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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有一个惯例，就是要从尼木宗选取家庭富裕、天资聪慧的孩子，到罗布林卡为达赖喇嘛抄写经书，养殖花草，称为“尼珠”（即尼木男童）。1919年，德庆曲珍被作为“尼珠”选入罗布林卡，开始学习抄写经书和遵守清规戒律。其间，还是孩子的他，因一时贪玩，被达赖喇嘛发现并责罚，由此产生恐惧感，加上枯燥乏味的生活，他便伙同另一个“尼珠”出逃。被追回之后，他担心不已，认为自己一定会受到非常严重的惩罚，并因此生病。不料，在他生病期间，达赖喇嘛亲自去看他，为他治病，安排专人照料他，鼓励他以后要好好干。这让他感动不已，开始崇拜达赖喇嘛。此后，因他聪明好学，深得达赖喇嘛的喜爱，成为达赖喇嘛的亲信侍从，并为他取名土登贡培（意为“佛法弘扬四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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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在达赖身边达五年之久，始终忠心耿耿，殷勤地侍奉达赖，得到其信任。达赖喇嘛开始让土登贡培参与政务。土登贡培曾对达赖喇嘛说：“我牢记您的大恩大德，愿终身为您尽孝，只是请允许我不要参与政府的重要工作。”但达赖喇嘛却说：“你要是真对我忠心，就须担任政府的工作！”[13]此后，土登贡培参与政务，成为达赖喇嘛身边的红人、全藏除达赖喇嘛外最有实权的人物，被称为“古甲”（即达赖近侍）土登贡培和“坚赛”土登贡培。“坚赛”是十三世达赖时期新出现的称号，意为“红人”，指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贴身近侍并深得其宠信的人。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说：“他（指土登贡培）在西藏无疑是仅次于达赖喇嘛的权势显赫的人物。他虽然没有官阶，但总是随侍在达赖喇嘛左右，并得到达赖喇嘛的宠爱，待他如亲生儿子一样。他对达赖喇嘛产生着巨大的影响……他非常聪明能干，他的本领和才干会使他前途无量。”[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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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先后主持了布达拉宫东宫的维修、罗布林卡坚赛宫的修建和查希电机厂的修建，这些维修、新建工程使他的地位不断提升。1931年，他又招募贵族子弟千余人组成现代化的“仲扎兵营”（贵族子弟）代本团，聘请英人担任教官，为代本团配备最好的武器，使该代本团的实力超过其他所有的代本团。英国驻锡金政治专员威廉逊（F.W.Williamson）在视察这个代本团之后，向英国政府汇报称：“除了英国和印度正规军外，我还从未见过这样精明强壮且纪律严明的军队。”[15]代本团由土登贡培单独控制，所有人都直接服从于他的调遣。土登贡培的权力也在此时达到顶峰，凌驾于噶厦之上，基本上破坏了西藏地方政府的正常政治秩序，他“可以不征求噶厦的意见单独发号施令，并指望士兵服从于他，不必经过噶伦或达赖喇嘛的批准和认可。在贡培啦的权力达到顶峰的这段时间，他的命令无异于达赖喇嘛的命令，人们必须一成不变地遵照执行”。[16]印度事务部档案的记载也反映了这种状况，很多事情不经噶厦和司伦，直接经土登贡培送交十三世达赖喇嘛的手中，“从理论上说，西藏政府的事务是委托给由四位噶伦组成的噶厦办公室‘扩大会议’办理的，他们要协商讨论所有重大事情，并通过司伦提出建议，以供神圣的达赖喇嘛最后决断时做参考；而在实际实施过程中现在却完全变样了，写给西藏政府的信不需经过噶厦办公室或司伦便直接交到了达赖喇嘛的手中”。[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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土登贡培的行为，逐渐引起部分僧俗官员的不满和嫉恨，达赖喇嘛生前也为他的行为感到担忧，曾暗示擦绒，在他圆寂之后，如果土登贡培遇到麻烦，要设法帮助他。但是，由于土登贡培太过年轻，缺乏政治经验，加上出身卑微，长期依靠权势骄横不已，树敌太多，十三世达赖喇嘛圆寂之后，他虽也积极活动，但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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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多吉次杰（也译为龙厦）所属的龙夏家族是西藏古代藏传佛教宁玛派三大活佛之一的苏穷·西绕扎巴的后裔，从第五世达赖喇嘛起，该家族就历任西藏地方政府的俗官贵族，并世袭今西藏日喀则地区谢通门县达那地区（当时称为苏龙地区）的领地。龙夏出生于苏龙地区，早年对医学感兴趣，精通藏医，同时，还精通数学，通晓宗教，是一位非常有才干的人。1901年，龙夏20岁时，经过应考，进入西藏地方政府为官，并因才干突出，被任命为孜康（审计局）孜巴，从此，孜巴·龙夏的名字开始在西藏社会上流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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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在第二次出走，流亡印度时，在广泛接触国内外的新事物，了解英国等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状况之后，逐渐认识到西藏落后的根源，认识到西藏地方要发展，必须通过新政，改变现有的政治、经济状况，发展文化事业。于是，出于为新政培养人才的目的，191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选取四名贵族子弟前往英国学习，任命龙夏夫妇率领此四人前往英国伦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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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龙夏之子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在英国期间，龙夏学会了英语，“从资本主义社会的生产过程和经济状况中感受到西藏社会制度落后，民生凋敝，如不加以改革，将永远停滞不前，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态……从而孕育了一些改良主义的思想”。[18]1917年，龙夏回到西藏，立即投入达赖的新政中，达赖也非常器重他，任命他为孜本和征粮局负责人。“他回来之后便被任命为地位显要的‘孜本’，并负责增加税收的事物。通过没收非法占有的庄园和强行增加大贵族和寺院领主的税收的方式来充实西藏政府的岁入。”[19]这使他更加赢得了达赖喇嘛的信任和器重，1929年，达赖又任命他为藏军总司令兼任孜本，并经常为达赖起草一些重要文件，甚至可以左右达赖的意志，达到了他一生权力的顶峰，成为西藏地方政府中举足轻重的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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龙夏作为西藏社会较早地走出去了解西方社会的人，为了改革西藏社会，增加税收，以致权势日增，再加上为人清高，容易被人视为高傲自大，引起了不少西藏地方僧俗上层对他的不满，以致后来达赖喇嘛都认为龙夏已经威胁到他的权势和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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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是擦绒·达桑占堆。因为擦绒·达桑占堆长期亲英，是西藏地方政府亲英派的首领，因此，以他为首的这一派被称为亲英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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擦绒·达桑占堆是拉萨北面彭波人，出生在一个贫困的农奴家庭，早年为谋生计，曾帮人放羊。后因两只羊被狼吃掉，害怕责罚逃往拉萨，不久之后，被介绍给孜朗杰扎仓的喇嘛，做了僧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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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因荣赫鹏率领英军入侵拉萨，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内地。达桑占堆闻知其师父跟随达赖一同出走后，便前往追随，一路上，因其聪慧敏捷，甚得达赖喇嘛的喜爱。到1909年，达赖回到拉萨时，达桑占堆便已经成为其近侍和亲信了。1910年，十三世达赖喇嘛出走印度时，又是达桑占堆一路护驾，才使达赖安全到达印度。为此，达赖更加器重他，提拔他为亲信侍卫。1913年，达赖从印度返藏之后，令达桑占堆还俗，并入赘到擦绒家族。之后撤销了当时的擦绒·旺秋杰布藏军总司令的职务，任命达桑占堆为藏军总司令，遂继承擦绒的家产，更名为擦绒·达桑占堆。1915年，又任噶厦的噶伦兼藏军总司令，因为有达赖喇嘛做后台，擦绒·达桑占堆也达到了他权势的顶峰阶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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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0年，为了在康区保留一支强大的军队，同时抵制尼泊尔的入侵，在英国的帮助下，实现西藏摆脱中国而独立，擦绒·达桑占堆在英国人贝尔的支持下，提议征召新兵，将藏军扩大三倍，直接引发了藏军代本团、西藏三大寺和噶厦中内向祖国的亲中央派三大集团之间的矛盾。1921年，当征军建议提交官员大会讨论时，各大寺院集团强烈表示反对，达赖喇嘛又认为擦绒·达桑占堆的征军计划有可能威胁到他的统治地位，因此，官员大会决定，征军按每年新增500～600人的进度进行。这与擦绒·达桑占堆的征军计划相去甚远，因为照这个速度需要20年才能完成征军计划。在接下来的官员大会讨论提高军队新设代本的会议上，一些人企图剥夺全部藏军代本的代表权，激怒了藏军代本，他们向官员大会提出声讨，却遇上擦绒的对手龙夏，并被龙夏利用。而且，在一些反对藏军的人略带诽谤地向达赖喇嘛的汇报之后，也再次引起了达赖对擦绒的警觉。总之，在这次官员大会事件中，藏军是失败者，擦绒·达桑占堆的地位也因此受到影响。但在1922年，在达赖与哲蚌寺的冲突事件中，擦绒·达桑占堆调集几个藏军代本团忠实地站在达赖喇嘛一边，又使擦绒和藏军重新得到了达赖喇嘛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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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后几年，藏军新增代本团，购置武器，给那些一直企图为难藏军，抹杀达赖对擦绒·达桑占堆的信任的人提供了机会。1924年，拉萨发生了一次严重的冲突事件，在藏军和西藏地方新建立的现代警察部队的冲突中，一名警察被打死。在各种压力下，擦绒·达桑占堆为了保住藏军，决定处罚在冲突事件中犯罪的士兵。但却因他在处罚士兵时，使用了早已被达赖喇嘛禁止的割耳、斩腿等酷刑，再次为他的对手制造了机会，并最终导致他本人被免去藏军总司令的职务。1930年，擦绒·达桑占堆又因藏军向达赖喇嘛呈送请愿书，请求宽恕他的罪行的事件被免去噶伦的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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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擦绒·达桑占堆被免去了藏军总司令和噶伦的职务，但达赖喇嘛对他还是宠爱有加的，给他保留了札萨的头衔，并任命他为查希造币厂的负责人。“札萨”又称为“札萨克”，它与“台吉”等称谓都出自满语，是清朝皇帝赐封给蒙古和西藏上层人士的职衔。“札萨”为四品，但不是具体职务，十三世达赖喇嘛虽免去擦绒·达桑占堆的军职，但又赋予造币重任，足见对他的重视。1933年夏，擦绒·达桑占堆离职休假，1934年，他又返回拉萨，加入新的权力斗争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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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评析十三世达赖喇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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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执政38年，曾一度背离中央，奉行两面方针，但是他始终没有彻底背离中央，始终坚持维护西藏地方的主权，没有打出“西藏独立”的旗号。在多年的鉴别后，达赖幡然醒悟，决定不背中央，抵制英印的渗透，在改善西藏地方与中央的关系上，达赖应是功大于过。同时，达赖出走印度后，思想发生了一定的改变，回藏后，积极谋求西藏地方的发展，推行新政，在一定程度上促进了西藏地方社会的进步和发展，受到多数革新人物的好评，也遭到一些保守人物的非议；但是，在处理西藏内部事务问题上，受到诸多因素的影响，迫使九世班禅出走，使得英印势力得到趁机离间的机会；后来又挑起川青藏边界的战事，导致人民生命财产的严重损失；最终，还是不再听从英人挑唆，顾全大局，停止了藏军东扩，听候中央裁决，并开始接待中央派员，表达内倾意愿，先后派人参加民国政治活动，从而保住了西藏地方在国家政治一统下的地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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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辛亥革命以前，抗英仇英，坚决维护中国西藏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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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三世达赖喇嘛自1895年亲政到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前，在政治上的总态度，是在清政府及驻藏大臣的帮助下，坚持抗英斗争，维护中国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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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88年，第一次抗英战争爆发。由于清政府的妥协和驻藏大臣升泰的走狗行为，不顾隆吐山的归属，一再令藏军不准设防、抵抗，强令藏军撤军，清政府以升泰为全权代表，于1891年，与英印总督兰斯顿签订《中英会议藏印条约》，英殖民者借此正式吞并锡金，侵占了中国西藏的日纳、隆吐和则利拉等地。后来，双方又就通商、游牧等事宜展开谈判，1893年，经过近三年的谈判，双方签订《中英会议藏印续约》，主要内容是西藏开放亚东，五年内免除一切进出口税，允许印茶于五年后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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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895年，十三世达赖喇嘛正式亲政，作为西藏地方的政教领导者，拒绝对英妥协，当然也不满清政府对英妥协。他拒绝履行中英间签订的关于西藏的条约，并说英人要求通商是他们惯用的欺骗行为。他主张抗英，说“强敌欺凌，议和非计”，与清政府对英妥协的态度，截然相反。根据《中英会议藏印续约》，1899年即应允许印茶入藏。为此，清政府在1898年便电令驻藏大臣，命其做好西藏上层其他人的思想工作，开导藏人。达赖喇嘛表示他无法执行这样的协议，并直接向清政府就英国入侵以来的各项问题提出控诉，其中包括在第一次抗英斗争中，清政府和驻藏大臣一再严令不准对英用兵，对英妥协，导致抗英斗争失败；英国吞并锡金；印茶即将入藏；英人越境通商，免纳税收；驻藏大臣罔顾西藏情势，挪用公款等一系列问题。但是，他的陈述被清政府全盘否定，为了坚持抗英，他开始与俄国修好，派专使德尔智出使俄国，试图联俄制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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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3～1904年，英军发起了第二次侵略中国西藏的战争，清中央政府一再严令藏军不准抵抗，驻藏大臣与英军议和。在清朝惧怕英国的情况下，西藏僧俗一致起誓，坚持抗英，表示“全藏僧俗人民，不惜重大牺牲，誓与佛教之大敌英国侵略军决一死战”。[20]十三世达赖喇嘛指示西藏官兵说：“英人一向狡诈，对他们应该采取或文或武的方式，都要以不失我领土而尽心竭力”[21]。同时，面对英国军队的蛮横进攻，一面组织大小寺庙开展各种佛法活动，寻求神力退敌、降敌之策；一面组织藏军抵抗英军的入侵，展开了异常惨烈的江孜保卫战，藏军在武器装备极端落后的情况下，苦战三个多月，多次打退敌人的进攻，最后，寡不敌众，江孜陷落。英军开始向拉萨进军，达赖喇嘛向驻藏大臣和清政府发出抗英请求，但时任驻藏大臣的有泰在清政府的谕令下，再次要求藏军放弃抵抗，并对噶厦说：“英军即将达到拉萨，为安全起见，必须马上撤出沿途的所有武装部队，做好迎请英军进入拉萨的一切准备。”[2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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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4年，十三世达赖喇嘛组织的抗英斗争失败，其抗英请求被清政府和驻藏大臣拒绝，荣赫鹏率领的英军向拉萨开进。荣赫鹏在进军拉萨之前，提出要直接与达赖喇嘛谈判，这让达赖喇嘛意识到，如果与荣赫鹏谈判，将被迫接受英方条件，给西藏政教事业带来莫大的损失。因此，为了避免与英国侵略者谈判和签署条约，甚至沦为侵略者的人质，达赖喇嘛于7月紧急出走内地。他计划到北京向大清皇帝面呈一切，在大清皇帝的保护下，切实维护西藏地方的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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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赖紧急出走内地，先期计划是出走库伦，利用库伦北临俄国，南望北京之地理优势，一方面，争取取得俄国皇帝的支持和庇护；另一方面，同在北京的大清朝廷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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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08年10月8日（光绪三十四年九月十四日），慈禧太后、光绪皇帝在仁寿殿分别接见十三世达赖。[23]达赖本想向清政府请求获得直接上奏的权力，并支持他抗英。而清政府却坚持藏事必须通过驻藏大臣上奏大清皇帝，拒绝了他的请求；同时，清廷还想借机留居达赖于内地，以便在西藏推行改革，整顿西藏政务，加强和维护中央政府的在藏主权。达赖请求无果，便利用1908年光绪皇帝和慈禧太后先后驾崩之际，提出返藏，清廷只好应允。十三世达赖喇嘛在觐见皇帝后，大失所望地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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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北洋军阀政府时期，奉行两面方针，与中央政府若即若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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