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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十四世达赖喇嘛的认定与坐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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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国民政府护送青海灵童前往拉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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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早日寻找到十三世达赖喇嘛的转世灵童，国民政府做出了促成谈判的让步。1938年12月3日，吴忠信奉行政院令，致电马步芳：“查中央派员参加掣签典礼，所有贵省选得之幼童，应俟派员办法商妥，奉到院令后，再准启行。惟为口头上之应付计，不妨令纪（格）仓佛等先行准备，以裕商洽派员之间，而免留质要盟之口实。”[46]同日，吴忠信致电热振：“查旧例达赖转世掣签应由驻藏大臣亲临，目前驻藏办事长官虽未设置，但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派员参加。至派员办法如何商定，业经面告驻京代表阿旺桑丹等及电张谘议威白，分别转达商洽在案，盼请迅饬噶厦早日商定电复。”[4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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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18日，热振摄政复电：“中央派员办法一则，业经与司伦、噶厦商议，三灵童迎到后在藏举行掣签典礼之际，为昭大信，悦遐迩计，中央应当派员参加。但目前中央驻藏长官现有张谘议在此，可以参加，抑或另行派员入藏，二者熟适可于届时再当行呈报相商……恳请饬令青海省政府，催促纪（格）仓佛先将在青之灵儿随同即速启程进藏。”[48]同时称“各佛卦内所示，今年内若不将三灵儿齐迎入藏，于达赖本身实有不祥之兆”，[49]催促国民政府能将“在青之灵儿”早日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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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转世灵童的认定、坐床事关中国国家主权，国民政府以及各方的意见都认为，为了表示中央对达赖转世的重视，中央应派大员前往西藏。12月28日，国民政府正式下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喇嘛转世事宜。”[50]同时，国民政府还致电马步芳，请青海省政府派员护送格仓活佛及拉木登珠至西藏边境，特给旅费5000元。[5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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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5日，蒙藏委员会将此事致电热振，又多次致电马步芳，催促护送灵童入藏之事。4月23日，蒙藏委员会接到噶厦来电，内称：“现委员长（吴忠信）既拟亲莅拉萨，藏方因中藏情感日益融洽起见，极表欢迎。祈速转请吴委员长由海道入藏。但在未动身以前，务恳中央电知西宁纪（格）仓佛等速送灵儿起程入藏，并请吴委员长决定首途日期，先为电告。”[52]由于马步芳有意拖延护送灵童入藏，4月29日，热振活佛又致电蒙藏委员会，希望吴忠信先到青海，与达赖转世灵童同行入藏。[5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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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月30日蒙藏委员会特派赵守钰飞往西宁督促，6月17日，国民政府核准护送格仓活佛和灵童赴藏经费10万元。后经蒋介石的电令催促，6月28日，马步芳始复函国民政府，决定以师长马元海与马辅臣为护送专使，偕卫兵20人、驮牛200只，护送格仓活佛与灵童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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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中央政府关于掣签办法的交涉，虽然冒着留下“留质要盟”口实的风险，但是，最终的结果还是令人满意的。对此，蒙藏委员会在致行政院的呈文中对藏方做出了积极的评价。呈文称：“藏方对于第十四辈达赖转世一事，既将寻访经过情形呈报于先，现复诚恳接受本会所拟中央派员主持参加掣签征认办法第三项前来，其率由旧章，尊重中央意旨之心，愈益显明，而中央对藏主权，亦更为确定。”[5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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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15日，在国民政府的催促下，马步芳派师长马元海率队护送青海灵童从西宁启程。10月7日，拉木登珠被迎入拉萨，居住在罗布林卡格桑颇章宫。随同入藏的还有灵童的父亲、母亲、伯父、二兄、三兄以及长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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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史料反映的情况看，此事经历了两个阶段，其性质是不同的：前期中央政府利用在青海觅得达赖喇嘛转世灵童候选之机，就灵童拉木登珠备选问题与西藏地方政府进行了大量交涉，目的在于改善与西藏地方政府的关系，维护中央政府的权威；而在后期，青海马步芳玩弄手段阳奉阴违，扣留拉木登珠，企图借机进入并控制西藏，在其阴谋不能得逞的情况下，又对西藏地方政府敲诈勒索。这一事件前前后后的演变，反映了民国政府在特定的历史条件下，为维护中央政府对西藏主权所做的努力，也反映了当时中国社会各个地方均有自重的心态，以及本身在政治决策上前后矛盾，但最终只能服从中央的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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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吴忠信入藏主持达赖喇嘛转世坐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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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于中央派员入藏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掣签和坐床典礼的人选问题，蒋介石十分关注，如果所选非合适之人，反而会影响刚刚有所好转的中央政府和西藏地方的关系。对于由蒙藏委员会新任委员长吴忠信作为中央大员入藏主持十三世达赖喇嘛转世灵童的掣签和坐床大礼，蒋介石是十分放心的，因为他对吴忠信非常了解。吴忠信为孙中山革命班底的旧部，既是蒋介石多年的好友，也是他的得力干将。蒋介石在1939年9月11日给吴忠信的电函中说：“兄入藏事既经顺利解决，良用欣慰”，“吾兄此行安边卫国，定有建树”；同时，对他寄予厚望，嘱咐吴忠信“到藏之后，对于热振及藏中重要人员一律优加联络，切实接纳，并对有实力之人物相机允许予以扶助”。[55]而吴忠信果然没有辜负蒋介石的期望，圆满完成了使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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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8月，吴忠信接任蒙藏委员会委员长，主持边政。1938年12月28日，奉令入藏“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十四世达赖喇嘛转世事宜”。在赴藏前，他草拟了后由行政院出面颁布的“谈话要旨”11条，确定了他此次入藏的基本方针。“要旨”的主要内容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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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央在保持中华民国之完整之惟一条件之下，中央只求增进西藏地方人民之福利……；2.西藏为中国领土之一部，但中央不将西藏划为省区，可按照特种地方自治，允许西藏维持其政教制度；3.中央应在藏设办事大员；4.西藏得在国民政府所在地设立办事处，西藏人员经中央依法遴选者，得在各院、部、会及所属机关任职；5.西藏治安应由西藏负责维持，但如受外国侵犯或遇其他重大事变，请求中央援助时，中央当尽量予以援助；6.西藏应服膺三民主义；7.西藏应拥护国民政府；8.西藏对外关系，应由中央政府依照国际条约及惯例统筹办理；9.西藏与西康边界问题，应由西藏与西康省政府会商查勘，呈请中央核定，或径由中央根据地理及其他情况从详研讨，秉公决定之；10.中央对于西藏宗教、文化、卫生、经济等项建设事业，可循西藏之请求、予以物质上及人才上之补助；11.西藏对于中央近年来建设进步之情况，应切实明了，其不准确之认识，应为剀切说明。[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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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对中央治藏做出的鞭辟入里的分析，具有重要的时政参考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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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1月17日，即民国二十七年十二月二十八日，民国政府颁令：特派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第十四辈达赖坐床事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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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9年7月，吴忠信启程赴藏，开启了中央政府大员入藏不带一兵、不携一枪的先例。同年7月2日，吴忠信指派孔庆宗偕同朱章、李国霖等由重庆启程，经西康先行入藏布置，孔庆宗等人于11月25日抵达拉萨。吴忠信本人拟定于9月初出发赴西藏，但是，在办赴印度签证时，遭到了英印政府的有意阻拦。染指西藏事务已久的英印政府，为阻挠吴忠信之行，借机对国民政府代表发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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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时期，进藏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为陆路，即从青海或西康经藏北或昌都到拉萨，这条路线受地理条件的影响较大，尤其是经西康的康藏线，地质较复杂，容易遇到塌方等灾害；二为海路，即从内地乘轮船或飞机到印度，经噶伦堡过西藏亚东到达拉萨。相较而言，海路方便、安全，所花费的时间短，但需获得英印的过境签证才可以通行。此外，若选择陆路，势必经过西藏地方与青海、西康相互争夺的地区，可能会引起不必要的争端；而选择海路，除可避免发生争端，还可以刺探英印与西藏亲英势力交往的情况。由此观之，海道的优势显而易见。所以，不久之后，西藏当局又发电请吴委员长由海道入藏。[57]藏方要求吴忠信一行走海道的原因主要有两点。一是担心冒犯英印政府。如果走海道，就可以将是否允许吴忠信一行入藏的最后决定权交给英印政府，西藏地方政府就不必得罪英印政府。二是英印政府控制着内地进入西藏的海道，他们可以通过拒绝发签证的方式，阻挠中央大员进藏主持坐床事宜，而噶厦中的亲英分子就可以利用这一点达到阻挠中央代表团进藏的目的。民国初年，民国政府就曾派陆兴祺进藏主持藏事，但是，在印度遭到英印政府的横加阻拦，陆兴祺最终没能进藏，长期滞留在印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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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1939年5月15日中国驻英使馆报告称，“吴委员长忠信假道印度入藏后，顷据英国外部复称，为方便起见，可先由我方将入藏日期与藏方定妥后，再由藏方径行通知印度政府洽办。”[58]英国的这一做法就是要求中国国民政府通知西藏地方政府，再由西藏地方政府咨呈英国政府，方可放行。英持此态度，正如国民政府行政院秘书长魏道明所说：“自隐含有使我承认西藏半独立之意义，先例一开，后患堪虞，允宜加意审慎。”[59]中国驻英大使郭泰祺，也因此事复电行政院：“英外交部复称可先由我方将入藏日期与藏方定妥后，再由藏方通知印度政府洽办。其意欲我承认西藏有外交自主权，我以主权有关，当然不能照办”。[60]英国政府的这种做法，显然是在践踏中国对西藏的主权。虽然国民政府多次与英国政府交涉，但是，吴忠信一行始终未获放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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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政府无奈，唯有寄希望于西藏地方政府，自动通知英印政府放行，并做改海道入藏为陆路入藏之打算。在国民政府与英国交涉签证问题期间，吴忠信拟定了入藏任务与组织经费的意见，并呈报行政院，称：“主持达赖转世，而附及册封热振，授勋司伦、噶厦。但言精神，可括以树立信用、收拾人心两语”。其组织则设立“蒙藏委员会行辕”，下设秘书长及秘书，行辕下分三个组，各组设一组长，由秘书兼任。对于所需经费，请先赐核总数，等事情成功后，再以实际的开支数目补编。后附的《对藏政策之检讨》提出了具体办法：（甲）在外交方面，应力避与英人发生摩擦，而与尼泊尔、不丹等善意联络；（乙）在政治上扶持热振，使亲汉派渐握实权，加强中央与西藏之联系，同时联络亲英、自立两派，以减少对我之反感，并进而为我所用；（丙）设法健全中央在拉萨设置之办事机关；（丁）在宗教方面，须由熬茶、布施等佛事，竭力联络三大寺及各寺院；（戊）在民众方面，应善用宣传及实施德惠。入藏之事一直拖到1939年的9月，吴忠信方才接到热振活佛电，称：“敬悉委员长随率职员仆役十九人取道印度入藏，本人已同噶厦电告英属印度沿途妥为关照矣，请毋须操心。特达。”[61]至此，吴忠信终于获许假道印度入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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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一行在1939年10月21日，乘飞机由重庆经缅甸的仰光到达香港，旋即分乘飞机、轮船至印度加尔各答，又取道噶伦堡入藏，经亚东、江孜，终于在1940年1月15日到达拉萨。热振代表扎戈布及旅藏之川、滇、北平、新疆商民代表，在郊外兴隆岗欢迎吴忠信。接着，吴忠信一行抵达哲蚌寺，噶伦丹巴江阳、彭雪、彭康以及藏中高级僧俗官吏70多人在寺外设帐欢迎，仪式十分隆重。驻拉萨藏军700多人出城列队欢迎，在沿途的欢迎队伍中，也有相当多的民众，这是民国以来，在西藏地方与中央关系史上所未见的。吴忠信下榻后，四位噶伦立即前往拜见。当晚，噶厦设宴为吴忠信洗尘。当时，专程前往拉萨的英国代表古德根本没有受到这种优待，至于尼泊尔、不丹的代表则原来就驻拉萨，不需要专门接待。正如随同孔庆宗进藏的朱少逸在《拉萨见闻记》中所记载：“是日如此盛大的欢迎礼节是英人、尼泊尔人所亲受到的，他们只能羡慕。一般藏人纷传‘安班’进藏，‘安班’者钦差大臣也”。[6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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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在未出发赴藏前，曾收到热振活佛来电，热振在电文中表达了对蒙藏委员会的感谢：“屡饬催促青海省政府，此恩此德，始由青海派官兵护送，将灵儿并佛眷父母及纪（格）仓佛人等护送前来。”更重要的是，他向国民政府郑重表示：“至于灵儿入藏后所有一切应行征认、剃发、坐床等大小典礼，均俟中央代表吴委员长到拉萨时，应如何办理，再当次第呈报”。[63]但是，据驻藏谘议张威白报告称，在拉木登珠尚未到达西藏前的1939年8月20日，西藏僧俗官员和拉萨的民众集聚在布达拉大会，东波大仲译宣读了格仓活佛在青海访问灵童的经过，认为拉木登珠“确系达赖化身，毫无疑异，再据乃琼（护法神）预示，热振确与十四世达赖有缘，无须金瓶掣签”。[64]第二日，西藏地方政府又召开官员大会，宣布青海灵童确系十四辈新达赖，如有疑问，应在会中发表，倘以后察觉有蜚语流言，当即削职、抄家、徙流，并决定选派官员赴黑河迎接青海灵童，推定普布确（色拉寺麦扎仓活佛）、打弄扎（达札）两呼图克图为灵童经文教师。[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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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西藏地方政府的这些不当举动，国民政府于10月29日致电噶厦：“灵儿平安到达，无任欣慰。惟征认手续暨各种礼节应俟吴委员长莅藏后会同热振呼图克图主持办理，会衔呈核，方足以昭大信而杜纠纷，希望遵照为盼”。[66]但是，西藏地方政府置国民政府的意见于不顾，不仅宣布拉木登珠为转世的十四世达赖喇嘛，而且，在11月24日为拉木登珠举行了剃发、受戒、赠号典礼，号曰“杰尊江白阿旺洛桑益西丹增嘉措·斯松旺秋聪巴美白德白桑布”，简称“丹增嘉措”。[6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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吴忠信一行飞抵拉萨后，面临着西藏地方政府已经确定拉木登珠为转世灵童的局面。鉴于灵童转世关系西藏政教前途，吴忠信向西藏地方政府提出两点要求：一是由吴本人事先察看灵童是否确属灵异，二是由热振正式具文呈请中央免除掣签手续。热振对以上两点表示接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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