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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东南气候较好的地区，种植有桃、杏、香蕉、柑橘等水果，但都很分散。也有一些新的品种引进，拉萨贵族就引种了苹果，但仅仅是在自己家里种植。1925年，波密、措那等宗还引进了茶树进行试种，但是由于受地理环境的影响，再加上管理不到位，没有形成规模。在生产工具和技术上也是沿用传统方式，以传统的“二牛抬杠”为主要耕种技术，有铁铧木犁和纯木犁两种，以及工匠所制的镰刀、连枷、六齿木叉，都较为原始。在藏东昌都地区的桑昂曲宗和波密等地，农民们还处于原始的刀耕火种阶段，不习惯灌溉、施肥，采用青稞与小麦交替的轮作和两年一休的休耕。遇到天灾和病虫害，无力抵抗，只能请喇嘛念经去灾。拉萨西北的东噶宗，境内河渠纵横、灌溉便利，农田采用轮耕、施肥，还种植有马铃薯、萝卜、白菜等蔬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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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3年，在《水牛年文告》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宣布“今后凡在共有荒山野川开荒造地，种植杨柳、蘖刺，谋求福利的勤劳门户，政府、贵族、寺院三方不得阻拦，并免征三年差税。三年过后，按土地面积和收获多寡，或征税、或租赁。在固定土地主人时，须官民双方共同认可”[31]。这一措施的实行，大大增加了西藏的耕地面积，对于西藏农业的发展也有积极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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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还成立了“索朗列空”（农务局），在这一新政措施的鼓励下，西藏百姓大力开垦荒地，使农业耕种面积有所增加，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农业生产的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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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畜牧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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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为我国五大牧区之一，草原面积达12.4亿亩，畜牧则是西藏最为重要的经济生产活动，学者指出，西藏“农业生产约占四分之一，牧业生产占四分之三”。[32]西藏地区的畜牧品种主要有牦牛、犏牛、绵羊、山羊、黄牛、马、驴、骡等。牧民主要养牦牛，它全身都是宝，“毛可以用来做帐篷；尾巴上的毛可用于宗教仪式；它的皮可以做靴子、皮带、手提包和箱子外罩；它的肉有丰富的蛋白质；从牦牛奶中提取出的酥油可以用于点灯、食用、宗教雕刻和配制化妆品。它的粪便过去是、现在仍然是西藏的重要燃料”。[33]马供骑行，驴和骡则用于远途驮载运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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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的畜牧业仍然是数百年承袭下来的生产方式，没有多少变化，还是过去传统的粗放型游牧方式，依然采用逐水草而居的原始自然放牧方式，靠天吃饭。而青藏高原自然条件恶劣，牧民缺乏科学的防治畜疫知识，抵御自然灾害能力差，牲畜的死亡率高、幼畜的成活率低，“每年羔羊平均成活率为30%至60%”。[34]1927年，西藏北部那曲牛瘟与口蹄疫同时爆发，牦牛死亡近一半；1930年普兰县巴嘎区牛瘟，使12户牧民的300头牦牛只剩下15头；鼠灾也十分严重，在西藏草原上，平均1平方米就有1个鼠洞，密集地区多达3～18个鼠洞。[3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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畜产品主要有毛皮、牛羊毛、乳品、肉类等。畜产品的收获和加工制作方式也落后，生产效率低下。挤奶和打酥油主要由妇女完成，剪毛和抓绒则由男子承担。以十寸长的刀为剪羊毛工具，有些贫苦牧民还是用手抓羊毛。一只羊可剪3～5斤的羊毛，毛剪下后搓成粗毛绳，打成一捆称为“百戈”（重约二十七八斤），再送到市场进行出售。羊毛是西藏向外输出的重要经济产品，占牧民收入的一大部分，而牧民生产的酥油、牛羊肉、皮毛除了出售外，还供自己的日常生活所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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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手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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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随着时代的进步，西藏的手工业在传统手工业基础上又有所发展。门类主要有：铜匠、铸造、镂刻、泥塑、镶嵌、施工、画工、铁匠、木匠九个工种，并有相应的行业管理机构“雪堆白”，噶厦下设“雪堆白列空”（手工业局），主管手工业和五金业，办公场所设在布达拉宫下的“雪”区。[36]西藏的手工艺制品，工艺精湛，富有浓郁的民族风格，其中著名的产品有拉萨的金银器皿、地毯，拉萨、当雄的腰刀，江孜的卡垫，姐德秀的围裙，扎囊的氆氆，浪卡子的藏被，日喀则的靴帽，昌都瓦寨的唐卡，昌都的铜佛，拉孜的藏刀，仁布的玉器，尼木的藏香，加查的木碗，桑日的铜锅，洛隆的瓷器，墨竹工卡的陶器等，工艺精致，名扬海内外。[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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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手工业者主要集中在拉萨、日喀则、昌都等主要城市，在城镇从事手工业者多组建有自己的“行会”。拉萨有缝纫行会、画雕行会、鞋业行会、五金行会、泥木石行会，共五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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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手工业的行会组织得到进一步的发展和完善。拉萨的五个手工业行会，都是在有关机构的直接管辖之下，比如“阿波列空”（建设局）等。同时，五个行会的直接负责人都有官衔和俸禄，并由噶厦或十三世达赖喇嘛直接任命，负责税收、调派差役、统计行业生产情况、评定职称待遇等。此外，行会还设置有相当于领班的“乌钦”“乌穷”，以及管理账目、技术、支差跑腿的“基巴”“基约”等。这些职务由行业协会内部推选，一般由技艺较好的手工业者担任。西藏的手工业带有半官方的手工业性质，而行会则是“政府用以管理、控制手工业者的组织机构，不是维护手工业者利益的群众组织，这同中世纪欧洲出现的行业会不同”。[3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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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手工业的生产工艺上，还是以传统的生产技术和方式为主，生产工具较为简单、原始，如缝纫业主要使用针、线；五金业用锤、钳、羊皮风箱；氆氇用木制机、羊毛梳子。生产技术也是世代相传的，总体上，生产效率不高，比如手工做衬衣、裤子每天只能做3～5件。新政时期个别行业中也开始使用机器进行生产，1930年时拉萨就有6台近代缝纫机，为拉萨的回族人所有。在拉萨的罗堆金币厂中还设立有一个羊毛纺织厂，生产有名的“色章氆氇”，设备为从印度购进的小型毛纺织机器，也使用一些西藏传统的纺织机器，有男女织工30多人。[3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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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近代新式工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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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由于十三世达赖喇嘛大力引进外国先进的工业技术，同时，还选派留学生到外国学习近代科技，西藏也先后有了造币厂、兵工厂、发电站等近代新式工业。尽管这些近代新式机器工业数量少、规模小、技术落后，甚至有些后来停办了，但作为西藏近代新式工业的开端，具有开拓性意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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造币厂：1913年9月，十三世达赖喇嘛召见克什米尔额斯马拉技师，委以列参巴（有实职的官员）之职，令其在查希塘旧址建造一座机器工厂，制造货币和枪械弹药，称为“查希兵工厂”。但由于产品质量差，后来停产，改为造币厂和印刷厂，铸造银币、铜币和印刷纸币、邮票等。1917年，又建梅朵吉彩造币厂，1918年，建罗堆金币厂，1922年，建夺底造币厂。这些造币厂主要生产银币、金币、铜币和纸币。夺底造币厂于1926年还从英国购进印刷套色纸币的机器，印刷了五十章噶套色纸币，成为西藏地方最早的套色纸币。1931年，罗堆、夺底、梅朵吉彩三个造币厂并入查希造币厂，改称为“查希电机厂无边稀有幻化宝藏”。查希电机厂成立后，继续铸造以上数种铜币及印制五十章噶套色纸币，1932年，还铸造一钱铜币“雪冈撒巴”（新雪冈）。1933年，又铸造一种三两银圆“桑松郭母”和一两五钱银币“桑冈雪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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兵工厂：西藏历史上第一个兵工厂是1916年创立的，建在拉萨市北查希（即扎基）城原驻扎清朝军队的地方，成立初期，只有木制机器一部，随后从印度购买了新式机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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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0年，刘曼卿在拉萨参观兵工厂时记载道：“往观机器间，地在西首，分前后两院，前院有机七架，分截铁机、印钱机、锥孔机、上火机、伐木机等，所有工人均在劳作。后院金属制枪械，闻能造九子枪，出品亦甚佳，已完工者有三千支。惜予于此道为外行，不能评其优劣。亦自制枪弹，正装药置火，匆忽无暇。技师为一西藏人，曾在英国某电气专门学校毕业，闻内中尚有四川人，但不识所操何技。”[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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刘曼卿所谓兵工厂有“不识所操何技”之四川人，根据西藏自治区档案馆的资料，系“汉人教师芝北清”（音译），他“终竭力尽心新铸器械”，甚至达到了“将依照英式枪支所铸枪械样品呈予检核。经验，其状与英式枪支无异”的程度，经过演习，使藏军“玛基极为愉悦”，于藏历水猪年（1923年）十月获得了“勒参如本之职，其粮饷和薪俸与勒参额思玛益等同”的奖励。[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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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电站：191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采纳英印驻锡金政治专员查尔斯·贝尔的建议，令孜本龙夏·多吉次杰率领四名贵族子弟到英国留学。其中，强俄巴·仁增多吉学习电机，后根据达赖命令，从英国购买了一台125马力的发电机，于1924年运回拉萨，随后，在拉萨夺底修建电机房，1928年，正式运行发电，成为西藏历史上第一座水力发电站，也使西藏第一次有了电灯。后来，噶厦在拉萨八廓街附近的吉布岗建了一座变电站，使八廓街用上了电灯。1933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再次派人前往加尔各答电力专业学院学习电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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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商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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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商业可以分为两类。一是农民、牧民之间为满足各自生活所需，以物易物的交易，商品主要是农牧民自产的牛羊肉、酥油、皮毛、粮食、蔬菜、手工业品等。在西藏广大农村和牧区，都有季节性的集市与庙会，没有固定的市场，一般也不使用货币。贝尔也在其书中说：“全藏人民皆不时从事于商业，西藏人实天赋有商人材能者也。”[42]还有一类就是在西藏大中城镇中的商业贸易。比如拉萨、日喀则、昌都、江孜、亚东等地都有发达的商业，并形成了固定的商业市场。既有店铺中的大商人也有流动摆摊的小商贩，汇集了众多的藏商和外地商人，同时，西藏的政府、寺庙、贵族也广泛参与商业贸易，并从中获取巨额利润。黄慕松在入藏报告中称，当时西藏商业以拉萨、扎什伦布、江孜、昌都、亚东一带最为繁荣。盖因康藏战事迭起，交通中断，内地货物改为海道入藏，英、印、日货物也从亚东进口，经江孜分转各地。尼泊尔、不丹等国输入之米、五金、香料等物，青海货商贩卖马匹、酒醋等物，在藏购置羊毛、皮货，多在拉萨交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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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的经济结构相对单一，自古以来，都要同周边省份通过“茶马互市”来补充茶叶、丝绸、布匹、粮食、农具等基本生活必需品。与内地的商业贸易是西藏商业的重要内容。新政时期，在英国的挑唆和鼓动下，西藏征兵扩军与周边的四川、云南、青海发生多次军事冲突，使得商道受阻，西藏同周边各省的商业贸易有所减少。特别是川藏之间的贸易，由于川藏边界纷争，军事冲突不断，基本中断了商贸。而藏区又需要内地的大量生活必需品，只好从青海以及经海路运到西藏。直到20世纪30年代，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改善时，西藏与内地间的经济交往才恢复正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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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随着商贸的发展，还有许多大的商号与商业组织。比如“邦达昌”、“擦绒仓”、“热振仓”、“大达公司”和三大寺商业集团等。其中最大的商号是半官半商的邦达昌。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邦达家族曾经保护并资助过达赖喇嘛。达赖返回西藏后，为回报当年的资助，授权邦达家独家经营全藏羊毛和贵重药品，还拥有免税特权，利润与达赖对半分，一年后改为达赖获2/3。邦达昌不仅在西藏经营，在云、贵、川也设有商号，在印度、尼泊尔、缅甸等国也有自己固定的商业机构，获利颇丰，综计平生积蓄，有银700余箱，约值百余万元，有金条约值百余万元[43]，可谓是“富甲全藏”。除了藏商以外，在拉萨还有不少“汉商”，其中，以北京帮势力最大，达赖新政时期的30年代，在西藏，北京帮的著名商号有“文发隆”“义生昌”“兴记”“裕盛永”“喜马伦公司”“德茂永”等八大商号，主要经营瓷器、绸缎、玉器、铜器等。另有来自陕甘青的汉、回族商人，来自云南的白、纳西、汉族商人。而数量最多的则是四川商人，多数为清末留藏的汉族后裔，他们中的一部分主要从事理发、茶馆等小本生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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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西藏地处边疆，与印度、尼泊尔、缅甸、不丹等国接壤，因而，与这些国家间也有活跃的边境贸易，其中以印度为主，主要集中在亚东、阿里和克什米尔地区。而亚东则是印藏间商业贸易的重要口岸。新政时期，虽然亚东海关被关闭，但亚东商贸依然畅通，西藏向印度出口羊毛、牦牛尾、畜皮、紫胶等畜牧商品，再从亚东进口大量工业制成品，比如棉毛纺织品、五金百货、火柴、雨伞、瓷器等。此外，还有大米、面粉、玉米、干鲜果、外国食物等，以弥补西藏对农副产品的需求。“西藏每年出口之大宗为羊毛，约百余万卢比，次为麝香与皮张，各约五十万（卢比），再次为牛毛，约5万（卢比），共约200余万（卢比）。”[44]新政时期，由于同内地的商道不畅，藏印间的贸易呈现出了不断扩大的趋势，当时“英印产品仍继续占有西藏大部分市场。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西藏和平解放以后，才渐渐改变”[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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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政时期，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西藏兴建兵工厂、造币厂、发电厂等近代新式工业，所需的机电设备从印度进口，扩充藏军的大量武器军火也从印度进口。英印当局向西藏输出大量武器军火，带有政治与经济两方面的目的：一是在政治上，策动和支持西藏上层进行所谓的“藏独”活动，唆使藏军东扩；二是在经济上，由于英国对西藏的羊毛等工业原料需求量很大，致使印度方面在对西藏的贸易中处于逆差地位，向西藏输出武器军火，有助于平衡贸易赤字。当时，藏印间的贸易带有一定的殖民色彩，英印生产的棉毛织品及茶叶等大量倾销西藏各地，再用低于国际市场的价格从西藏掠取廉价的羊毛、皮革等原料。内地的绝大多数产品逐渐被排挤出了西藏市场，这也影响了西藏与内地的经济联系，使四川、云南的茶叶生产萎缩，在西藏购买的畜牧产品也相应减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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