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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 〔日〕山县初男：《西藏通览》（第2编），四川西藏研究会宣统元年，第5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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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Britain and Chinese Central Asia：The Road to Lhasa，1767-1905，pp.254-25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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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3] 朱绣：《西藏六十年大事记》，青海人民出版社，1996，第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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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4] 《英国外交大臣兰斯敦致英国驻俄大使斯科特电》，转引自军事科学院《中国近代战争史》编写组编《中国近代战争史》（第2册），军事科学出版社，1985，第9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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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 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29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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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6] 本章中有关“民族国家建构”和“同质化”的思考得益于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扎洛主持的课题“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思潮与藏区的社会转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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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吴丰培：《清季筹藏奏疏》卷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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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 详见杜文忠《边疆的法律：对清代治边法制的历史考察》，人民出版社，20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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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 “戊戌六君子”，指1898年（清朝光绪二十四年），由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实行“新政”，结果失败，六个主要参与者被杀。他们是谭嗣同、林旭、杨锐、杨深秀、刘光第、康广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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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 米勒等主编《布莱克维尔政治学百科全书》（修订版），邓正来等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02，第5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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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 王希恩：《论“民族建设”》，《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学报》200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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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2] 郭世佑：《辛亥革命与清末“新政”的内在联系及其他》，《学术研究》2002年第9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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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3] 金观涛、刘青峰：《观念史研究——中国现代重要政治术语的形成》，法律出版社，2009，第22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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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4] 冯建勇：《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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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 “路径锁定”概念类似于物理学中的惯性，事物一旦进入某一路径，就可能对这种路径产生依赖。这是因为，社会生活与物理世界一样，存在着方向性的自我强化的机制。这种机制使人们一旦选择走上某一路径，就会在以后的发展中得到不断的自我强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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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6] 冯建勇：《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1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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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7] 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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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8] 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编《清史编年》第12卷，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0，第3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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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9] 《清德宗实录》卷五八七，光绪三十四年二月癸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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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0] 卢秀璋主编《清末民初藏事资料选编（1877～1919）》，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第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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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1] 马菁林：《“改土归流”的宏观历史分析》，《西藏研究》2001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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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川边，是指四川西部、西藏东部，界于川、滇、青、藏之间的广大地区，也就是现在的西藏昌都地区和四川的甘孜藏族自治州一带，藏语称为“康”，意思是大地。“川边”二字来源于1906年清廷任命赵尔丰为“川滇边务大臣”，因赵尔丰管辖的地区是这片地方，故清末将此地区称为“川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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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土司是元、明、清三朝在中南、西南、西北等少数民族地区授予当地首领世袭官职以统治少数民族人民的官职。分文职和武职两种：文职有土知府、土知州、土知县等，属吏部管理；武职有宣慰使、宣抚使、招讨使、长官等，属兵部管理。土司对朝廷有纳贡和接受征调的义务，而土司在其管辖的范围内，拥有生杀予夺的权力。明朝曾在部分土司地区改土归流，清朝则更是大力推行。1911年民政部奏准将全国所有未改流的地区进行改土归流，但有些地方一直未改，有些地方改后又复辟。国民党统治时期，仍然有不少土司。解放后，经过民主改革，土司制度才被彻底地废除。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第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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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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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5] 高纬：《从川边改土归流看清廷治边思想的转变》，载姚念慈执行主编《民族史研究》（第6辑），民族出版社，2005，第31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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