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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内部对于卡罗的建议，意见并不一致。连沃顿对于该建议的实施也存有顾虑。他于1936年7月16日写信给卡罗，通知他，印度大臣已经决定在《艾奇逊条约集》中公布麦克马洪和伦钦谢扎的换文等几份文件。但是，他指出：（1）印度部不清楚印度政府是否有重印该条约第14卷的计划？如果按正常程序等到下次重印该条约集时再公布这些协议，是否可行？不过无论如何，印度测绘局的地图可立即绘明这条边界。（2）公开发表这些协议时，最好避免不必要的宣扬，不要引起报刊或新闻界的注意。（3）“英藏全权代表”1914年7月3日承认《西姆拉条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声明，应以不发表原文为宜，可改用注释的方式说明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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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当然无法等到《艾奇逊条约集》下次再版时再将西姆拉会议文件插入该条约集，因为那要等到15～20年以后。所以，英印政府外务部长梅特卡尔夫（Sir Aubrey Metcalfe）立即回复沃顿，同意其信函所提第2、3项建议，并称已采取步骤改绘地图上的这条边界。至于在该条约集插入西姆拉会议文件的时间，梅特卡尔夫表示要“尽可能快地单独出版第14卷的修改版”。[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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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把《西姆拉条约》看成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文件，因此，该条约集没有收入任何东西。由于卡罗的强烈要求，更由于英国外交部的默认，印度大臣泽特兰侯爵（the Marquessof Zetland）同意将麦克马洪和伦钦谢扎的往来照会（但未附地图）、1914年贸易章程和1914年7月版的《西姆拉条约》予以发表，但英藏代表1914年7月3日联合声明除外。[107]这些文件本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单独发表，但卡罗所要做的是，设法将这些文件加入现存的《艾奇逊条约集》1929年版本，用印有1929年出版日期的新版第14卷去替代原版第14卷。新版第14卷在印度印刷并于1938年8月运往英国。同年10月底，新版第14卷被分发出去，其中有62册被发往伦敦。除了外交部（Foreign Office）7本外，英国政府的各版本图书馆（Copyright Libraries）、海军部（the Admiralty）、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帝国国防学院（the Imperial Defence College）、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东印度联合俱乐部（The East India United Services Club）、国会上下两院图书馆（the Libraries of the House of Lords and House of Commons）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等许多机构都收到了《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第14卷。其余新版第14卷都存放在印度部（India Office），没有一本新版第14卷被送往联合王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收藏的都是1929年印刷的原版第14卷的真正原因。[108]仅仅从前后相差7年，但从标注为1929年两个不同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14卷本身来看，英印政府染指中国领土的手段之卑劣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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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要求，所有的原版第14卷均应送回伦敦销毁。印度部在1938年10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辩解说，“出版这个新版本的理由是，我们想要不引人注目地公布（从未得到中国批准的）1914年条约”。[109]这完全是一种搪塞，以图掩盖英国政府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英国政府这一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法运用得相当成功，至少在1963年以前，逃避了公众的注意。直到1962年中印关系出现极大危机时，印度政府凭借赝本《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坚持麦克马洪线的原则。英国政府的这一骗局在1963年初被一位英国学者揭穿。最先发现卡罗这一伎俩的是英国外交家约翰·埃迪斯（Sir John Addis），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了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原版14卷，他是第一个揭出内幕的人。他在1963年2月发表了一篇名为《印中边界问题》（The India-China Border Question）的论文，指出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没有记载西姆拉会议的任何文件，另一种却载有《西姆拉条约》和英印与西藏代表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往来函件。埃迪斯当即断定，这些有关《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文件，是在1929年以后加入《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的，其目的是想用新版第14卷来替换那些没有刊登这些文件的原版第14卷。[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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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我们细心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贝尔的狐狸尾巴实际上早就露了出来。他在1946年出版的《达赖喇嘛画像》（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一书中，已经披露了当时同达赖喇嘛谈及印藏东南边界换文的情况：“在上次我会见达赖喇嘛时，我同他讨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条约——西藏条约——中一个主要规定。他说他将向噶厦要来这个条约的原件。他会告诉噶厦是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所以要看一下（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怕引起不必要的好奇）。……达赖喇嘛在看过之后告诉我，他不认为那项规定有何值得担忧之处，不过他准备把那条约原件送来给我看。……几天之后，他的仲译钦波[111]不仅将条约原件送到我处，而且遵照达赖喇嘛命令将之在我处存放几天，让我抄录下来。他还带来了补充那个条约的第二个条约原件……这第二个条约是无人知晓的，所以没有被编入《艾奇逊条约集》……”[112]贝尔在这里，已经透露了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期西藏地方代表与英印私下密谋的结果，即在当时这些密件不能，也不敢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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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贝尔并没有说出全部事实。据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当贝尔于1920年11月访问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落实秘密换文内容时，达赖喇嘛当即要求英方尽快促成中央政府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否则，这个草签的条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以上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敢将西姆拉会议原件拿给贝尔看，“是因为他已将该条约看作是一个无效的条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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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指出，难道一个有效的《西姆拉条约》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吗？印度部的法律顾问在1937年认为，从理论上讲，将《西姆拉条约》同1914年7月3日的《英藏声明》放在一起，这是英方强调西藏噶厦无权同中国人进行双边会谈的基础，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由于《西姆拉条约》并没有能够实施，因而，这种想法是毫无实践价值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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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进一步指出，难道中国人拒绝批准《西姆拉条约》就使得他们丧失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地位吗？印度部在1937年间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似乎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在对“英国政府对中国人在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承诺到什么程度”进行详尽审查后，印度部的律师们只是说：“对该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英俄两国政府在1907年的英俄条约中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一承认由英国政府在1912年8月12日备忘录、1914年《西姆拉条约》以及1921年8月26日备忘录中予以重申。同时，我们总是注意维持我们的政治和商业权利，并且我们把西藏看作一个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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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接受《西姆拉条约》第二款，西藏人显然也承认中国对他们的宗主权。英印方面认为，发表《西姆拉条约》的好处是双重的。首先，古德在1936年至1937年出使拉萨期间，西藏人连《西姆拉条约》的内容都不清楚，更不必说知晓该条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能向他们展示印有原文的早期出版品，并加以适当的翻译，将有助于在得到文件证明的基础上向他们解释清楚。[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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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英国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以后，之所以不敢公开发表会议文件，除了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而导致会议流产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时机并不成熟。如前几章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英国无暇顾及西藏，而一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使之仍然不敢公开这些文件。贝尔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赴拉萨访问，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敦促十三世达赖喇嘛履行《西姆拉条约》。他向许多不知情的噶厦官员透露了麦克马洪和伦钦谢扎之间的秘密换文，并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讨论了这一问题。虽然贝尔担心中国中央政府断然拒绝这个原本无效的条约，但是可以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压。不过，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使得英印当局不得不再次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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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一直醉心于推动英印势力介入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分离中国版图的活动，在其1924年出版的《西藏史》（Tibet Past and Present）[117]一书中故意披露了密约内容。他在该书第一章“边界、面积与人口”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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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与缅甸分界处，初亦不甚明显。再西界线由阿萨密人决定之。直达戴罕或雅鲁藏布江（Dihang or Brahmaputra）自北冲入处。此后大概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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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他的更精妙之处，是在此处做了一条注释：1914年3月24、25日两日，英藏两全权大使划定自伊索拉齐（Isu Razipass）至不丹之界线，绘于地图上，并交换说明为凭。[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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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实际上是将“麦克马洪线”的来由和盘托出，其用心可谓良苦，其目的也昭然若揭，即英国根本无视中国对西藏的主权，出于其侵略和渗透的战略，千方百计要分割西藏的骗子和强盗的行径。此外，贝尔还在该书第15章“西姆拉会议”的文字中详细描述了“麦克马洪线”。该书所附“西藏地图”上，赫然画着的是“红线”（即“麦克马洪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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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一切都是贝尔蓄意策划的。而英印政府之所以在1935年至1936年借“华金栋事件”重新提出所谓“麦克马洪线”，则是因为他们相信，中国在日本侵略的威胁下，无暇顾及西藏。这就是英国政府选择在1938年用伪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更换原版第14卷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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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英印当局对门隅和达旺地区的侵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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门隅（Monyul），全称“白隅吉姆郡”，意为“美丽的处女地”，在西藏自治区错那宗南部，北迄错那泊拉山、东至卡门河、南抵布拉马普特拉河广大地区，包括达旺、德让、江噶尔、森格、达隆、邦迪拉等地，南北约15日马站，东西约3日马站。[119]区内有聂乡河、章马河、章朗河及绒朗河等，均系卡门河支流。河流两岸的河谷和高山上有茂密的原始森林，肥沃的土地。区内湖泊密布，有嘎尔巴桑错、童噶洛错、东米洛错、东米加布错等大小湖泊10余个。门隅以吉木东山为界，分为东西两部分：东门隅包括门尼玛、舒强塔、森格宗、扭马东、章马河流域和绒朗等；西门隅包括塔巴、邦钦、来波等。[12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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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公元7世纪时为吐蕃王朝所辖，13世纪时为元朝所统治，14世纪，西藏帕竹地方政权在错那建宗。17世纪中叶，五世达赖喇嘛统一西藏后，派其弟子梅热·洛珠嘉措活佛和错那宗宗本朗喀珠札在该地区建立政教机构，将全区陆续划分为32个行政区域，称“错”或“定”，并委任了头人管理。如勒布四部、邦钦六部、塔巴八部、门尼玛三部、章朗六部等。在门隅首府达旺，建立了叫作“达旺希哲”[121]的行政管理委员会和“达旺住哲”[122]的更高一级非常设行政会议，达旺寺的僧官代表拉萨行使管辖权，领导全区事务。[123]西藏噶厦对门隅的各级行政机构委派官吏，在全区征收赋税（主要是一年两次的粮食税），并行使司法权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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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地区主要居民为门巴族和少数藏族。门巴族有4万余人，属汉藏语系藏缅语族，通用藏文。居民多信喇嘛教。主要从事农业、牧业和狩猎。门隅地区盛产荞麦、玉蜀黍、稻米、豆类以及部分亚热带作物。区内的达旺寺，为藏传佛教格鲁派三大寺之一的哲蚌寺朗色林札仓的属寺，由梅热活佛修建，共有僧众约500人。达旺寺下属的寺庙还有达隆寺、沙丁寺、多烈寺、江袁尼姑寺、札玛东穷尼姑寺等10余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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达旺（Tawang）旧称塔湾，又称门达旺（Mong Dawang），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西藏东南端，属于错那宗（Tsona Drong，又称崔南、翠南、促那或崔纳）。“门”为区域之意。东南邻近新日宗与德让宗（又称提郎宗），西南与不丹的塔西冈宗（Tashigang Drong）相接。因“德让”与“错那”音近，故有人误以为达旺属于德让宗（Dirang or Dhirang Drong）。[124]达旺地区面积约5180平方千米，以境内的色拉关（Ze Lapass）为界，将其分为两部分。色拉关以北及达旺中部一带地区，由错那宗宗本管辖；色拉关以南地区，主要属达旺寺及朗色林札仓，由哲蚌寺系统委派官员管理村庄、征收税赋。[1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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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地区距拉萨10日路程，四面高山环绕，物产富饶，产米、木材极其丰富，为西藏唯一的茶叶产地。其居民语言、风俗，亦与藏人微有不同。据传，该地原属不丹，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不丹国王兴兵侵入西藏，结果大败，遂割让达旺地区给西藏。[126]该地在政治与宗教上，俱受西藏管辖。西藏当局经常派军队在此驻守。由于达旺地区海拔相对较低（2591米），所以成为错那宗两个西藏宗本的避寒寓所。此外，西藏的许多高僧均为门隅人：如六世达赖喇嘛仓央嘉措是出生于门隅夏日错的乌金林；十三世达赖喇嘛的伦钦雪康·顿珠彭措为门隅贡日部落的麻芒那卡，这更说明门隅及达旺地区归属西藏当无疑问。“查门达旺，又名孟大湾，在西藏南部羊卓雍湖之南，不丹边界之北，距江孜约7站，其地有河，河之南为不丹境，河之北为西藏境。故门达旺乃我领土，毫无疑问。”[12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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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点，连早期的英国殖民主义者也难以否定。彭贝顿（Pemberton）在1839年的一份报告中第一次提到达旺，他说“达旺酋长（Towang Raja）是一位直接依赖于拉萨的土司”，达旺“是隶属于拉萨的一个地区，是西藏领土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128]阿什利·艾登（Ashley Eden）把达旺土司描写为“隶属于拉萨的喇嘛……其专门职责是防止西藏东部遭受不丹通索本罗（Tongso Penlow）的袭击”。[129]就连古德在1936年11月15日自拉萨致印度政府的一封信中，也承认在1914年以前达旺是隶属于西藏管辖的。[1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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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档案记载：英国于1910年吞并不丹后，旋即向西藏租借门达旺的阿木巴达勒村，每年交付藏方租金500卢比（一说2000卢比），该村由印度阿萨姆邦管辖，每年藏历十一月交付租金，由错那宗派员经收。[131]所谓的租金，实际上是一种叫作“颇萨”（posa）的税，英印政府从1853年来，一直向达旺当局交纳。起因是居住在门隅地区的门巴人，每年冬春季在喜马拉雅山麓或平原生活，夏秋季节却习惯性地进入北部喜马拉雅山区打猎。而阿萨姆北部的阿洪人，常常趁机北上，耕种门巴人的过冬地，从而遭到门巴人的报复。为了避免纠纷，阿洪人每年向该地原住民——门巴人交纳一定的实物或货币作为地租、赋税，又称“平安费”，当地人称为“颇萨”，由山区居民向边区种地人直接征收。英国侵占阿萨姆后，沿袭了这种租税方式，但改由英国殖民当局直接付给山区居民。[132]英国在1844年，从西藏手中取得了门隅最南端乌达古里（Udalguri）的租用权，条件是每年付给门巴人5000卢比。此款每年在乌达古里（又叫吉惹巴惹）交付给喀拉塘宗本。该笔“颇萨”中，有1122卢比送往拉萨，其中600卢比交给哲蚌寺，522卢比交付西藏噶厦；其余3878卢比交由错那宗宗本和达旺寺，由达旺拉捏（即西藏地方政府驻达旺寺的五品僧官）、达旺寺和各地方头人分得。[133]另据蒙藏委员会所编《门达旺概况》记载：“不丹的塔西冈宗亦在此驻兵200余名，由塔西冈宗本兼任军职，并经常随意率兵深入达旺巡行，不受阻拦。”[1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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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如此，英国方面承认，英印政府直到1923年还相信，“无论1914年是如何决定的，整个达旺地区还是在西藏的控制下”。[135]到1935年，这种情况变得更加明显，英国方面认为，由于中国拒绝承认《西姆拉条约》，中国和西藏随时可能会对“麦克马洪线”北部的阿萨姆——喜马拉雅山脉提出具体和公开的领土要求。因为，自一战结束后，中国政府一直努力在该地区进行渗透，而英印边界的管理者却忽视了这一事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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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中国绘制的地图，对英国在门隅及达旺地区的地位构成了挑战。于是，英印政府从1934年起便加强了以考察为名的测绘地形工作。早在1934年7月，英印官员谢里夫（George Sherriff）和卢德洛（Frank Ludlow）就以帮助大英博物馆搜集植物标本为借口，从不丹进入西藏门达旺地区，并沿着“麦克马洪线”进行考察。兰姆指出，在他们这种以寻找开花植物为借口的旅行背后，“还存在一种政治动机”。[136]华金栋1935年5月闯入达旺地区考察的事件，后来直接导致英印政府公开提出所谓“麦克马洪线”问题。据兰姆的研究，华金栋在达旺和西藏其他地区考察期间，一直同驻守巴里巴拉（Balipara）边境地区政务官莱福德上尉（Captain G.S.Lightfoot）保持联系。华金栋从达旺一直“考察”到察隅，完成了对“麦克马洪线”从藏边一端到另一端的调查，但这并不是大英博物馆交给他的任务。这就意味着，华金栋的使命实际上是按阿萨姆政府授意进行的。[137]1936年4月，莱福德上尉前往达旺边境地区访问，调查该地区的政治状况。他通过考察认识到，达旺边境地区的人民认为自己是西藏臣民，该地区处于噶厦和哲蚌寺的直接管辖下，西藏当局在该地区的管理，至少延伸到邦迪拉（Bomdi La）。他的结论是，如果英印能够有效占领达旺地区，那么中国对于该地区的侵略就有可能得到制止。[138]同年，卢德洛和谢里夫再次前往藏东南边境地区进行考察，涉足了门达旺和珞隅地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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