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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英印政府与十三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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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贝尔主导下的英印对藏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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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0～1930年，对十三世达赖喇嘛影响最大的外国人还是查尔斯·贝尔（Bell Sir Charles Alfred，也译作柏尔）。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期间，贝尔经常同其晤谈，“谈时常屏左右，甚至御医亦退出。促膝纵谈政治、宗教等事不休”[140]。1914年9月，贝尔从西姆拉回到甘托克，再次担任锡金政务官一职。印度政府于1915年通知贝尔：“由于中国的拒签，他们将《西姆拉条约》视作无效，但在英藏间所订条约有效的前提下，印藏关系继续维持。”[141]1915年以来，十三世达赖喇嘛三度邀请贝尔访问拉萨。尽管贝尔已是英印政府公认的西藏事务专家，并主导英印政府的对藏事务，且自西姆拉会议结束后，英国政府取消了对英国人在西藏活动的严格限制，但英国官员访问拉萨依然得不到白厅（White Hall）的批准。英国政府严格遵守1907年英俄条约的条款，拒绝允许英印边境官员和英国驻华官员访问拉萨。[14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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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东部发生的事件使得英国的对藏政策发生变化。1917年9月，川藏在西藏东部爆发军事冲突，藏军于次年4月21日攻下昌都。英国驻打箭炉（今康定）副领事台克满（Eric Teichman）出面调停，8月，在绒坝岔议定“边藏停战退兵条件”[143]。北京政府遂于1919年8月“电咨甘肃张广建，特派专员朱绣、李仲莲及红教（指藏传佛教宁玛派）喇嘛古浪仓等，轻骑从简，由青海赴藏，与达赖联络感情，作釜底抽薪之计”。朱绣等人于1919年11月24日抵达拉萨，“屡与达赖、班禅晤谈，感情甚洽”。1920年4月，达赖设宴为即将返回甘肃的朱绣一行饯行，并表明“余亲英非出本心”[144]。十三世达赖喇嘛允许朱绣等在拉萨访问近5个月，此举让贝尔和英印政府均感到震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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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已于1918年3月退休，英印政府任命其驻江孜商务代办坎贝尔（W. L. Campbell）担任锡金政务官。同年4月，贝尔对外宣称，他在晚年打算专注于藏学研究。贝尔之所以退休，或许是由于访问拉萨得不到英国政府的批准，他已经放弃了访问拉萨的想法。十三世达赖喇嘛也因为修行，从1917年2月起闭关，直到1919年10月才再次露面。贝尔尽管已经“退休”，但他仍然居住在印藏边境的大吉岭，并密切关注着西藏政局的发展。[145]对于朱绣等访问拉萨的原因，贝尔认为是“西藏政府以所储军火，今已告罄，觉不能长与中国政府相持，且觉英未能践言充分援助”，并批评英国政府“阻止西藏在印度购买军火，是为破坏其信誉，是为摧残西藏难得之自由，是为危害印度北部之安全”。[14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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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20年初，英国政府才获知甘肃督军张广建派代表访问拉萨的情报，但英印政府总督切尔姆斯福特（Chelmsford）并没有足够重视，认为朱绣等人访问拉萨只是为了拖延川边休战。台克满“在英国人有必要进入拉萨问题上同贝尔的观点非常一致”。他于1919年成为英国驻北京公使馆西藏事务主要顾问，由于他的影响，使得北京公使馆反对英国人出现在拉萨的态度得以软化。此后，英国驻华一等参赞蓝普森（Sir M.Lampson）和外交官路易斯·金（Louis King）均致电外交部和驻华公使朱迩典，建议立即派员前往拉萨。[1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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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9年底，坎贝尔突然辞职。英印政府于1920年1月再次任命贝尔为锡金政务官。贝尔立即向英印政府提出前往拉萨访问的请求，声称“吾往拉萨……能与达赖及其政府中人私谈解释种种，并竭力挽回信用交谊”。[148]他同时向英印政府力谏，“英国派赴拉萨的代表必须有向西藏当局提供武器弹药，以抵抗中国人的权力，若无此权，‘英国官员北上拉萨是毫无意义的’”。但英国外交部对向西藏提供武器依然采取模糊政策，不愿表态。贝尔为此请求印度政府先搁置提供军火问题，而务必在“达赖喇嘛改变主意、收回邀请之前赶赴拉萨”，因为“拉萨存在着一个不可否认的中藏直接谈判的倾向；印度政府应尽全力阻止之”。[149]与此同时，贝尔于1920年夏前往亚东、江孜一带进行年度视察，10月15日，英印政府命令他前往拉萨。但英印政府明确指示贝尔，“他无权承诺提供西藏武器弹药”。[150]所以，贝尔赴拉萨的使命中，并无向西藏提供军火的权限，“吾奉印度政府电令，领使节至拉萨，为英政府诚恳问候达赖，说明现在政治状况”[1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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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最终实现了他长久以来的抱负和野心，即以英国政府官员的身份前往拉萨访问。贝尔于11月1日由亚东动身，11月17日抵达拉萨。一名藏官率领江孜卫队护送他前往，在其到达拉萨的最后几里地，受到拉萨尼泊尔人、不丹人和拉达克人的欢迎，同样也得到西藏当局的欢迎。“终于到达拉萨了”，贝尔成为达赖喇嘛邀请来的第一位欧洲人。[152]但这显然违反了中英间关于禁止英国政府官员前往拉萨的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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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学者麦凯（Alex McKay）指出：“贝尔使团1920～1921年在拉萨的活动，成为英国人在西藏活动进程中的一个重要转折点，即标志着西藏的首府已对英印政府官员有效开放。此后，每年至少可以有一名英印政府官员访问拉萨。贝尔使团最终为英国在拉萨派驻永久代表铺平了道路，实现了隐藏在寇松（Curzon）西藏政策背后的最初政治图谋。”[153]可见，贝尔访问拉萨所显示的首先是政治上的意义，其次，在军事、经济、文化上包含了更多的内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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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编藏军是贝尔提出的首要建议。他向达赖提议，“西藏军队仅五千人，殊不足用”，可予“财政准备充裕时，当逐渐增至一万五千（人）左右”。并指出，“此为最低数额，不如此不足以平内乱而御外侮”。他还答应西藏地方政府：（1）每年自印度输入少许特别规定之各种必需军用品；（2）于有限范围内，助之训练军队，备办军需；（3）帮助西藏勘探并开采矿产；（4）在西藏开设一所英国学校，教育西藏贵族子弟。条件是“西藏政府必将照数付款”。[1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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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在向达赖喇嘛建议时，“辄声明完全为吾私人意见，绝非吾政府之指示”[155]。这种说法显然是一个谎言，只是为了混淆公众视听。麦凯指出：“接受来自英印政府一位官员‘忠告’的人们清楚地了解，如果他们想要得到英国的支持，就必须按照这个‘忠告’去做。”[156]正如贝尔所承认的，结果是他不需要干预西藏内部的行政管理事务，因为达赖“已经接受了我向他提出的所有建议，并开始付诸实行”。[1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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扩建藏军政策得到首席噶伦雪康、噶伦兼藏军总司令擦绒等的支持。由于了解拉萨政教各界对扩编藏军的反对，雪康在贝尔初到拉萨时就警告他：“汝莫若直接与达赖喇嘛处决汝之事务，勿与大公会交涉，即不与吾交涉亦可。否则，各界人民皆知彼等所不当知之秘密，必足贾祸也。”[158]但十三世达赖喇嘛向噶厦和西藏官员大会提出了扩军建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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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不是所有的西藏人都欢迎贝尔访问拉萨。他面临着保守的神职人员的激烈反对。为了扩编藏军，达赖喇嘛和西藏地方政府决心向寺院和贵族实施征税。麦克唐纳回忆说，“现在西藏政府想增加常备军的势力，由五千人到一万五千人，这种计划曾被哲蚌、色拉、甘丹各大寺院所反对，因为他们认为增加新军，喇嘛将被募招补充兵额，寺院的财产将被剥夺，税收也要增加以充兵饷”。[159]贝尔在意识到来自贵族和寺院集团的强烈反对后，即通过江孜商务代表麦克唐纳带口信给达赖喇嘛，建议“军队增加当以渐，招募当遍全国，拉萨附近不可独多”“僧侣不宜当兵”“与供军用，不可征寺院及田地产业之直接税”等。[16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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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25日，十三世达赖喇嘛告诉贝尔，西藏官员大会已经完成了关于扩军的辩论，计划每年招募500或600名士兵，总计扩招人数为11000人。如此，藏军总兵力将会扩增至17000人；将向寺院和贵族庄园征收地产税，以为扩军提供经费。官员大会的这些计划在民众中引起恐慌，他们害怕的不仅是税赋增加，更担心喇嘛会被征募为士兵，从而使宗教蒙羞。决定最终由达赖喇嘛做出决定：每年招募500～1000人入伍，喇嘛不得加入藏军。[16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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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的传召大法会（藏语称“默朗钦莫”）为西藏僧俗民众不满情绪的宣泄提供了时机，人们自然将藏军扩编和税赋增加与贝尔在拉萨的活动联系在一起。“当时传出三大寺喇嘛准备暴动，打死来拉萨的英国人的消息，达赖调藏军镇压，结果喇嘛与藏军发生冲突，外国报纸上谣传贝尔等人已被打死”。[1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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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贝尔自己的记述里，将这场暴动归结于西藏寺院集团与藏军军官的冲突：“因僧侣首领与军官冲突，此时遂发生一大危险，附近僧侣四万，可以一哄而入，劫掠杀人。达赖识此危机，乃运用机智，调军队离拉萨。”[163]“人们也谣传英国政府准备派军队入城，帮助拉萨的藏军对抗喇嘛。……因此，许多喇嘛在打听究竟是谁把英国人带到拉萨来的。拉萨在一夜之间贴满了布告，要人们杀死肯尼迪（Kennedy）和我”。[16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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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7月，哲蚌寺又发生“五千僧侣牵连在内”的暴动，“彼等扬言欲攻拉萨”。贝尔说，“西藏政府要人多望余出任调停，僧侣且欲吾完全秉公判决。此着万不可行，但吾于适当范围内某几点，亦尝陈意献言，而被采行。西藏政府调集三千军队至拉萨，围该寺，降之，恩威并用，此事遂平”。[165]学界一般多把此次僧人暴动同拉萨2月的僧人同藏军冲突事件联系在一起，认为有必然的联系。但麦凯最近的研究则提出了新的研究路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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麦凯认为，哲蚌寺参与暴动的僧人主要来自该寺罗色林札仓，其矛头对准的是贝尔。为什么哲蚌寺僧人对贝尔恨之入骨呢？其原因是英印政府强行侵占了达旺地区后，达旺寺的税收锐减，而达旺寺是哲蚌寺罗色林札仓的属寺。此外，达旺南部的德让宗每年也要向哲蚌寺纳贡。这样一来，哲蚌寺及其罗色林札仓收入的大幅减少，激起僧人们的不满。麦凯指出，贝尔在他谈及拉萨之行的任何一本书中都避免提及达旺，然而贝尔本人并不是引发这次争端的唯一原因。[16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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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2月，贝尔从拉萨致信英印政府，就未来的英国对藏政策提出见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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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首先指出，“中国压制西藏，治理不善；而努力欲伸其势力于喜马拉雅山附近各国家民族，又不肯商定适应西藏需要之条约。吾等所求于西藏者何耶？简言之，吾等之所大欲，在于西藏必强而能自立，以其人口之少，气候之热，决不能威吓印度，反足为印度之北方坚壁”。他提出西藏“若不自主，则不能真强”，而西藏的“自主”“又为吾等防止赤化之理想障壁”。他认为：“赤化于西藏人守秩序之心理及其所皈依之宗教，皆根本不能相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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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担心“达赖寿命尚难逆料，其健康非复十年前可比。若彼一旦不讳，其摄政继位，权力必较之为逊”。他看到民国政府在西藏的影响力增大，“西藏国会以最大寺院及各僧俗官吏之代表组织之，故此法团之意见甚有力量，会中倾向中国之分子亦与日俱增。大公会中最有势力者，亦反对中国最烈，然俱信彼若投中国，必能邀其宽宥，并有殊荣”。他认为，西藏因英国不愿向其提供军火而对英印政府失望，必会“抛弃英国之友谊而复顺中国”。[1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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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他认为英国对藏政策的核心是尽快向其输送军火，武装藏军，以提高其抗衡中国、俄国或日本侵藏的能力。这一政策最终得到英印政府的采纳。1921年8月，英印政府告诉贝尔，“如果……一个月后，中国确实仍无意谈判，（英国）就将在严格的条件下向西藏提供武器，并不再就此通报中国政府”。[16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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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国对西藏地方的援助与控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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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从十三世达赖喇嘛于1913年回到拉萨以后，发起了一系列旨在促进西藏近代化的改革。而许多改革都是在贝尔的提议下进行的，且英印政府在其政策和财政所允许范围内，为这些改革提供了很大的支持与援助。英印政府为什么要援助十三世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呢？贝尔的认识一针见血：援助其近代化的进程将会令西藏人在“经济上和军事上依赖我们”。[16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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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英国政府同意贝尔出使西藏的根本目的，是要迫使北京政府重新回到以《西姆拉条约》为基础的中英藏三方谈判的模式上来。对于贝尔在拉萨的活动，颜惠庆向英国公使艾斯顿明确指出：“贵国藏务局长贝尔现在拉萨，颇有种种政治活动。从前达赖喇嘛曾向印度购买物件，现在无钱付价，贝尔乃要求割地偿还。并闻贝尔又在藏地敷设电线，联接印度。本国与藏地隔膜已久，贝尔如若巧取，与藏人订何政治关系，本国万不承认。”[17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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