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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百年史研究 第四节 英印政府对藏东南地区的领土扩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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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边界争端再起与伪版《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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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于中国政府代表退出西姆拉会议，并拒绝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1914年的协定因此被英印政府逐渐淡出。随着时间的推移，麦克马洪精心设计的边界骗局逐渐破产。英印政府的官员换了一批又一批，到1935年，连与此事最直接相关的两名英印政府高级官员——锡金政务官和阿萨姆总督都不知道有“麦克马洪线”这样一条边界线的存在。[92]这是事实，但这一事实的存在，并不代表英印政府中的一些“西藏通”，如麦克马洪、贝尔之流就心甘情愿地认输，他们实际上在等待时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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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5年发生的华金栋事件，使得英印政府有机会重新挑起印藏边界争端。华金栋（F.Kingdon Ward）曾任英国剑桥大学自然历史学教授，是英国植物学家和探险家，同时也是一个殖民扩张主义者。他同英印政府官员关系密切，其中一些官员是他的学生。从1909年开始，他就在中国西部新疆和西藏交界地区进行所谓考察，后来，又转到中缅边境，以采集花卉标本为名从事边界探测等工作。20世纪20年代，他又来到印藏东南边境，如察隅、波密、工布、珞隅、门隅、不丹等地区，继续以采集标本为名进行考察和勘探。1935年4月下旬，他不顾西藏当局的禁令，擅自从印度巴里巴拉（Balipara）进入门隅北上，经过达布，顺雅鲁藏布江东下，一直到达工布和波密，10月底才回到印度。[93]西藏地方政府就华金栋擅入藏境之事，向正在拉萨访问的锡金政务官威廉逊提出抗议，指责英国人侵犯了西藏边境。甚至连威廉逊本人也认为，“在阿萨姆地段，国际边界是沿着山麓而行，和阿萨姆省的行政区边界相一致”。[94]英印政府外务和政治部副部长卡罗（Olaf Caroe）在调查华金栋事件时，发现了西姆拉会议文件以及麦克马洪与伦钦谢扎之间的秘密换文，并察觉阿萨姆政府和锡金政务官“对于边界的位置一无所知”。于是，他急忙致电拉萨，告诉威廉逊：“不丹东面的印藏边界以喜马拉雅山山顶为界，这是根据《西姆拉条约》所附地图上的红线所划定，并由西藏政府依照1914年条约第9款所接受的。”他指示威廉逊，无论如何“都不应当在1914年所议订的这条国际边界有效性问题上向西藏政府作任何让步”。[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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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威廉逊很快因病在拉萨逝世，其助手江孜商务委员贝蒂上尉（Captain R.K.M.Battye）当时亦在拉萨，奉命责问噶厦：西藏官员为什么还留在达旺？华金栋是否越过了重新划定的边界而进入了西藏领土？但西藏当局断定华金栋“越过了红线，甚至到了工布、波密和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波隅（Poyul）。他们坚持认为红线并未变更……华金栋已被送回印度，西藏政府愿将这一事件看成是最后一次事件”。[96]不过，贝蒂转来的英印政府关于红线[97]的照会，确实让西藏摄政和地方当局感到震惊，因为，按照西藏传统的政治观念，西藏地方的统治当局绝不可能将其领土的任何一部分割让出去；摄政必须有责任维护已故达赖喇嘛所遗留下来的西藏领土的完整，直至新转世的达赖喇嘛执掌政权为止。而且，不仅达旺境内的达旺寺与拉萨最大最有势力的哲蚌寺保持着密切的关系；在过去的21年中，英国人在该地区的无所作为即是西藏对达旺行使管辖权的最好证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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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藏地方政府也意识到不接受“麦克马洪线”将会带来的危险：其一，这将意味着西藏拒绝接受《西姆拉条约》，从而使西藏在中英藏三角关系中处于不利境地；其二，这将可能导致英国政府抛弃西藏，让西藏单独与中央政府抗衡，甚至可能使得英国人在班禅返回西藏的问题上同国民政府保持一致。因此，西藏当局一方面向贝蒂表明坚持“麦克马洪线”，另一方面又继续加强对达旺地区的行政管辖权。[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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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6年9月，阿萨姆邦政府表示，希望通过“实地巡察或征收赋税的方式，强调英印在达旺地区的利益”。阿萨姆总督芮德（Sir R.Reid）指出：“仅凭印度测绘局重新绘制的地图上所标出的麦克马洪线，尚不足以纠正自1914年以来所形成的错觉和造成的不良影响。西藏在达旺及达旺北部地区继续行使管辖权，可能会使中国……或其他列强将来声言对西藏有统治权，或声称对依据1914年条约归入印度的那部分领土拥有根据传统而获得的权利。”[9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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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认为，英印政府的这些担心和疑虑不是没有道理的。在中国治理西藏的1909年至1911年期间（即川军入藏时期），清军派遣一支军队驻防于日玛（Rima，即下察隅）附近，并把界碑移到了瓦弄；1911年，他们又派官员接受了东北边境特区南部密什米（Mishmi）部落酋长的归附。[100]尽管清王朝的覆灭，结束了这种威胁，但假若国民中央政府再度获得对西藏的控制权，他们将会尽力控制这些地区和不丹等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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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又认为，至少到1928年，英印政府和印度部显然似乎已经忘记了有一条新的印藏边界（“麦克马洪线”）的存在。一方面，是由于哈定总督在1914年拒绝承认麦克马洪同西藏秘密交涉所产生的结果，认为那只代表麦克马洪个人的观点，从而，麦克马洪线没有在任何官方出版的地图上出现。另一方面，由于了解西姆拉会议期间英藏秘密交涉的人很少，绝大多数的人根本不知道有这样一条边界的存在，更不要说知道“麦克马洪线”的走向了。此外，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对于此事根本没有提及，中国政府也从来没有被正式告知此事。[101]这一切都使英印政府处于不利的境地。中国官方对于附在《西姆拉条约》中的印藏边界线已有耳闻，一位中国外交官在1935年发现，英国出版的大部分地图，无论是官方的或非官方的，均按照传统的习惯线，将印藏边界的走向划在喜马拉雅山山麓，同中国出版的地图无异。中国方面遂将这些地图作为反驳英国说法的证据。[102]与此同时，中国国内出版的许多地图为这条边界线的争论做出了逻辑上的结论。中国认为，西藏包括整个达旺地区，南至布拉马普特拉河谷边缘地带，其东部是中国的西康省。其中具有代表性的是《申报》于1934年出版的中国地图。[10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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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在绘制地图上的这一动向引起了卡罗的警觉，他对于中国通过地图来宣示领土主权的方式十分敏感。他认为，一旦这些中国地图获得了一种官方的地位，对于英国将十分不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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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普塔（K.Gupta）、兰姆和戈尔斯坦等均认为华金栋事件是一个巧合，认为，恰恰是这一偶然事件促使印度政府外务和政治部去调查华金栋是否确实越过了印藏边界，从而使英印政府“意外”发现了“麦克马洪线”。难道卡罗原先真的不知道“麦克马洪线”的存在？笔者不以为然。实际上，卡罗所做的一切，其目的，都是为了寻找时机让《西姆拉条约》合法化，让英藏关于边界的秘密换文公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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卡罗在写给印度部官员沃顿（J.C.E.Walton）的信中表示：“（英印）政府中能够知道印度东北国际边境的官员，无论如何只是极少数。据我看，如果再迟迟不公布我们同西藏的协议，的确存在发生这类重大事件危险的可能。在西藏问题上，我们似乎确实面临一个新的危机。……印度政府认为，在它公开的档案中，如能掺入几份诸如1914年条约、亨利·麦克马洪爵士与西藏政府关于边界的换文以及通商章程等文件，将会是有利的。”他进而强调：“像《艾奇逊条约集》这样的出版物里竟然没有登载这些协定，这种情况一旦为中国政府得知，势必会成为用来支撑他们那种印藏间不存在经过批准的协定论点的依据”。因此，他建议印度部修改《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除了将1914年英藏条约正本连同根据该约所定的边界换文和贸易章程一并插入《艾奇逊条约集》外，我们还应立即采取措施，在印度测绘局出版的地图上绘出这条边界线”。[1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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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国政府内部对于卡罗的建议，意见并不一致。连沃顿对于该建议的实施也存有顾虑。他于1936年7月16日写信给卡罗，通知他，印度大臣已经决定在《艾奇逊条约集》中公布麦克马洪和伦钦谢扎的换文等几份文件。但是，他指出：（1）印度部不清楚印度政府是否有重印该条约第14卷的计划？如果按正常程序等到下次重印该条约集时再公布这些协议，是否可行？不过无论如何，印度测绘局的地图可立即绘明这条边界。（2）公开发表这些协议时，最好避免不必要的宣扬，不要引起报刊或新闻界的注意。（3）“英藏全权代表”1914年7月3日承认《西姆拉条约》对双方具有约束力的声明，应以不发表原文为宜，可改用注释的方式说明之。[10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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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印政府当然无法等到《艾奇逊条约集》下次再版时再将西姆拉会议文件插入该条约集，因为那要等到15～20年以后。所以，英印政府外务部长梅特卡尔夫（Sir Aubrey Metcalfe）立即回复沃顿，同意其信函所提第2、3项建议，并称已采取步骤改绘地图上的这条边界。至于在该条约集插入西姆拉会议文件的时间，梅特卡尔夫表示要“尽可能快地单独出版第14卷的修改版”。[10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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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前所述，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把《西姆拉条约》看成是没有产生任何效果的文件，因此，该条约集没有收入任何东西。由于卡罗的强烈要求，更由于英国外交部的默认，印度大臣泽特兰侯爵（the Marquessof Zetland）同意将麦克马洪和伦钦谢扎的往来照会（但未附地图）、1914年贸易章程和1914年7月版的《西姆拉条约》予以发表，但英藏代表1914年7月3日联合声明除外。[107]这些文件本来可以通过其他途径单独发表，但卡罗所要做的是，设法将这些文件加入现存的《艾奇逊条约集》1929年版本，用印有1929年出版日期的新版第14卷去替代原版第14卷。新版第14卷在印度印刷并于1938年8月运往英国。同年10月底，新版第14卷被分发出去，其中有62册被发往伦敦。除了外交部（Foreign Office）7本外，英国政府的各版本图书馆（Copyright Libraries）、海军部（the Admiralty）、殖民地部（Colonial Office）、帝国国防学院（the Imperial Defence College）、皇家亚洲学会（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东印度联合俱乐部（The East India United Services Club）、国会上下两院图书馆（the Libraries of the House of Lords and House of Commons）以及伦敦经济学院图书馆（the Library of the London School of Economics）等许多机构都收到了《艾奇逊条约集》的新版第14卷。其余新版第14卷都存放在印度部（India Office），没有一本新版第14卷被送往联合王国以外的国家和地区。这就是为什么美国以及其他国家和地区的图书馆收藏的都是1929年印刷的原版第14卷的真正原因。[108]仅仅从前后相差7年，但从标注为1929年两个不同版本的《艾奇逊条约集》14卷本身来看，英印政府染指中国领土的手段之卑劣可见一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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印度部要求，所有的原版第14卷均应送回伦敦销毁。印度部在1938年10月22日的一份备忘录中辩解说，“出版这个新版本的理由是，我们想要不引人注目地公布（从未得到中国批准的）1914年条约”。[109]这完全是一种搪塞，以图掩盖英国政府不可告人的目的。不过，英国政府这一瞒天过海、偷梁换柱的手法运用得相当成功，至少在1963年以前，逃避了公众的注意。直到1962年中印关系出现极大危机时，印度政府凭借赝本《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坚持麦克马洪线的原则。英国政府的这一骗局在1963年初被一位英国学者揭穿。最先发现卡罗这一伎俩的是英国外交家约翰·埃迪斯（Sir John Addis），他在哈佛大学图书馆发现了1929年出版的《艾奇逊条约集》原版14卷，他是第一个揭出内幕的人。他在1963年2月发表了一篇名为《印中边界问题》（The India-China Border Question）的论文，指出1929年版的《艾奇逊条约集》有两种不同的版本，一种没有记载西姆拉会议的任何文件，另一种却载有《西姆拉条约》和英印与西藏代表关于“麦克马洪线”的往来函件。埃迪斯当即断定，这些有关《西姆拉条约》和“麦克马洪线”的文件，是在1929年以后加入《艾奇逊条约集》第14卷中的，其目的是想用新版第14卷来替换那些没有刊登这些文件的原版第14卷。[1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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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假如我们细心考察的话，就会发现贝尔的狐狸尾巴实际上早就露了出来。他在1946年出版的《达赖喇嘛画像》（Portrait of the Dalai Lama）一书中，已经披露了当时同达赖喇嘛谈及印藏东南边界换文的情况：“在上次我会见达赖喇嘛时，我同他讨论了一个极其重要的条约——西藏条约——中一个主要规定。他说他将向噶厦要来这个条约的原件。他会告诉噶厦是因为如此这般的理由，所以要看一下（不是真正的理由，因为怕引起不必要的好奇）。……达赖喇嘛在看过之后告诉我，他不认为那项规定有何值得担忧之处，不过他准备把那条约原件送来给我看。……几天之后，他的仲译钦波[111]不仅将条约原件送到我处，而且遵照达赖喇嘛命令将之在我处存放几天，让我抄录下来。他还带来了补充那个条约的第二个条约原件……这第二个条约是无人知晓的，所以没有被编入《艾奇逊条约集》……”[112]贝尔在这里，已经透露了1914年西姆拉会议时期西藏地方代表与英印私下密谋的结果，即在当时这些密件不能，也不敢公之于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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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贝尔并没有说出全部事实。据拉鲁·次旺多吉回忆，当贝尔于1920年11月访问拉萨，向十三世达赖喇嘛提出落实秘密换文内容时，达赖喇嘛当即要求英方尽快促成中央政府在《西姆拉条约》上签字，否则，这个草签的条约是没有法律效力的。以上可见，十三世达赖喇嘛之所以敢将西姆拉会议原件拿给贝尔看，“是因为他已将该条约看作是一个无效的条约”。[11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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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指出，难道一个有效的《西姆拉条约》有任何特别的意义吗？印度部的法律顾问在1937年认为，从理论上讲，将《西姆拉条约》同1914年7月3日的《英藏声明》放在一起，这是英方强调西藏噶厦无权同中国人进行双边会谈的基础，这种说法，可能有一定的道理。不过，由于《西姆拉条约》并没有能够实施，因而，这种想法是毫无实践价值的。[11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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兰姆进一步指出，难道中国人拒绝批准《西姆拉条约》就使得他们丧失了对西藏的“宗主权”地位吗？印度部在1937年间非常详细地讨论了这个问题，他们的结论似乎是肯定的。他们认为，在对“英国政府对中国人在西藏的宗主权的承认承诺到什么程度”进行详尽审查后，印度部的律师们只是说：“对该问题的答案无疑是承认这样一个事实，英俄两国政府在1907年的英俄条约中承认了中国对西藏的宗主权。这一承认由英国政府在1912年8月12日备忘录、1914年《西姆拉条约》以及1921年8月26日备忘录中予以重申。同时，我们总是注意维持我们的政治和商业权利，并且我们把西藏看作一个在中国宗主权之下的自治邦。”[11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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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通过接受《西姆拉条约》第二款，西藏人显然也承认中国对他们的宗主权。英印方面认为，发表《西姆拉条约》的好处是双重的。首先，古德在1936年至1937年出使拉萨期间，西藏人连《西姆拉条约》的内容都不清楚，更不必说知晓该条约对他们意味着什么。如果能向他们展示印有原文的早期出版品，并加以适当的翻译，将有助于在得到文件证明的基础上向他们解释清楚。[1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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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际上，英国政府在西姆拉会议以后，之所以不敢公开发表会议文件，除了中国政府拒绝签字而导致会议流产的原因外，另一个原因就是时机并不成熟。如前几章所述，第一次世界大战迫使英国无暇顾及西藏，而一战结束后，中国国内激烈的民族主义运动，使之仍然不敢公开这些文件。贝尔1920年11月至1921年2月赴拉萨访问，其目的之一，就是试图敦促十三世达赖喇嘛履行《西姆拉条约》。他向许多不知情的噶厦官员透露了麦克马洪和伦钦谢扎之间的秘密换文，并同十三世达赖喇嘛讨论了这一问题。虽然贝尔担心中国中央政府断然拒绝这个原本无效的条约，但是可以以此向中央政府施压。不过，华盛顿会议的召开，使得英印当局不得不再次偃旗息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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贝尔一直醉心于推动英印势力介入西藏地方政府，进行分离中国版图的活动，在其1924年出版的《西藏史》（Tibet Past and Present）[117]一书中故意披露了密约内容。他在该书第一章“边界、面积与人口”中写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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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南与缅甸分界处，初亦不甚明显。再西界线由阿萨密人决定之。直达戴罕或雅鲁藏布江（Dihang or Brahmaputra）自北冲入处。此后大概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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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概以喜马拉雅山脉为界”，这就是所谓的“麦克马洪线”！他的更精妙之处，是在此处做了一条注释：1914年3月24、25日两日，英藏两全权大使划定自伊索拉齐（Isu Razipass）至不丹之界线，绘于地图上，并交换说明为凭。[11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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