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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金寺在失利后，迅速请求西藏地方政府支持。达赖便拨给大金寺500支步枪，武装3个炮队，调派詹东两个代本，率藏军千人，至绒坝岔一带助战。由于增援藏军还在途中，十三世达赖喇嘛假装和谈，于10月13日致电民国蒙藏委员会，声称大金白利纠纷是由班禅方面与驻防汉兵怂恿导致。“汉官偏袒白茹（利）寺，攻击达结（大金），该寺抗御，职是之故。适值汉藏恢复旧谊之间，忽生此衅，大局有碍，请速电撤兵。”[111]见藏方有停战意向，蒙藏委员会立即致电川康边防军总指挥刘文辉“设法排解，弥患无形”。刘文辉回电称，“此事起因，纯由达结擅开衅端”，“达赖覃电自属达结片面之词，迥非事实”，“仍冀贵会转电达赖，俾其明了真相，并严令驻康藏官不得有暗助达结情事及越轨行动”。[112]刘拒不撤兵，后在蒙藏委员会的多次敦促之下，康军撤兵。10月27日，达赖致电蒙藏委员会，对于康军的撤退表示感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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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藏军增援部队陆续到达后，1931年2月9日夜（农历腊月二十二），大金寺僧人同四千余藏军乘康军春节放假、防务空虚之际，向甘孜发动突袭。当时康军仓促应战，而且由于长期防守于冰天雪地之中，士气不振，结果一战既溃，节节败退。3月1日，藏军攻占觉母寺，10日攻陷白利乡，11日围攻甘孜县城，守军激战数日后，因孤立无援弃城向东退至朱倭，又因朱倭土司有附藏嫌疑，也不敢驻守朱倭，遂一退200里到达炉霍。藏军随即占领白利、大金及整个甘孜，西藏地方政府维护大金寺利益的目的已经实现，康藏冲突似乎可以告一段落了。然而，看到不堪一击的康军一战即溃，一退200里，西藏地方政府就有了进一步向东扩张势力的欲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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藏军占领甘孜后，没有停下脚步，而是乘胜出击。一路向东，接受朱倭土司的投诚，随后进攻炉霍；一路向南进攻瞻化。4月27日，藏军围攻炉霍，后马啸派部救援，收复了雄鸡岭、朱倭等地。5月3日，藏军进攻瞻化，瞻化失陷，县长、公务人员、眷属等共30多人被俘，由藏军押往昌都。随后，藏军又在英国军官的指挥下，进一步由甘孜、瞻化南下，向理化进攻。26日，藏军代本还致函理化知事刘明哲称：“瞻化地方原属达赖辖区，故奉命带兵到瞻，该县百姓，襄归藏属。又理塘穹、霞二坝，亦为藏王百姓，立有界碑，应归藏收回管辖，我并派兵到瞻化各村暨穹霞二坝防守。”[113]“并迭谕曲登、崇喜、毛垩各土司速往投诚；复令各喇嘛寺、各保正等驱逐汉官”[114]，随后，藏军攻下理化霞坝，周围的曲登、崇喜各土司也纷纷投降。6月，藏军又增兵两千，由英国军官指挥，向炉霍发起攻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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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藏军的咄咄攻势，蒙藏委员会多次致电达赖喇嘛，要求藏军停止进攻，退回原防，听候调解，但达赖未予理睬。1931年3月，民国中央政府督派蒙藏委员会委员唐柯三为专员赴康区调解康藏纠纷，4月，唐柯三从南京出发一路商议藏事，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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蒙藏委员会于6月11日致电刘文辉，让其做应战准备：“现藏军既节节进逼，连陷甘、瞻，进窥理化，似此情形，和平主张恐难贯彻。为国防前途计，不得不另作良图……切盼尊处体察情形，预筹应付办法，以为准备。”[115]同日，蒙藏委员会再次致电达赖：“仍盼遵（尊）处迅饬前线退还侵地，立回原防。并饬派员会同唐专员妥商调解办法。”达赖回复称：“去岁达白纠纷，迭电中央，奈防军违令反攻达寺，以致藏员莫法，不得不抵抗。今再制止，前线势难听从。”[116]7月4日，蒙藏委员会致函达赖称：“现唐专员已前往炉霍，即与噶布伦拔墨得巴会商解决办法……应请迅饬前线将进占甘、瞻两县之藏军限期撤退，以期达白事件迅速解决。至以前康藏纠纷，应俟商洽藏事时并案办理。”[117]从中可见，当时国民政府的立场是藏军先从甘、瞻撤退再来和谈解决大金白利纠纷，但这在藏军已经占领甘孜、瞻化等地的情况下，显然是一厢情愿的。27日达赖回电称，“甘、瞻原属藏地，藏军占领，责有攸归。惟唐与琼让、噶伦未面，提议屡促退回，殊属非是”[118]，拒绝退兵。对此，民国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在后来的回忆文字中写道：“是康案虽起于大白两寺之争执，扩大于川藏两军之冲突，而此时藏方则移其目标于康藏界限问题，已昌言不讳了。”[11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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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1年7月8日，国民政府特派专员唐柯三抵达炉霍，12日派其随员刘赞廷前往甘孜与藏方代表商谈解决康藏纠纷。但藏方借口谈判地点问题，采取拖延策略。经蒙藏委员会和唐柯三一再催促，十三世达赖回复称，“噶伦新任冗忙，设再赴甘，加派三大寺代表，枉费时日。藏军安静，撤兵一节，碍难转谕。唐等远到，何畏数程，仍饬唐赴昌（都），汉番会议和衷解决为要”。[120]藏方一再更换地点意在拖延谈判。四川省政府主席刘文辉力主武力收复失地，便与唐柯三向国民政府建议，联络滇青两省与四川康军配合出兵收复甘孜、瞻化与昌都，彻底解决康藏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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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此时，恰逢日本发动“九·一八”事变，致使东北沦陷，国民政府无力西顾，所以，仍然希望与藏军和谈，对康藏纠纷采取妥协退让的方针。这也使得西藏地方政府的态度强硬，和谈陷入困局，唐柯三在10月15日电呈蒙藏委员会，“接琼让复函谓，大白教民原系达赖所管，无须汉藏交涉；康本藏属，无须分别界址。至大白冲突，由川军扰乱酿成等语。骄妄如此，讵有调解余地。总之，藏兵不撤，所谓调解无异城下之盟，中央委曲求全，自具苦心，但国威大损，民心大失，川康从此多事矣”[121]，并且心灰意冷地表示想要返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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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担心，唐柯三返回后与西藏地方决裂，10月24日，电令唐柯三：“甘瞻藏军不撤，自应力予交涉。现值东北外患正急，康藏全局既难迅谋解决，不得不就达白事件接洽，以免破裂藏局。仍仰遵照前电，令刘赞廷在甘开始调节，仍由台端在炉主持。”[122]唐柯三便继续在打箭炉（今康定）与西藏地方周旋，刘赞廷也在甘孜与藏方代本琼让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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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28日，四川省主席和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也致电唐柯三：“大旨谓东北剧变，中央不遑西顾。在此情况之下，川康一部力量实难独任。似宜遵照中央艳电办理，迅谋一暂告结束之法，以免战祸重开，难于收拾。”[123]南京国民政府的命令、四川省主席的态度，使唐柯三不好再要求藏军先行撤退甘瞻，仅就大白案与藏方谈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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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7日，刘赞廷奉令在甘孜与琼让会商谈判，初步订立了解决大金白利纠纷的八项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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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甘、瞻暂由藏军驻守，俟另案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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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大白事由琼秉公处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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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双方前防各驻兵二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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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穹霞、朱倭均退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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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大金欠汉商债款速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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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被掳汉军放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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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马瑞、琼让互派员致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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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八）恢复商业交通。[12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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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外，西康方面还要给琼让馈赠杭缎、线春各五匹。八项条件承认了西藏对甘、瞻的占领，12月10日，民国政府密令蒙藏委员会：“查唐委员与西康代表琼让议定解决康案条件八项，揆诸现在情势，尚合机宜，仰即电知该委员即照此办理。仍候呈报国民政府鉴核。”在民国政府准备接受这八项条件时，消息传出，引起民众的激烈反对：“白利民众莫不痛哭失声，当即赴炉霍请愿。”不少民众还致电蒙藏委员会要求驱逐、查办唐柯三。刘文辉也致电蒙藏委员会，竭力反对，“闻之至深骇愕”，“查此案要点，全要藏军退出甘瞻，乃有交涉可言。今刘委所提条件，无疑撤尽藩篱、乃至道炉等地亦须共同驻兵，不特亏伤体制，且预伏无穷纠纷。又复而致谢馈物，大失情理之常。除已电唐声明不便赞同，并电东府不得列名签字外，特电知照”[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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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迫于民众的舆论压力，一方面，于12月底连发数电，令唐柯三推迟或暂缓签字。另一方面，西藏地方政府对这八项条件也不满意，不同意将已占领的朱倭、穹霞退还，并想乘机攻占打箭炉（康定），以便实现西姆拉会议上所谓自治外藏的界限。1932年2月，唐柯三与琼让都已声明解除交涉之责，和谈宣告失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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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唐柯三主持和谈失败，1932年3月1日，国民政府决定由川康边防总指挥刘文辉负责办理西康事件。不久，西藏又与青海地方政府之间爆发边界冲突。刘文辉看到藏军两线作战，抓住有利时机，挥军北上，发起对甘、瞻藏军的进攻。4月，康军收复朱倭、攻克甘孜县城，5月，又收复瞻化，7月，与藏军激战后攻下大金寺，又乘胜追击，攻占德格抵达金沙江边。金沙江以东邓柯、石渠、白玉各县的藏军不攻自败，纷纷向金沙江以西退却。至此，第二次康藏战争中所失各县，多数收复，康军与藏军隔江对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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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2年10月8日，康藏双方代表在德格县境内的岗拖签订了《汉藏暂行停战协议》，俗称《岗拖协议》。停战协议有六条，并附件一条：[12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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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汉藏双方接受议和协定，弃嫌修好，所有汉藏历年悬案听候中央暨达赖佛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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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汉藏军以金沙江上下流东岸为最前防线，双方军队不得再进越前方一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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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自中历二十一年十月八日起至十月二十八日（藏历八月初九至八月二十九日），各将先头部队撤退。汉军退俄洛、德格、白玉以东，藏军退葛登、同普、武城以西。其最前线，汉军如邓柯、德格、白玉，藏军如仁达、同普、武城各境内，双方每处驻兵不得超过二百名，并各派员互相监视撤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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