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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于1924年7月3日抵达江孜，7月16日至8月16日在拉萨逗留。其间，他同十三世达赖喇嘛数次会谈。班禅出走事件是贝利同达赖会谈的主要内容，对于这一事件，双方的认识并不一致：达赖认为班禅出走的主要原因是积欠应交的巨额军费，而英印政府则害怕班禅的出走会影响英国对西藏的控制。贝利提议由英印政府充当担保人，劝说班禅返藏，以粉碎“中国和布尔什维克的对藏阴谋”。同时，贝利与达赖、噶厦官员还就西藏与中央政府关系、西藏军事、财政问题等交换了意见。通过晤谈，达赖喇嘛和噶厦愈加清醒地认识到英国人口惠而实不至的作风，“英国对西藏所做的一切都是出于自己的目的，不可能为西藏掏一个铜板，把西藏及他们自身的前途命运押在这样一个靠不住的‘朋友’身上将祸患无穷”。而贝利则明确了达赖“对于英人的怨愤和终止‘新政’的念头”，认为达赖已经成为新政的障碍。[20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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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拉萨期间，贝利花了更多时间与擦绒进行晤谈。贝利问擦绒：“达赖喇嘛圆寂后，西藏会发生什么事情？”擦绒的回答是：届时一定会有“骚乱”，但他认为军方的力量强大到足以镇压任何“骚乱”。但如果他们失败的话，他会出走逃亡印度。他希望印度政府给他安排工作，最好是军事方面的工作。两人在谈及采取什么方法可以免除“骚乱”时，贝利提到“我们（英国人）在达赖喇嘛圆寂后是否可以派一名代表，有必要的话再派一些军队”，擦绒认为“印度军队可以防止任何‘骚乱’”。但贝尔警告擦绒：“白厅的政策使得印度政府不可能派军队到拉萨。”不过，贝利也劝告擦绒在印度存钱，以防不得不过流亡生活时使用。[20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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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离开拉萨，后来到江孜，几周后擦绒到达那里；贝利于9月26日离开江孜，次日，擦绒也离开。随后，他们在印度相会。在印度期间，贝利陪同擦绒会见了尼泊尔和印度的主要官员，其中包括印度总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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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看到英印官员不断干预西藏地方内部事务，对莱登拉深恶痛绝。莱登拉是擦绒对杀害警察的士兵施以酷刑的主要煽动人，更是藏军青年军官们秘密集会图谋剥夺十三世达赖喇嘛世俗权力的幕后鼓动人。1924年10月9日，莱登拉离开拉萨。1925年3月，拉萨发生了一起喇嘛与警察冲突的事件，十三世达赖喇嘛借机处罚了当事的警察和警官，并将亲英的警察总监免职并流放，使得莱登拉亲手组建的拉萨警察部队趋于涣散状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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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事后托人捎信给英印官员诺布顿珠：“他不愿意同我讨论莱登拉在藏期间的问题，他说发生了许多问题，有些已经掌握了证据，有些还没有证据。”[202]达赖喇嘛将莱登拉在拉萨一系列的夺权活动同英印政府联系起来，他认为莱登拉“仅仅是英印政府的一名军官，假如断定他没有得到官方的指令或至少是鼓励，那一定是荒谬的”。1925年秋，当达赖喇嘛听说刚刚返回印度的莱登拉即将担任英国驻亚东商务代办时，立即致函诺布顿珠表示反对，认为莱登拉“完全不是一个稳重和诚实的人，且不知道他将来如何履行维系英藏之间友好关系的职责”。他请求贝利任命一名英国官员担任此职。[2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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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与英印关系疏离最明显的标志，是英国人在江孜创办的英文学校被噶厦下令关闭。江孜学校于1923年10月正式转由西藏官方接手，在英印政府教育部任职的卢德洛担任校长，他同西藏噶厦签订了三年的教学合同。该校完全按照英国公立中学的教育模式创办，此时，只有13个学生。学校从建立之初，就遭到学生家长和寺院的强烈反对，1924年8月，卢德洛听到了学校将要被关闭的谣传。但是直到1926年8月29日，官方才正式通知卢德洛不再续约。[2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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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利来访对其所施加的压力，更坚定了达赖喇嘛对英国的不满。由于更多细节的浮现，他逐渐地怀疑贝利卷入这些推翻他的阴谋之中。[205]大量迹象表明，“西藏领导层已经不再喜欢英国人，贝利作为锡金政务官的最后几年，英藏关系落入低潮”。[2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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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后来伤心地写道，“到1925年，达赖喇嘛坚决地疏离英国而亲近中国。他于同年任命一位叫做龙夏的官员担任藏军总司令。龙夏是有名的反英分子。我们的老朋友、前总司令、非常亲英的擦绒失去了大部分权力，旋即受到降级处分。江孜英国学校于1926年被关闭。与此同时，为了加快邮政，英国政治当局也在帕里和江孜间开始建立西藏汽车邮政，但也被西藏政府禁止。……后来，达赖喇嘛显现出不愿意邀请英国代表前往拉萨的迹象……在那些年代里，西藏的两位领袖：达赖喇嘛和班禅喇嘛已经有了转向中国的明显趋势”。[20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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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在西藏的存在，最终是为了推进其利益而设计的，英印政府的边境官员们并不支持十三世达赖喇嘛，直到他受到贝尔的影响后，这种情况才有所改观。但是，只有在达赖对他们的利益有用或是无可选择的情况下，他们才会继续支持他。[208]这段时期，西藏地方的局势依然错综复杂，各派势力之间的斗争愈演愈烈，尤其是在英印势力人物的插手下，有的斗争直接威胁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权利，引起了他的警觉，直接撤换、惩处了一些地方官员，并对英印势力产生了反感甚至愤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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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内学者孙林对这一段时期西藏地方所发生的几起事件进行了归纳，以表格形式展现出来，有助于我们直观地看到这些事件的关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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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17066657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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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五节 英国对西藏控制的加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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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英国“调停”康青藏冲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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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8年12月29日，张学良宣布东北易帜，服从国民政府。中国内地完成形式上的统一，对达赖喇嘛产生了影响，他先派五台山的黄教喇嘛罗桑巴桑堪布到南京拜见蒋介石，表示内附意向。从1929年起，国民政府先后派遣刘曼卿、贡觉仲尼入藏，[209]进一步强化了中央政府同十三世达赖喇嘛的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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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被动的政治局面，英印政府于1928年10月任命威尔（Leslie Weir）接替贝利担任锡金政务官。之所以任命威尔担任这一职务，主要是为了修补英国同达赖喇嘛的关系。因为达赖喇嘛在印度流亡期间，威尔三次担任江孜商务代办，同达赖喇嘛关系良好，贝尔也是威尔的精神导师（Guru）。[2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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威尔上任后，积极筹划前往拉萨访问事宜，但英印政府不同意威尔前往拉萨。英国驻华公使蓝普森支持威尔的拉萨之行，提议他以“讨论班禅去印度避难的可能性”为名，前往拉萨。[211]然而，当诺布顿珠在拉萨向达赖喇嘛提出邀请威尔访问拉萨时，达赖喇嘛要求英方推迟访问，因为他“担心英国人的访问会激怒中国人”。他致函威尔说：“我完全不是要冷落你，我请求你不必由于误解而沮丧”，“1929年不是来拉萨的合适年份”。而威尔于1930年派莱登拉前往拉萨时，西藏当局在曲水将其扣押。[21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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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直到1930年3月初才正式邀请威尔访问拉萨，为了抵消刘曼卿访问拉萨的影响，英印政府破例允许威尔的妻子随行。威尔意识到，改善英藏关系是这次访问最重要的目的，他小心谨慎地遵循贝尔的外交方法，确保其行动符合西藏的礼仪。威尔出访前还拜访了英印政府外务秘书，获准可以携带价值15000卢比的礼品前往拉萨，“从而可以显示出对西藏官员的慷慨”。[213]8月4日，威尔一行抵达拉萨，同达赖喇嘛及其噶厦官员多次会谈。在晤谈中，威尔避免提及一些有争议的问题，例如达赖喇嘛最近同中国的接触。威尔还向噶厦宣布，英印政府准备允许西藏在印度购买便宜的白银（用于铸造银币）。值得关注的是，在英国人的访问期间，擦绒谨慎地同威尔保持距离。不过，威尔的这次访问并没有取得什么实质进展，也“未能完全消除西藏当局对英国意图的怀疑”，但依然成功地完成了调停同拉萨当局关系的任务。[2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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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尔此次访问拉萨时，西康甘孜发生了因大金寺与白利土司纠纷而引发的康藏军事冲突。实际上，威尔在访问拉萨前已经代英印政府拟定了一份报告，请求英国政府批准向西藏提供军火，“前提条件是西藏政府作出书面保证，这些军火只能用于自卫和内部的安全事务”。[215]英国政府在1930年7月28日就批准了英印政府的报告，印度事务大臣本（W.Benn）还指示印度政府，威尔访问拉萨时不得有任何言论或行动“来暗示给予西藏武器援助是为了确立西藏反对其宗主权的地位”。这就使得贝尔制定的“武装西藏”政策得以复活。[216]1931年8月，英国政府向西藏提供了山炮1门、炮弹1350枚；机关枪2挺、步枪500支、子弹100万发，由拉萨警察局局长前往锡金提取。[2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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得到英国军火援助的藏军果然实力大增。1931年2月9日夜，藏军四千余人向甘孜发动突然袭击，一鼓作气，至5月底，先后攻占甘孜、瞻化，并向理化、炉霍发起攻击。同年7月8日，国民政府特派专员唐柯三抵达炉霍，与藏方代表商谈解决康藏纠纷，但藏方借故采取拖延策略，对特派专员提出的商谈进行敷衍。九·一八事变随即爆发，东北三省为日本侵占，国民政府无力西顾，乃对康藏纠纷采取退让方针。11月7日，刘赞廷奉令在甘孜与西藏代表琼让谈判，订立了解决大金白利纠纷的八项条件，同意“甘、瞻暂由藏军驻守”，等于承认西藏对甘、瞻的占领。[218]但西藏地方政府对这八项条件并不满意，他们想进一步攻占打箭炉（康定），以实现西姆拉会议上所谓“自治外藏”的界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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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噶厦看到国民政府在解决康藏冲突中，因为同时要在东北面应付日本而力不从心，遂于1932年3月23日，以保护尕旦寺为名，调集藏军4000余人，向青海玉树苏尔莽地区发动攻击。4月3日藏军占领囊谦，并准备围攻结古。青海地方当局一面遣派玉树宣慰使前往结古同藏军交涉，一面积极调兵驰援玉树。4月15日以后，藏军由苏尔莽、昂尔等地逐渐逼近，并包围结古。藏军又以一部分兵力渡过通天河，进攻斜武、拉布等地，阻止青海援军的南下，且将通天河渡船抢走，以断绝玉树与外界的联系，进而围攻结古，势甚危急。4月19日，马麟、马步芳电请西安绥靖主任杨虎臣拨发快枪2000支，子弹20万发，临时军费银币40万元，并请发无线电台5架，杨复电准予接济。4月30日，马步芳请马麟派青海南部边区警备司令部第一旅旅长马训为玉树宣慰使，于5月26日率骑兵一营出发，6月18日抵玉树，马训派人持马麟、马步芳的函件，往见坎群达哇，被拒绝。6月21日夜，双方第一次交战，互有伤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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与此同时，刘文辉利用藏军两线作战的不利局面，率军反攻，于1932年4～5月间先后收复甘孜、瞻化，7月攻下大金寺。7月14日，青海军队开始反攻，14日拂晓，青海军在马彪率领下与藏军激战于歇武与通天河一带，将藏军驱逐出境，西宁、玉树间交通恢复。8月2日夜，青海军援军与守军配合，一举击溃包围结古的藏军，解了结古之围，27日收复苏尔莽，9月4日收复囊谦。这时，十三世达赖喇嘛致信马训称：“青藏是一家，应立即停止军事行动，和平相处。”至8月底，刘文辉指挥的军队又乘胜攻下金沙江以东的德格、邓柯、石渠、白玉各县。藏军退守金沙江西岸的类乌齐与昌都一线。9月底，青海军队乘胜向南进军，亦到达金沙江西岸。10月初，青海军攻入金沙江西岸今四川省的当头寺、青科寺，与康军相呼应，准备一起攻打昌都。这引起西藏地方的一片慌乱，上层多次开会商讨对策，以十三世达赖喇嘛名义急忙请求蒋介石传令各方停战议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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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5月25日，达赖喇嘛致函威尔，要求英印政府再提供军火援助。英国政府于6月同意西藏向英印政府购买山炮4门、机枪8挺、步枪1500支以及榴霰弹500枚、加农炮弹1500枚、炸弹1000枚、子弹100万发。[219]中国政府在得悉英印向西藏提供军火后，于1932年7月23日派员与英国使馆接洽，“阻止售械于西藏，并电令驻英使馆向英外部交涉制止”。[2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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