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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1] 《赵尔丰奏议公牍》卷一，第38页（手抄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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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91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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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3] 克有三种情况：一是藏区的计量单位，地方不同，大小也不相同。清末川边改土归流时，规定三十斤粮食为一计量克。解放后西藏地方已规定每克粮食为二十八市斤。二是藏区的重量单位，一克为六到七市斤。三是藏区计算耕地面积的单位，即播种一克种子的面积，称为一克地，约合一市亩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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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4] 此处读音与“平”相同，藏银五十两为一秤，两秤即藏银一百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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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5] 见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102页：“巴康于古初 黄苗汤沐国 强梁夏商周 游牧习广泽 通贡盛汉京 班范纪陈籍 唐宋暨元明 沙门满戎狄 宁边劳王师 高张寿金石 武侯管乐曹 文翁经史席 丁钱别甘辛 蓬麻区黑白 胡服易牛马 风雷凌松柏 吴楚晋诸姬 安危计万叶 岳公盖代双 平成贺魏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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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6]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118～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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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7]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166～16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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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8] 据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第325页记载，对于赵尔丰入藏一事，有藏商去往炉霍买茶时称，藏民对赵尔丰入藏的阻拦，是出于达赖喇嘛的心腹强迫百姓出兵，百姓实属不敢抵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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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9]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226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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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0]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上），中华书局，1989，第21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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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1]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中），中华书局，1989，第307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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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2] 四川省民族研究所编《清末川滇边务档案史料》（下），中华书局，1989，第1032～103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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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3] 《西康推行新政困难之检讨与一般注意事项之商讨》，《康导月刊》创刊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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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4] 苏法成：《西康司法近况》，《康导月刊》创刊号，第3期，19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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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5] 《西藏通史简编》中认为赵尔丰用武力推行“改土归流政策，加剧了藏汉两个民族间的矛盾，加之赵尔丰属下的川军入藏时军纪败坏，恶化了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上层的关系，给外国人干涉西藏内政以新的口实”。详见恰白·次旦平措等著《西藏通史简编》，五洲传播出版社，20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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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6] 马菁林在《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一文中对清末川边“改土归流”给予充分肯定，认为其对阻止帝国主义阴谋分裂我国藏区、消除土司封建割据、维护国家的统一和领土完整起到积极作用。打破了川边藏区的闭塞状态，为川边藏区的社会发展提供了必要条件和可能，促进了藏汉人民之间的交往和经济文化交流，对巩固我国西南国防起了重要作用。此外，赵云田在《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认为通过“改土归流”，清廷顺利实行了新政改革，废除土司制度，建制府县，加强了清廷对川边藏区的直接统治并有效抵御帝国主义侵略，促进了当地经济发展，密切了西藏、川边和内地的联系，对促进汉藏民族间的交流与团结起到很好的作用。详见马菁林《清末川边藏区改土归流考》（巴蜀书社，2004）及赵云田《清末川边改革新探》（《中国藏学》2002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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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7] 目前持此观点的学者越来越多，如《藏族简史》，西藏人民出版社，2006；多杰才旦等著《元以来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关系研究》，中国藏学出版社，2005；牙含章编著《达赖喇嘛传》，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3；伍昆明主编《西藏近三百年政治史》，鹭江出版社，20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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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8]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62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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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9]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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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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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1]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60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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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2] 吴丰培：《清代藏事奏牍·锡良藏事奏牍》，中国藏学出版社，1994，第126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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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3] Elliot Sperling：The Chinese Venture in k’AM 1904-1911，And The Role of Chao ERH-FENG，from The History of Tibet Ⅲ，Routledge Curzon，Tayler & Francis Group，London and New York，2003，p.74：“He（Zhao Erfeng） played the most important role in K’am in the few years of the Ch’ing dynasty that remained，and his actions continued to influence the course of Sino-Tibetan relations for many years after his deat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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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4] 乾隆官修《贵州通志·秩官志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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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5] 李静轩：《赵尔丰经边始末》，载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四川省委员会、四川省省志编辑委员会编《四川文史资料选辑》（第二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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