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马步芳从与格仓活佛寻访团的交谈中，已推断出热振活佛对拉木登珠十分支持，所以，马步芳想效仿七世达赖喇嘛的旧例，借口派兵护送达赖灵童而进入西藏，而且，因为达赖喇嘛所具有的崇高地位，马步芳还可以借机扩大护送灵童的队伍。于是，马步芳挑动塔尔寺和青海的一些蒙藏王公、千户、百户等，要求在塔尔寺认定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并举行坐床典礼，或者至少接受僧俗百姓的致礼膜拜。但是，按照藏传佛教的传统，接受僧俗百姓的礼拜意味着已经承认了转世灵童的身份，因此，灵童的寻访团按照噶厦的意图表示，坚持拉木登珠只是三位灵童候选之一，最后的决定，只有到拉萨以后才能举行坐床仪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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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12月28日，吴忠信致电马步芳发出行政院令，要求其护送寻访团等入藏。但是，马步芳总是找到各种借口，借机拖延拉木登珠入藏。1939年1月9日，马步芳致电吴忠信：“西藏代表求送灵儿甚急，希迅派妥员护送入藏，所垫经费可由中央拨还。……究竟如何，祈示祇遵为祷”，[35]以此试探中央对他的态度。马步芳阳奉阴违地执行中央的政策，称：“遵即转促纪（格）仓佛并护送灵儿启程入藏。何日首途，续电奉闻”[36]，而对灵童又借故推诿，久不放行；对寻访团则闭门不见。“纪（格）仓佛前往接洽数次，始终拒不见面；同时用书面向其请示办法，亦无明白答复。”西藏方面深知其居心不良，于是“恳请中央迅速指派专员，同（西藏）住内地代表一人，并发给执照，乘机至西宁主持其事……至所需旅费；当呈请藏政府发给”。[3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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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马步芳的有意阻拦，热振指出：“以十四辈达赖生于汉地，中藏前途无形中已水乳融洽，而马主席有意作梗……如再迟延，则恐灵儿有夭折不好之事发生，则中藏大势已去，无可挽回。”[38]国民政府决意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入藏，对此，西藏方面恳请吴忠信先赴青海，与灵童一同入藏，以便沿途妥予保护，希望借吴忠信的入藏促成灵童入藏。对此，蒋介石同意藏方的意见，称：“此次该摄政（指热振）自动电请吾兄（指吴忠信）飞赴青海将达赖转世灵儿督同护送入藏，实不失为改进中央对西藏关系之一良好时机。”[39]马步芳得知吴忠信将来青海，立即电告吴忠信，青海灵童已准备出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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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5月底，西宁灵童仍不见启程，行政院决定派遣马步芳好友赵守钰，以私人名义赴西宁商促灵童入藏事宜。6月5日，蒋介石提出：“青海灵儿之赴藏最为重要，必须设法办到，护送前往。马主席一再迁延，迄未决定启行日期，或系因道途艰难，种种准备需用不赀所致。不如另与马主席商洽，请其将灵儿送来中央，即由中央发给护送费数万元，亦无不可，届时再由中央派员将灵儿护送入藏。”[40]迫于国民中央的压力，马步芳自知自己的计划不可能实现，于是致电蒙藏委员会：“兹定于农历五月中旬由青海动身，职府遴派师长马元海为（护送专使），路费及到藏交际各费约需一十万元，恭请转请发给……年来在青寻觅候选灵儿，所费亦属不赀，均已由藏方支付清楚。”[41]此处所说的护送费10万元，由蒋介石军需署垫发甘肃省政府主席朱绍良转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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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西藏方面所支付的款项，戈尔斯坦在其《喇嘛王国的覆灭》一书中，参照当时寻访团成员凯墨·索朗旺堆所著的《回忆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寻访与认定》，描述了西藏方面支付“赎金”的情况：1938年夏，灵童寻访团请求迎接拉木登珠返藏，马步芳告诉寻访团应当同他的地方办事处（即青海省政府秘书处）和塔尔寺“拉基”（寺院管理委员会）交涉，并得付10万大洋。[42]西藏驻京办事处通过重庆农民银行将“赎金”如数兑交马步芳，同时，还送给秘书陈耀堂1万元。这是马步芳第一次提出费用问题。至于这笔款项，在拉木登珠到达拉萨后，西藏方面就付给护送灵童的副专员马辅臣卢比26万元（合大洋三十二万九千元）。[43]这笔钱是以多方的名义索要的，最终可能就落入马步芳之手，具体归属，没有资料佐证，但是，至少塔尔寺并未得到那10万元。第二次提出是在1938年12月8日，中央电令马步芳护送灵童入藏之后，马步芳提出了高达33万元的费用索求，这笔费用包括了地方部队总司令10万、西宁地方政府10万、塔尔寺10万、护卫队2万及马步芳本人1万元，而这笔钱，直到1939年夏天，才付给马步芳。第二笔款的给付拖延如此之久，是因为寻访团担心马步芳在拿到这笔钱后会提出别的要求，所以电请拉萨，表示在某种担保方式筹划好之前，不应汇来追加经费。1939年，寻访团得知一批穆斯林商人打算经过印度前往麦加朝圣，而马步芳也是穆斯林，所以寻访团就请这些商人先行垫付马步芳33万元大洋，然后，再由西藏地方政府在拉萨用卢比以优惠的比价支付给这些商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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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秋，吴忠信得知西藏方面向英国人借款以偿付马步芳的勒索，便向蒋介石建议，出于维护国家威信的目的，应该由中央照西藏所付的数额偿付藏方。蒋介石同意由中央以补助灵童登座大典经费的名义偿付藏方，并于1940年2月5日正式发布命令，拨发第十四世达赖喇嘛坐床大典所需经费40万元，由行政院转饬财政部拨发，[44]对此，西藏地方政府甚为感激。热振活佛于2月17日致电国民政府主席林森，表示“敬领之余，肃电叩谢，并祝国泰民安，中藏亲洽”。[4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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可以说，马步芳最初阻留拉木登珠是奉了民国政府的命令，客观上为中央政府利用灵童以改善与西藏地方的关系，为中央政府有效开展政治交涉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在中央与西藏地方的共同努力下，取得了较为理想的结果。因为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还没有就灵童掣签认定、中央派员主持坐床之事商妥，所以，吴忠信两次发电报给马步芳，让他设法阻止灵童进藏，等中央与西藏地方政府商妥之后再放行。1938年10月25日，吴忠信给马步芳的电报说：“西宁选得之幼童，吾兄（指马步芳）设法挽留……何时可令赴藏，应俟院令遵行。”12月3日的电报里又说：“所有贵省选得之幼童，应俟派员设法商妥，奉到院令后，再准启行。”两封电报的意思都是要马步芳等到行政院下令放行，才可放灵童进藏。马步芳给吴忠信的电报，对吴忠信的做法大加赞扬，并表示照办，他说：“尊意高远，谨当如嘱办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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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上述可见，西藏地方政府在青海寻访灵童，从一开始就离不开国民政府的各种援助，特别是被照顾以免费拍发电报的特权，西藏噶厦才能与格仓活佛等及时、方便地联系。而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入藏，是同民国蒙藏委员会的反复交涉，以及蒋介石亲自发出指令并拨巨款分不开的。如果单靠西藏地方政府同马步芳交涉，达赖灵童由青入藏一事，可能还会有更棘手的问题出现。而且，当时正值中国抗日战争，国民政府的财力十分有限，在这种情况下，还能拨出巨款投入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登座大典，为西藏解决这一大笔财政支出，实属不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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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与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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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民政府护送青海灵童前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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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早日寻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国民政府做出了促成谈判的让步。1938年12月3日，吴忠信奉行政院令，致电马步芳：“查中央派员参加掣签典礼，所有贵省选得之幼童，应俟派员办法商妥，奉到院令后，再准启行。惟为口头上之应付计，不妨令纪（格）仓佛等先行准备，以裕商洽派员之间，而免留质要盟之口实。”[46]同日，吴忠信致电热振：“查旧例达赖转世掣签应由驻藏大臣亲临，目前驻藏办事长官虽未设置，但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派员参加。至派员办法如何商定，业经面告驻京代表阿旺桑丹等及电张谘议威白，分别转达商洽在案，盼请迅饬噶厦早日商定电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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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热振摄政复电：“中央派员办法一则，业经与司伦、噶厦商议，三灵童迎到后在藏举行掣签典礼之际，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但目前中央驻藏长官现有张谘议在此，可以参加，抑或另行派员入藏，二者熟适可于届时再当行呈报相商……恳请饬令青海省政府，催促纪（格）仓佛先将在青之灵儿随同即速启程进藏。”[48]同时称“各佛卦内所示，今年内若不将三灵儿齐迎入藏，于达赖本身实有不祥之兆”，[49]催促国民政府能将“在青之灵儿”早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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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转世灵童的认定、坐床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国民政府以及各方的意见都认为，为了表示中央对达赖转世的重视，中央应派大员前往西藏。12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50]同时，国民政府还致电马步芳，请青海省政府派员护送格仓活佛及拉木登珠至西藏边境，特给旅费5000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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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5日，蒙藏委员会将此事致电热振，又多次致电马步芳，催促护送灵童入藏之事。4月23日，蒙藏委员会接到噶厦来电，内称：“现委员长（吴忠信）既拟亲莅拉萨，藏方因中藏情感日益融洽起见，极表欢迎。祈速转请吴委员长由海道入藏。但在未动身以前，务恳中央电知西宁纪（格）仓佛等速送灵儿起程入藏，并请吴委员长决定首途日期，先为电告。”[52]由于马步芳有意拖延护送灵童入藏，4月29日，热振活佛又致电蒙藏委员会，希望吴忠信先到青海，与达赖转世灵童同行入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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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蒙藏委员会特派赵守钰飞往西宁督促，6月17日，国民政府核准护送格仓活佛和灵童赴藏经费10万元。后经蒋介石的电令催促，6月28日，马步芳始复函国民政府，决定以师长马元海与马辅臣为护送专使，偕卫兵20人、驮牛200只，护送格仓活佛与灵童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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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中央政府关于掣签办法的交涉，虽然冒着留下“留质要盟”口实的风险，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对此，蒙藏委员会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对藏方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呈文称：“藏方对于第十四辈达赖转世一事，既将寻访经过情形呈报于先，现复诚恳接受本会所拟中央派员主持参加掣签征认办法第三项前来，其率由旧章，尊重中央意旨之心，愈益显明，而中央对藏主权，亦更为确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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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15日，在国民政府的催促下，马步芳派师长马元海率队护送青海灵童从西宁启程。10月7日，拉木登珠被迎入拉萨，居住在罗布林卡格桑颇章宫。随同入藏的还有灵童的父亲、母亲、伯父、二兄、三兄以及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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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此事经历了两个阶段，其性质是不同的：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就灵童拉木登珠备选问题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在后期，青海马步芳玩弄手段阳奉阴违，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进入并控制西藏，在其阴谋不能得逞的情况下，又对西藏地方政府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演变，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地方均有自重的心态，以及本身在政治决策上前后矛盾，但最终只能服从中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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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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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派员入藏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掣签和坐床典礼的人选问题，蒋介石十分关注，如果所选非合适之人，反而会影响刚刚有所好转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对于由蒙藏委员会新任委员长吴忠信作为中央大员入藏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掣签和坐床大礼，蒋介石是十分放心的，因为他对吴忠信非常了解。吴忠信为孙中山革命班底的旧部，既是蒋介石多年的好友，也是他的得力干将。蒋介石在1939年9月11日给吴忠信的电函中说：“兄入藏事既经顺利解决，良用欣慰”，“吾兄此行安边卫国，定有建树”；同时，对他寄予厚望，嘱咐吴忠信“到藏之后，对于热振及藏中重要人员一律优加联络，切实接纳，并对有实力之人物相机允许予以扶助”。[55]而吴忠信果然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圆满完成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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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吴忠信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持边政。1938年12月28日，奉令入藏“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在赴藏前，他草拟了后由行政院出面颁布的“谈话要旨”11条，确定了他此次入藏的基本方针。“要旨”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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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在保持中华民国之完整之惟一条件之下，中央只求增进西藏地方人民之福利……；2.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但中央不将西藏划为省区，可按照特种地方自治，允许西藏维持其政教制度；3.中央应在藏设办事大员；4.西藏得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设立办事处，西藏人员经中央依法遴选者，得在各院、部、会及所属机关任职；5.西藏治安应由西藏负责维持，但如受外国侵犯或遇其他重大事变，请求中央援助时，中央当尽量予以援助；6.西藏应服膺三民主义；7.西藏应拥护国民政府；8.西藏对外关系，应由中央政府依照国际条约及惯例统筹办理；9.西藏与西康边界问题，应由西藏与西康省政府会商查勘，呈请中央核定，或径由中央根据地理及其他情况从详研讨，秉公决定之；10.中央对于西藏宗教、文化、卫生、经济等项建设事业，可循西藏之请求、予以物质上及人才上之补助；11.西藏对于中央近年来建设进步之情况，应切实明了，其不准确之认识，应为剀切说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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