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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6] 《英国蓝皮书》帙1920，第187页。转引自复旦大学历史系编《沙俄侵华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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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7] 对于“改土归流”的原因，马菁林曾做过分析，他认为“土司制度存在的合理性在于封建统治者‘家天下’的统治思想及与之相适应的社会基础，而‘改土归流’又是因为土司制度与整个社会发展的内在冲突。这种冲突虽然经常性地表现为偶然事件所激化的矛盾的表面化，但其必然性则根源于土司制度统治下的社会基础与整个社会的不相融合”，详见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第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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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8] 傅嵩炑：《奏请西康建省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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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9]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4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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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 吴丰培：《清代筹藏奏牍·有泰奏牍》、《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2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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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1]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45～124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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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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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3]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44～4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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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4]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5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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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5]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7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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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6] 瞻对地方是在清末川藏纠纷之后，中央政府在大臣的恳请下，根据当时的形势赏给达赖喇嘛管辖的。驻藏大臣有泰正是考虑到这一点，怕失信于人，再生事端，于是上奏反对收回瞻对。凤全则考虑到时过境迁，且达赖喇嘛时下正出逃在外，意欲前往俄国寻求帮助，置中央政府于外。再者，瞻对地方实属川藏要害，如不治理好，恐生枝节，后患无穷。因此，凤全在复奏中据理力争，坚决要求收回瞻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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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7]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58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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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8] 吴丰培：《清代筹藏奏牍·有泰奏牍》（卷一），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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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9]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凤全驻藏奏稿》，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7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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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0]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凤全驻藏奏稿》，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7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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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1]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64页：“该僧、土骄横自大，固属匪伊朝夕，然使臣暂驻，偶有拂其志欲，辄敢蓄谋惨害。自乾隆十五年前藏朱尔墨特之变，至今百余年，诚西陲所未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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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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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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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4]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4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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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5]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49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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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6] 台指的是粮台。1728年（清雍正六年）留川陕兵两千人驻藏，为了转运粮饷，在川藏交通大道上设置了六个粮台。其中打箭炉为首台，由打箭炉同知兼理粮饷事务，其余理塘、巴塘、察木多（今西藏昌都）、拉里（今西藏嘉黎县）与拉萨各设粮务委员一人或两人，成为粮员，粮员办事衙署称军粮府，俗称粮台。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第1144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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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7]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51～125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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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8]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6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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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9] 非正式制度，是由新制度经济学派代表人物道格拉斯·C.诺思（Douglass C. North）于“制度变迁理论”中提出，又称非正式约束、非正式规则，是指人们在长期社会交往过程中逐步形成，并得到社会认可的约定俗成、共同恪守的行为准则，包括价值信念、风俗习惯、文化传统、道德伦理、意识形态等。在非正式制度中，意识形态处于核心地位.因为它不仅可以蕴涵价值观念、伦理规范、道德观念和风俗习性，而且还可以在形式上构成某种正式制度安排的“先验”模式。因此，意识形态有可能取得优势地位或以“指导思想”的形式构成正式制度安排（或正式约束）的理论基础和最高准则。后这一概念被广泛运用于民族学与社会学等哲学社会科学研究领域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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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0] 详见陈一石《略论清末川边改土归流与赵尔丰》，《云南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年第4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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