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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于1921年10月19日离开拉萨，11月抵达印度。他自认为“英政府已采纳吾所条陈之将来政策，西藏问题可谓已经大半解决”，并称“此次出使，除所解决者外，又能消灭两国政府间之误会，恢复彼此之信用”。他在印度逗留了“三四星期，得与印度外交署商酌，将与西藏新解决之详目，一一造出，并以此详目通告西藏政府”。[171]该项援助计划内容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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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英印政府确定的是对西藏实行军事援助的计划。由于国际法的约束，英国最终不可能派军队保卫西藏，因此，贝尔最优先的考虑就是鼓励西藏发展自己的军队。早在1915年，贝尔曾将他在江孜商务代办处的考察时间延长到6个月，其目的就是要观察由江孜护卫队军官（Gyantse Escort Officer）训练的第一批西藏军队的效果。这是贝尔所建议的使西藏军队现代化计划的一部分。[172]贝尔试图说服英印政府向西藏提供额外的武器和弹药，但由于欧洲形势更为复杂，任何火星都有可能引起欧战的再次爆发，他没能成功说服军队的掌控者。在印度的军事指挥官们看来，欧洲的冲突才是最重要的。由于国际社会并没有承认西藏为一个独立国家，因此，武器的国际限售使得这一武器供应设想变得十分困难。但贝尔一直坚持，即便想让西藏成为一个“缓冲国”（Buffer State），它也必须有自身的防卫。他一再强调，“西藏人1917年之所以能够在藏东沿线的战斗中打败中国人，就是得益于西姆拉会议后印度提供的步枪”。[1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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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1年1月和2月，贝尔先后致电英印政府，请求立即批准向西藏出售武器弹药。10月11日，英国政府最终批准了该援助项目，答应以分期付款的方式从印度向拉萨提供山炮10门、机关枪20挺、步枪10000支、100万发子弹和适量的山炮炮弹。但条件是西藏进口这些军火只能用于自卫和内部安全。[17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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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英印政府派遣教官到江孜开办了一所军官训练学校，训练藏军。从1921年12月起，英印政府向江孜英国学校派遣英国和印度教官各一名。“事经印度政府批准后，西藏一次派遣五十名士兵和军官到江孜，由商务委员公署的卫队英印指挥官出来训练他们……一直到一九二四年，中间很少中断。”这些人中包括仲巴札萨、多仁台吉等高级官员。[17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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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加强印度与西藏间的交通与通信联络。早在1915年，贝尔就有把江孜的电报线延伸至拉萨的计划。贝尔访问拉萨期间，再次积极推动该项计划的实施。在印度孟加拉电报局官员金（W.H.King）的主持下，该项目于1922年8月竣工。这样的话，由印度到拉萨的消息，由原来的七天缩短到一天即可到达。后来，金还在拉萨建立了一个电话系统，将罗布林卡和布达拉宫连接起来。达赖喇嘛流亡大吉岭时派往英国的留学生吉卜也于1920年回藏，参与了电线敷设与拉萨电报局的筹办。[17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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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也非常关心印度和西藏之间道路的修建问题。当时的西藏西部根本没有现代意义上的道路，他因此认为：“如果要促进印度和西藏间的贸易和交通往来的话，道路必须得到改善。”不过，贝尔的这一想法受到来自两方面的阻力。一是西藏人的反对。因为1904年条约“强行保持了通往商务代办处的道路，他们害怕此举会加快外国思想观念的引入，从而威胁西藏社会的传统结构”。西藏人形容英国人像“西藏的修路工”（Road-builders of Tibet），暗指当时英国人修的这些道路会对西藏造成伤害。另一个困难来自筑路经费，英印政府官员认识到，“要想使喜马拉雅山道路适应现代化运输是一项艰巨的任务，绝无可能从印度或西藏获得必需的资金”。江孜的英国商务代办处有时会采用炸药爆破的方法来清除通往西藏边境道路上的障碍。这又导致了一个荒诞的建议：“改善西藏道路最便宜和最有效的办法是授权商务代办处买一台好钻机，且每年向其供应少许炸药。”英印政府最终搁置了筑路计划。[1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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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贝尔援助西藏的最终目的，是要消除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通过对拉萨的访问，他认识到“西藏人民仍有倾向中国者，以为本国尚未能独立，‘若不加入中国联邦，为五大民族之一，则恐有遭印度人蹂躏之时”。[178]因此，他认为通过鼓励西藏地方政府强化其“主权国家的意识”最为重要。他向西藏各级官员灌输西藏“独立”的主张，并要求达赖喇嘛和噶厦加强其对于西藏边远地区的行政管辖权。贝尔深知西藏东部广大地区的藏民更倾向于接受中国的行政管理，因此，他“不断地劝告”达赖喇嘛应该改善噶厦在那些地区的统治质量。即说服“东藏人将其广袤的领土置于拉萨的统治之下，并为一个幅员广大且统一的西藏而工作”。[17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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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建立一个统一的西藏。这也是贝尔放弃支持班禅的重要原因。贝尔敦促英印政府的边境官员们在同班禅打交道时，“不可鼓励扎什伦布之企图脱离拉萨而独立”。贝尔认识到达赖喇嘛是为西藏各界所接受的唯一领袖，即认为，“达赖喇嘛的政策在实施过程中可能会遭致一些反对意见，但他的个人形象是无可挑战的……这使得十三世达赖喇嘛对英国人有完美的形象而愿意同他们交往；他们通过影响达赖喇嘛而影响着西藏”。[180]贝尔明确宣称：“我们需要一个统一的西藏。”贝尔于1921年七八月间，在江孜开办了一所英文学校，首任校长为卢德洛（Frank Ludlow），他们鼓励孩子穿藏族服装，并以分发达赖喇嘛的照片作为奖励。他们后来还组建了一支西藏足球队，将其命名为“西藏色彩”（Tibet Colours），并举行英国与西藏的“国际足球比赛”。这些都是经过深思熟虑的行动，其目的是要“形成……西藏的民族意识”。[181]不过，要想将西藏转型成一个如贝尔期望的“现代国家”，还有一个难以逾越的文化障碍需要克服。正如古德后来指出的：“在这片有限的地区内，西藏文化和宗教观念占据着主导地位，在任何特定的时代，这个地区都不需要与中国和西藏行政管理的有效范围相一致。”[18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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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贝尔出使拉萨带来的最有影响的结果，是使得英印政府官员从此可以自由地派遣官员到拉萨，以抗衡中国政府对西藏地方的影响。贝尔认为英国代表也不必久住拉萨，但“若中国代表再强行进驻，则英国为势所迫，自亦不可不设一委员（留）于拉萨”。从此，英国可以凭借锡金政务官（The Political of Ficer Sikkim，Bhutan and Tibet）、江孜商务代办（The British Trade Agent Gyantse）和驻拉萨使团[183]（The Head of British Mission Lhasa）不断前往拉萨，对达赖喇嘛和西藏噶厦施加影响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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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擦绒被免职与亲英势力的受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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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近代史上有两个擦绒，从社会地位上看，都很显赫，但彼此并没有血缘关系。一个擦绒·多吉仁增，出身于贵族，而另一个接替擦绒称号的达桑占堆则是出身于社会底层的小户。在民国时期，两个擦绒的命运都与英印干涉西藏的举措相联系，都受到了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惩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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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家族是西藏贵族世家。孜本擦绒·多吉仁增曾在1888年的抗英战争中获得战功，于1891年被任命为噶伦。其子擦绒·旺秋杰布也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器重，于1903年被提升为噶伦，“为督练、交通、盐茶三个部门的负责人”。[184]1910年2月，十三世达赖喇嘛率司伦等噶厦官员逃往印度，擦绒·旺秋杰布奉命在拉萨留守，遂成为噶厦的实际掌权者。但旺秋杰布在此期间“大力支持川军”，被认为是出卖了西藏政教利益的“内奸”。1912年，十三世达赖回到拉萨后，擦绒·旺秋杰布和他的长子噶准桑珠次仁先后被色拉寺的一群喇嘛杀害。十三世达赖喇嘛随即将“亲汉派擦绒噶伦的田庄、百姓完全赐给了达桑占堆”。[1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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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达桑占堆系拉萨北部彭波宗达桑普布觉寺卡果尔谿卡的一家差巴之子，因家境贫寒，自幼逃往外乡谋生，为领主家放羊。“因为两只羊被狼吃掉了，怕受主人责打，又出逃到拉萨近郊那林卡”，后被介绍到布达拉宫朗杰札仓出家为僧。1904年，十三世达赖被迫逃往外蒙古和内地，年轻的僧人达桑占堆跟随前往，并逐渐成为十三世达赖的贴身男仆。1910年，十三世达赖逃离拉萨时，24岁的达桑占堆率领15人的卫队在曲水的铁桥渡口奋勇阻击清军200余人，使十三世达赖得以逃脱。从此获得十三世达赖器重，引为心腹。[186]1911年中期，达桑占堆奉命返藏组织反对清军的运动，由于辛亥革命的爆发，他能够“组织起了万余西藏民军……任卫藏民军总司令，统一指挥，围攻拉萨、日喀则和江孜的川军”。[187]十三世达赖喇嘛由印度回到拉萨后，经侍读擦珠活佛的举荐，达桑占堆还俗，被封为札萨（四品官员），入赘擦绒家族，娶擦绒·旺秋杰布儿媳仁增曲珍为妻。但因仁增曲珍不从，入寺院为尼，遂又娶旺秋杰布的大女儿白玛卓嘎为妻，二女儿次丹卓嘎在丈夫老霍康死后也成为擦绒·达桑占堆的妻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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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擦绒·达桑占堆曾跟随十三世达赖喇嘛流亡印度，结识了贝尔、鄂康诺（W.E.O’Connor）、古德、威尔（J.L.R.Weir）、麦克唐纳等英印政府的边境政务官员，并同他们过从甚密。“擦绒喜欢同外国人交往，英国人也喜欢同他打交道。他们形容他是‘拉萨真正清醒的男人’”。[188]同时，擦绒·达桑占堆在印度流亡期间，接触到西方（尤其是英国）思想文化、政治制度与科学技术，因而成为西藏地方政府内亲英派的首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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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4年西姆拉会议后，擦绒·达桑占堆被任命为马基（藏军总司令）兼任噶伦。西藏政坛遂形成以擦绒·达桑占堆为首的代本集团。“他们致力于使西藏摆脱中国而独立的活动。他们相信，是军事力量，而不是喇嘛们的祈祷铺平了达赖喇嘛1912年返回西藏的道路。他们年轻、能干并具有现代知识，在西藏只有他们才具有团体精神。由于他们致力于使西藏现代化的事业，因而被他人看成是对宗教居于统治地位的格鲁派王国的威胁。他们仿效西方（英国）生活方式，西装革履，习惯喝甜茶、握手、打网球和马球，言语举止基本上世俗化了。这些军官代本们显然是在向寺院居于支配地位的政治制度中的精英挑战。”[18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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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是扩充藏军的积极鼓动者，他主张将藏军立即扩充到15000人，并得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首肯。但这一做法增加了噶厦的经济负担，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征税计划，严重触犯了寺院及贵族两大政治集团的利益。尽管寺院与贵族集团对扩军计划做了妥协，答应分年度进行，但官员大会每年扩军500～600人的决定让擦绒十分失望。擦绒曾告诉贝尔，“扩充藏军是轻而易举的事；藏政府所必须做的一切，是让数以千计的三大寺好斗喇嘛离开那里”。[190]另一方面，三大寺的僧侣们对擦绒及其藏军代本们也极端不满。而擦绒·达桑占堆的亲英思想以及其在军队中灌输英式价值观的做法亦让十三世达赖喇嘛感到不安，例如，主张改革的藏军军官不断表露出希望参政的愿望，这在政教合一的西藏是不被允许的。1921年3月，拉萨发生了7名藏军代本闯入官员大会会议的事件，使得擦绒及其藏军代本同噶伦贡桑孜、仔本龙夏等噶厦官员的关系十分紧张。最后，十三世达赖喇嘛居中协调，采取了各打五十大板的政策。但以擦绒·达桑占堆为首的一批少壮派军官要求军队参政的做法显然激怒了十三世达赖喇嘛。两名代本受到处分的结果向擦绒等传递了明确的信息，“军队绝对不能太妄自尊大和骄傲……尽管达赖喇嘛非常钟爱擦绒，但他要让军队知道，他不会让他们自作主张”。[19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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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4年5月在拉萨发生的警察与藏军士兵冲突事件，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免去了擦绒噶伦和藏军司令的职务，只保留了札萨的头衔，以示不忘曾经忠心于自己的功绩，之后让他去管理查希的造币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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拉萨建立警察制度是贝尔和擦绒极力主张的结果。1923年，拉萨成立警察局，英印政府指派原印度大吉岭警察总督莱登拉（Laden La）前往主持。莱登拉是锡金人，又会藏语，曾于1920年跟随贝尔访问过拉萨，同西藏高级官员比较熟悉。他于1923年9月抵达拉萨，招募了一支200人的警察部队，并同擦绒建立了密切的关系。[192]但是，藏军士兵对这支警察部队却产生了怨恨，认为“警察没有做多少好事，却领取了几乎相当于藏军士兵两倍的薪金，而且穿的制服也比藏军好”。[193]1924年5月初，拉萨的藏军和警察发生流血冲突，一名警察被杀害。莱登拉当即向擦绒通报了这一事件，要求擦绒惩罚肇事士兵，并声称得到藏军正在返回查希军营搬运弹药的消息，更大规模的军事冲突迫在眉睫。于是，擦绒当即将所有藏军军官召集到骚乱地点，用酷刑处罚了肇事犯罪的两名藏军士兵：杀害警察的那个士兵被砍掉一条腿，帮凶的士兵被割去右耳。被砍腿的那名士兵数小时后死亡，“其头颅和四肢被悬挂在位于拉萨八廓街和大昭寺附近的交易场所‘冲赛康’入口处的两旁示众”。[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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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士兵实施酷刑，明显违背十三世达赖喇嘛所下达的“禁止施用斩腿割耳”等惩罚的明令，也为寺院集团打击擦绒提供了口实。十三世达赖喇嘛命令仲译钦波进行调查，但擦绒拒绝配合，他认为作为藏军总司令，“有处罚任何有罪士兵的全权，否则很难统率军队”。更为严重的是，藏军军官们担心擦绒会被免职，因此，秘密串联警察官员到英印官员莱登拉的住处集会，联合签署请求原谅擦绒的请愿书，并发誓坚决支持擦绒。后来，激进的藏军军官再次秘密集会，商议欲上书噶厦，主要内容有：“（一）要求允许武官派代表参加西藏政教重大会议；（二）军方军事审判无需通过请示噶厦再办理。”藏军军官甚至决定刺杀僧官仲译钦莫（相当于秘书长），由于有人告密，刺杀未遂。[195]据称，擦绒于1924年9月下旬陪同锡金政务官贝利（F.M.Bailey）前往印度，临行前，他同莱登拉及其藏军军官们签订了一份秘密协议，“其宗旨是剥夺达赖喇嘛的世俗政权，只保留其宗教统治权”。[19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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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侄子代本仲巴赛向其举报了此事，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态度可想而知，立即乘擦绒在印度期间，逐一处分了涉案军官：代本索康、丁嘉多杰坚赞、桑颇和如本崔科、多仁、吉普等均被免职；留印的军官白玛强札，后来以侵吞挪用公款并诋毁达赖喇嘛的罪名被杀害。[19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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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达赖喇嘛与英印关系的疏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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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和藏军军官秘密聚会事件，尤其是莱登拉这个具有英印官员背景的人在这一事件中扮演的角色，使十三世达赖喇嘛开始重新审视同英印政府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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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自从贝利于1921年6月接任锡金政务官以来，他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就不够融洽。从1923年年中起，贝利就认为“西藏现政府不愿意按照英国的利益要求做出改变”。直到1924年贝利“都无法安排对拉萨的访问”，他因此“怀疑达赖喇嘛不愿意或是不能够将西藏带入英印政府需求的方向”。于是，贝利开始“在拉萨寻找能够支持改革的其他强有力的人物”，他“在藏军中发现了天然盟友”，这个人就是藏军司令擦绒。当然，贝利也十分清醒地看到擦绒的弱点，即“缺少寺院或贵族的权力基础”。“他的军官由于都是由江孜卫队指挥官或奎达军事学院（Quetta Military College）训练出来的，已经遭致西藏保守人士的怀疑。”[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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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莱登拉是英印政府派往拉萨给擦绒当政治顾问的。1922年10月，贝利未经英印政府同意，擅自安排前英国驻北京公使馆武官柏来乐（George Pereira）访问拉萨。柏来乐回到印度告诉贝利，“绝对需要给擦绒派一个军事顾问”。在柏来乐离开拉萨的次日，西藏地方政府就向英印政府要求借调大吉岭警察总督莱登拉，让其来拉萨建立和训练一支警察部队。这就是莱登拉前往拉萨的背景。实际上，莱登拉前往西藏任职，是贝利在拉萨访问时向达赖喇嘛当面推荐的，但他此次前往拉萨的正式目的是当擦绒的“顾问”。[1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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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11月15日，九世班禅从扎什伦布寺出逃内地。班禅的出走，对英印政府的西藏政策造成了不利的冲击，英国政府命令贝利前往拉萨访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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