族的独特道德规范和风俗习惯，这是数千年来形成而不易变更的。强行变革，只能适得其反。”[157]

1706671235

1706671236 四是认为西藏僧俗官员对新政采取消极抵制的不合作态度，甚至抗拒。对此，联豫曾奏云：“西藏蕃官，性情执拗异常，往往扎饬一中，迟至数月，而不禀复，或借口于达赖之未归，或托词于众议之未协，虽极力催询，置若罔闻。至于三大寺僧众，则尤为恃众藐玩，总谓佛法无边，外人决不足虑，其执迷已久，一时断难醒悟。”[158]联豫所言，必事出有因。

1706671237

1706671238 除以上见解以外，还有一个观点认为新政之所以举步维艰，是由于清政府的财力支持不够。“作为清朝政府一手操办的输入式新政开发活动，清末西藏新政的任何一项措施的实行都需要清廷投入相当数量的资金，而清朝中央政府财政紧绌，无力大量投资于西藏地区的新政开发。”[159]

1706671239

1706671240 诚然，以上种种因素对新政失败的影响是无可非议的，但仔细琢磨，似乎还有一个重要的因素被忽视了，那就是“在西藏，任何事物都是以宗教开始，并以宗教告终的”。[160]藏族作为一个几乎全民信教的民族，很多人都认定“每一个生命，或每一种精神、物质的活动现状，就是过去无数个原因的一个总的结果，而这个结果又是未来无数个结果的一个诱因……称某一事物存在，即肯定该事物必然有一个自我（Atman），每一件事物都具有其独特和不可改变的特征，也就是不靠任何外界因素完成自我存在的能力”。[161]这种不靠任何外界因素完成自我存在能力的认知实际上使得人们失去了改革所需要的思想基础。而对于西方民主政治制度下的那些东西，当时的西藏民众从根本上无法理解，也没法接受，尤其是在西藏当时的社会环境下，要坚定地将新政贯彻下去也是难上加难。

1706671241

1706671242 其实，张荫棠的新政宣传并非没有一点作用，“……他（张荫棠）带病亲临大公所会议，宣讲《天演论》，‘痛陈天演物竞生存淘汰之理’。他认为‘物竞天择’、‘优胜劣汰’、‘适者生存’是人类所不可抗拒的规律……同时，张荫棠还以印度、哲孟雄（锡金）亡国灭种的历史事件，论证只有改革变法才能求生存的道理。使‘万众惊愕叩头流涕曰：“某等生平未尝闻此议论。从前驻藏大臣三年一任，满即去，计未尝计及此者。及今不改图，我唐古特为人奴隶牛马矣！从此我藏人决不存歧视汉人之心，同心协力，以御外侮，唯大人所以教之”’”。[162]

1706671243

1706671244 由此可见，西藏的有些官员是能认同张荫棠的演讲的，至少在听演讲的那一刻，是为之动容过的，但接下来的实际行动又如何呢？“1907年5月，张荫棠给噶厦的咨文中称：‘本大臣前因西藏地方内政外交亟须整顿，而现象贫弱，尤应亟谋拯救，是以谕令大众会议，创设交涉、督练、财政、盐茶、路矿、工商、学务、农务、巡警九局，并颁发章程，分派职事，以冀共相讲求，力图振作，俾而西藏蒸蒸日上，蔚成富强。乃数月以来，虽据报成立，而详加考核，于一切局务多未实力奉行。’”[163]由此可见，这次演讲虽瞬间打动了当时的一些人，却没彻底改变他们的思想，未能将这份感动付诸行动，并坚定地执行下去。

1706671245

1706671246 然而，大事所成，必集天时、地利、人和三点。那么，清末西藏的新政实施情况如何呢？首先说天时，可以理解为正确的时间或者时机。在当时全国新政的大环境下，看似确实是很好的时机。然而不能忽略的是当时的大清帝国已经处于其统治的末年，正是为了挽救这摇摇欲坠的统治，才有了清末的新政。中央政府的统治都内外受压不稳固的时候，如何去期待地方能稳定发展。其次是地利。这里首先要说的是西藏地方的特殊性：它是中国在西南边疆的天然屏障，历来受到帝国主义分子的觊觎与侵犯；它的社会形态处于封建农奴制社会形态，政治制度是政教合一的制度；同时，当时的西藏是一个全民信仰藏传佛教的地方。基于所有这些特殊性，怎么能期望新政能在这里顺利地开展呢？张荫棠的新政中关于“国族建构”的想法不仅要求西藏地方在政治文化上与清朝中央“同质化”，并以此形成一种牢固的国家认同观，同时还要求西藏地方在道德观念、语言文字、生活方式上与清朝中央“同质化”。他试图通过在西藏努力推行文化革新活动，使西藏民众逐步转变成为具有儒家式的思维能力、道德与品位的人，而放弃西藏地方传承千年的固有文化。这种行为本身就是一种割裂当地历史文化传统的做法，西藏地方表现出了抵触是必然结果。张荫棠之后，联豫、赵尔丰等都为实现文化的同质化而进行过各种努力，然而收效甚微，最终随着清朝的覆亡而不了了之。最后是人和，对此可以理解为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藏汉两个民族之间的关系，也可以理解为驻藏大臣与西藏地方官员之间的关系、驻藏大臣们之间的关系，等等。其他的暂且不说，驻藏办事大臣联豫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恶劣关系是有据可考的，导致严重的后果也是不言而喻的。[164]中央与地方不能协调、官员们之间不能团结一致，这是因为虽然本质上国家认同是政治忠诚，对统治阶层的认可、参与和承担义务，但是这种忠诚是与特定的利益诉求相联系的，所以即便具有同质性的文化，也并不能必然产生共同的国家认同。也就是说，即便存在着多元的文化认同也并不必然成为国家认同的障碍，国家认同完全可能超越文化而实现。清末的新政却没有充分认识到这一点，这样的新政最终夭折是正常的，如果成功，便是一个例外。也就是说，良好的愿望在当时的大环境下，取得成功的可能性微乎其微。

1706671247

1706671248 综上所述，清末清朝中央政府在西藏地方实施的新政，由于处在一个改朝换代的大环境下，只追求单一的国家、政治、文化等方面的认同，这种认同不是中国的历史传统，既不能因地制宜，又不能万众一心，自然也不可能成为未来中国的发展方向，它只是特定时代对欧洲国家学说的简单模仿，因而最终导致新政的失败。

1706671249

1706671250 （二）清末西藏实施新政的意义

1706671251

1706671252 清末驻藏大臣在西藏地方举办的新政是清廷在全国统一新政时的一项重要举措，也是筹边安藏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新政的推行，尤其是所采取的一些措施，在客观上仍然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作用。

1706671253

[ 上一页 ]  [ :1.706671204e+09 ]  [ 下一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