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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二节 中央政府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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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达扎摄政与亲英势力的增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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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扎活佛从一开始执政，就并未遵守“代政三年”的约定，继任之后，便对内改变热振摄政时期的各种规章，调整人事；对外改变热振时期的亲中央政策，逐渐转为亲英，敌视中央政府，甚至公开与中央决裂，并谋求所谓的“西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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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扎摄政继任之后，首先着手革除热振摄政后期的弊政，最具代表性的是取消藏历新年游行庆典和限制达赖喇嘛家族利用特权谋取私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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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以往的惯例，新年庆典这天，应有500名农民身穿古代战袍在拉萨街道游行经过，接受检阅。达扎继任之后，考虑到举行这样的活动需要花费一笔经费，认为举行这样的庆典是一种奢侈浪费的渎职行为，便取消了这一庆典。他的这一决定，犹如他上任之后的第一把火，让噶厦的官员感到，他们不能再像以前一样随意行事，而应该谨慎地按照噶厦的规章制度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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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按照惯例，噶厦应当封十四世达赖喇嘛的家族为贵族，并划拨一定数量的房屋、庄园和农奴。但是，1941年4月，当西藏地方政府将没收的琼让的房屋划拨给十四世达赖喇嘛家族时，十四世达赖喇嘛的父亲亚谿公[25]（祁却才让）却拒绝接受；后噶厦又将从土登贡培那里没收的房屋划拨给他，他还是拒绝接受。最后，为了满足亚谿公的要求，噶厦不得不划拨一片空地和相应的劳力、所需材料，供其重新修建新的房屋。至于庄园，亚谿公先是对噶厦划拨的两处庄园表示不满，后又说两座庄园的收入无法满足其家族的日常开销，要求噶厦再划拨3座庄园。并威胁说，其家族在离开青海前，噶厦曾经许诺提供他们在拉萨所需要的一切，现在应该兑现诺言。这种行为，已经具有公开藐视噶厦的嫌疑。但亚谿公并没有收敛，之后，他又拒绝支付其家族庄园的赋税，不经噶厦允许而强征农奴支应乌拉，并私设公堂执行断案，要求所有人向他行礼，并对冒犯他的人实施体罚等。据印度事务部档案记载，一位村民因害怕受到不公平的待遇而拒绝卖盐给亚谿公的管家，亚谿公竟将这位村民所在村子的村长监禁了起来。当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堪布询问亚谿公为什么这么做时，他竟破口大骂，甚至威胁堪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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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扎摄政得知这些情况后，明确指示官员大会讨论亚谿公公然藐视噶厦和三大寺、破坏西藏地方政府道德规范和制度准则的行为，并要求对亚谿公的这些行为进行约束。1942年，经过官员大会讨论，达扎摄政同意了官员大会关于约束亚谿公行为的决定，决定中写道：“今通告全藏人民，今后达赖喇嘛的父亲须像其他亚谿（即前几世达赖喇嘛的家族）那样行事。如果他的任何一名仆人违法犯罪，如果噶厦不设法采取措施审理指控达赖喇嘛父亲的案子，那么‘官员大会’将直接审理此案”。[26]达扎摄政对达赖喇嘛家族利用特权，公然藐视噶厦、践踏法律、谋取私利的行为的限制，是其为了规范和重新树立官员准则的重大举措，也显示了他革新热振时期弊政的决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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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另一个角度看，达扎本来就是“外向亲帝”一派，对热振活佛主持寻访灵童，从青海遴选出拉木登珠之事不会完全赞同。达扎对待十四世达赖喇嘛父亲的事情，有学者进行了解读，认为主要是政治上的原因。张永攀举例道，民国政府驻西藏办事处主任秘书陈锡璋回忆说，“佛公”连藏语都说不好，很少与当地人交流，所以难以融入当地圈子，自从到达拉萨后，他对汉人特别亲近，经常去民国政府驻藏办事处找汉族官员沈宗濂[27]聊天交往，久而久之，他对汉人颇为亲近，肯说实话。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的代表团在拉萨拜见达赖父母时，达赖父亲身着汉装，长袍马褂，以汉地“馒头”招待代表团，并频频表示“藏糌粑吃不下”，劝代表团多吃馒头，意在亲汉。[28]这位说汉话的“佛公”对于那些以前看不起他的贵族官人从来不给正眼，还经常在拉萨贵族圈子里发牢骚说：“我是从中央来的，这里待我不好时，我就回中央去。”“佛公”尽管粗俗，却真心倾向国民党中央。然而，“佛公”属于一夜暴富，成了大贵族后不免得意忘形，祁却才让到拉萨后便学会了贵族们逃避差税的办法，遭到噶厦官员的嫉恨。日积月累，“佛公”与当地势力的矛盾越来越大。导致噶厦公开对亚谿公进行处理。后来，亚谿公于1946年死于暴病。当时，陈锡璋突然听说“佛公”病故，便前往吊唁。达赖的家人说：“忽然得了急病，医治无效而亡。”陈锡璋记载：“佛公50多岁，身体壮健，很少病痛。他倾心中央，不满达札（扎），藏语也说不好，也无政治眼光和手腕，深中达札（扎）摄政之忌。”当时，拉萨传说“佛公”偶有小疾，摄政达扎的大管家送来一剂汤药，他服后就死了。十四世达赖的母亲后来回忆道：“我丈夫去拜访达玛卡领地（Damaka Shikar）后，腹部剧痛，病得很严重。他挣扎了一个月就过世了。当他断气时，血从他的鼻子与直肠流出来。我一直怀疑是领地的强苏毒害了我的丈夫。”[2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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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革新弊政、重新树立官员行为准则之后，达扎摄政又开始着手调整人事，重组噶厦，清除噶厦中的热振势力。1943年，任昌都总管的噶伦郎琼·白玛顿珠在未得到噶厦允许的情况下，擅自返回拉萨，达扎摄政便以擅离职守之罪罢免了他的官职。随后，达扎摄政任命索康·旺清格勒为新任噶伦。索康家族因热振摄政曾经没收他们的一处庄园，而对热振怀恨在心。此时，达扎的任命，明显是为了培植反热振势力。根据《国民政府蒙藏委员会档案》中的相关记载，索康家族是当时西藏地方亲英势力的代表。1943年，索康家族成员中，索康·旺清格勒之父索康·旺钦才旦已被任命为刚刚成立的西藏“外交局局长”，其弟索康·拉旺多杰又在西藏第二代本团中任职。总之，亲英的索康家族逐渐发展成为达扎摄政时期的核心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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任命索康·旺清格勒之后，达扎摄政又罢黜了热振的另一位支持者——孜本止月，其职务由热振的反对者夏格巴接替。夏格巴是赤门噶伦和扎康噶伦的侄子，因赤门噶伦辞职事件和扎康噶伦事件，而对热振活佛怀恨在心。此时，达扎摄政对他加以重用，不仅剪除了热振的势力，而且还使其成为反热振力量中的重要一支。1944年，噶伦丹巴江阳中毒身亡；1946年噶伦彭康·扎西多吉被免职，然巴·土登贡钦和拉鲁·次旺多吉分别接替了他们的职务。然巴·土登贡钦是达扎的忠实支持者，拉鲁·次旺多吉是龙夏·多吉次杰之子，龙夏事件之后，因承认自己不是龙夏之子，过继到拉鲁家族，才重新获得做官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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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这些人事变动之后，噶厦中原热振活佛的支持者就只剩下噶伦噶雪巴一人，其余3位噶伦均由反热振活佛的、达扎摄政的忠实支持者，同时也是亲英分子的人们接替。这样，达扎摄政完成了对西藏地方政府的改组，形成了一个以他为核心的亲英势力集团。此后，这个集团便开始实施亲英敌视中央政府的策略，谋取“西藏独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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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西藏地方政府阻挠修筑中印公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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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为加强对西藏的治理，建设和发展西藏，早在1935年，就提出了发展西藏交通，建设青藏和康藏公路的计划。但因抗日战争的爆发，国民政府无暇顾及边疆，这一计划遂被搁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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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0年，随着二战的全面爆发，海上交通被封锁，滇缅公路成为南京国民政府获取国际援华物资的唯一国际通道。日本政府为了达到封锁中国的目的，一面成立滇缅公路封锁委员会，不定时地对滇缅公路上的桥梁实施轰炸；一面向英国政府发出通告，要求其立即封锁滇缅公路，否则将对英宣战；同时，还积极筹备侵占缅甸，以图直接占领滇缅公路，这使得滇缅公路面临巨大的威胁。同年7月12日，英国政府在日本的压力下决定封锁滇缅公路，禁止各种军用物资经缅甸运往中国。这样，为避免外援被切断，以蒋介石为首的南京国民政府，在积极与英国政府磋商解除对滇缅公路封锁的同时，决定修筑中印公路，作为新的国际交通干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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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年1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开始拟定中印公路勘测方案。1941年初，交通部向国民政府提交了中印公路计划书。1941年4月，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根据勘测方案和计划书，最后制定了路线计划书。中印公路从西昌出发，经盐源、永宁、中甸，在叶枝分路，北线又名日玛线，经德钦、盐井、科麦、察隅（日玛）到达印度的萨地亚；南线经贡山、葡萄到达萨地亚。因南线地理条件过于复杂，国民政府更倾向于北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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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顺利进行公路的勘测和修筑，南京国民政府积极寻求英国和美国的支持。1940年10月，英国驻华公使就中印公路的修筑问题说，“我们不应该让过时的政治观念成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30]1941年4月，英国驻美国公使哈利福克斯向宋子文表示，阻止中印公路的修筑将不利于英美关系，英国将支持中国修筑一条不被敌人截断的国际交通路线。英国政府同时也表示，因中印公路穿过西藏，勘测和修筑均应事先征得西藏地方政府的同意。美国政府总统罗斯福对中国修筑中印公路也表示支持，并于1941年4月，向中国政府提供了一批包括公路修建设备在内的援助物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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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1年4月，国民政府成立以叙昆铁路工程局副局长袁梦鸿为首的中印公路勘测队，5月开始实施勘测。同时，蒙藏委员会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致电噶厦，详细说明中印公路路线和修筑缘由，请噶厦给予勘测队便利和保护。电文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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奉行政院院长蒋令，中央现已与英国商妥修筑康印公路。路线自西昌起，经盐源、永宁、中甸、德钦、盐井、察隅入印度，与阿萨密省铁道终点之塞的亚站相接。已派定袁梦鸿君为勘测队队长，率队前往测勘，已出发在途。仰速通知藏方饬属保护，予以便利。等因。奉此，查袁君等不久即到盐井、察隅各地，希速专差令知盐井、察隅一带地方藏官、头人等，切实保护，予以便利，并随时协助为荷。[3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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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日后，蒙藏委员会委员长吴忠信又致电噶厦：中央为抗战期间便利国际运输起见，拟修筑中印公路，已得英国政府之赞同，自西昌起，经中甸、盐井、察隅至萨地亚，与印度之阿密省省道相接。勘测队刻已出发，其经过察隅等地时，希饬属妥为保护，并在该队工作上予以一切便利为盼。[3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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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确保西藏地方政府同意修筑中印公路，7月18日，交通部部长张嘉璈又召集外交部次长和蒙藏委员会代表召开专题会议，讨论如何疏通与西藏地方政府关系的问题。会议最后决定，在中印公路修筑期间和修筑完成后，给予西藏财政补助，并接受西藏地方派员参加中印公路的修筑和建成后的管理工作。尽管如此，在中央政府勘测队开始进行勘测的时候，英国政府以民国中央政府单独进行陆测为由，从中破坏，西藏地方政府也开始在以达扎为首的亲英分子的带领和英国政府的支持下，对中印公路的勘测制造种种阻碍，以反对中印公路的修筑。同年9月，“中印公路勘测队队长袁梦鸿等，在帕郴、门工、掘罗瓦、察隅等地，被藏官拆桥毁路，并调兵遮梗”。[33]该月，孔庆宗给蒙藏委员会的电文中，清晰地说明了西藏地方反对的原因：“今日噶厦约职面告官员大会已决议，绝对不赞成测量队入境。又探知此案中变，因英官饶伊巴多曾对噶厦云：中英原商共同派员航空测量，现中国单独派员由陆地来测，英未参加，西藏允否及其利害，应请自决。惟对抵境测量人员，可和平劝回，不必打杀等语。西藏遂趁机反对”。[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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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西藏地方对勘测队进行“拆桥毁路，调兵梗阻”之后，孔庆宗在致噶厦的电函中，严厉质问西藏地方政府，既已妥善接洽，为何出尔反尔，阻拦勘测队，并要求其迅速回电答复。9月25日，噶厦复电孔庆宗，内称：“今接昌都报告，所谓（公路）测量队者，主仆13人，军士20人，筑路器具百箱，已进藏境夺甲朗等语。兹除测勘队外，另加兵士及筑路用具之类，只好提向官员大会讨论，以藏境历来出现之测量人员，是全体僧俗之所不愿者，且此事无论如何演变，确具警扰性质，是以探测人员绝对不能使入藏境”。[35]当日，国民政府再次召开会议，并邀请西藏驻京办事处代处长仑珠参会。会议根据孔庆宗的电报和噶厦的电报，认为西藏地方拒绝勘测队入藏境，乃英国人从中破坏所致。因此，为保障中印公路勘测的顺利进行，中央政府应给予西藏若干利益，并在甘孜、巴安等地做好军事部署。至于英国方面，则由外交部出面交涉，以减少其对筑路的干涉；同时决定，由驻藏办事处继续与西藏地方政府交涉，晓以大义，以达最终说服其顾全大局，协助修筑中印公路之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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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0月15日，孔庆宗根据会议精神和西藏地方政府的复电，回复噶厦一函，就其所提情况进行解释，并于此函，请西藏地方政府勿再阻拦勘测事宜。“嗣以勘测人员到达甲朗，误认测勘人员所携测量仪器为修路机件，遂拆桥拒绝，加以梗阻。查测勘人员所携行李，确是测路仪器，并非修路机件。……请藏方践诺前言，弗加阻难（拦）”。[36]但西藏地方政府并没有接受这种善意的劝告，使得蒋介石十分愤怒，指示说“中央派员勘测中印公路一事，如藏方再不允许，我可派队护送测量，不必待其允准也”，蒙藏委员会收悉后，立即电令驻藏办事处处长孔庆宗，命其“转告噶厦善体中央善意，勿存疑忌为要”。[37]11月17日，孔庆宗将此则电文转知噶厦。对此，西藏地方政府表示难以从命，还威胁道，如果中央政府强行派军队护送勘测队，西藏地方与中央政府的关系将就此恶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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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19日，袁梦鸿勘测队进入中甸勘测时，再次受到了藏方的阻拦，勘测工作根本无法进行，中印公路北线的勘测计划也就此被迫终止。此后，中央政府曾考虑选择南线，并进行了勘测，但因南线地形复杂，人烟稀少，修筑难度过大，最终未能实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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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42年，太平洋战争爆发，美国参战。罗斯福表示，为确保亚洲局势，必须开辟一条边远路线。南京国民政府此时也再次表示，必须修筑中印公路：“中印公路势在必修，希电催洛桑扎喜转电藏方，速即照办为要。等因。除切代罗代表外，仰转达噶厦遵照，迅复勿延，并先电复为要”。[38]这时，英国政府也突然改变态度，支持修筑中印公路，并开始维护滇缅公路的畅通。同年2月，蒋介石访问印度，再次策划修筑中印公路。3月，英国驻锡金的政治专员诺布顿珠奉命前往拉萨，劝说西藏地方政府同意修筑中印公路，“如果西藏在英国和中国最需要帮助的时候自愿伸出援助之手，那么西藏就能够很好地保住她自己将来的利益”。[39]然而，西藏地方政府态度游离，既想向英国政府表示友好，又害怕公路的修筑不利于其将来在中央与西藏地方关系中现有地位的维持，但又不敢明确拒绝。因而，提出要将此事交予官员大会讨论，而官员大会讨论的结果则是“神意反对测修”。这样，西藏地方再次拒绝了途经西藏的中印公路的修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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